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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竞红:中国民族问题提出的历史轨迹

更新时间:2014-05-09 22:40:25
作者: 周竞红  
由此,包含历史上“五方之民”后裔的“中华民族”这个与主权中国概念相符合的民族概念在国家层面上替代了那个被孙中山认为是代表了旧官僚和旧势力的“五族共和”。蒙、回、藏、苗等民族的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层也逐步接受了民族观念的影响,将自身所在族类群体视为民族单元,并在接受列宁主义理论影响进程中,在中国社会整体现代性转变中,谋求在“中华民族”架构内的平等权益。

   民国政府的溃败,不仅仅表明其国家政治治理的失败,也源于其无法满足主权中国社会的基本需求。谁能够代表主权中国建构的主导力量和发展方向,这是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的关键问题,这一选择未能形成协商机制,也未形成投票机制,行动者之间选择的是血与火的洗礼———残酷的国内战争。执政的国民党政府背弃“三民主义”基本精神,拒绝中国共产党的联合建国主张。中国共产党在战争的洗礼中因主义先进获胜,当时,苏式社会主义风头正劲,并通过共产国际活动直接影响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寻求解放的人们。中国共产党人最终获得人民支持,成功获得执政权,推动主权现代中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在这一进程中,民族问题仍然沿着国际国内两个层面演化,国际层面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国际地位的争取和国家统一目标的实现,国内层面便是族裔民族关系在平等、团结、互助中的发展和建构。这并不是一条平坦之路,其间充满探索的艰难曲折,甚至存在一些错误行动。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内民族问题的探索,以红军长征为转折点,逐步形成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思想理论,那是一套在考虑到各族人民历史联系和民族解放要求基础上的思想和方法。长征是促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中国国内民族问题的重要契机,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党人接受了来自共产国际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在民族自决自治原则下进行了民族地区基层政治建构实践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此后这些经验在延安得到进一步系统化和完善。

   1945年以后,内蒙古民族自治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得以实践的重要历史契机。当时,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行动者提出内外蒙古合并和内蒙古独立等不同主张。东西蒙古各有不同的核心和领导者,形成了以德王府、王爷庙、呼伦贝尔三个自治运动中心,这些目的各异的运动,表明蒙古民族不仅处在分裂状态,缺乏凝聚力量,同时还受到传统社会、国际关系等各种政治力量的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一系列的谈判、协商和细致的思想工作,促使东、西蒙古自治统一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积极培养民族干部,建立人民武装,并依托东北解放区,执行有利于民族平等的社会政策。这些工作促进了民族间的团结,对蒙古民族内部团结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解决民族问题积累了重要的经验。

   1949 年6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人最终选择建立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历史上曾经设想和主张的联邦制国家。在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不到全国人口百分之十的条件下,特别是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与汉族都是处在杂居的条件下,只有建立统一的民主国家,通过实行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民族区域自治,充分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益才真正符合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7]

    

   三、面对民族问题: 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与基本制度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民族问题仍然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表现出来。一方面是以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苏式社会主义为范例,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谋求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8]从国家层面而言,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统一问题仍然是中华民族现代化中面对的问题,不论是冷战格局中苏联的霸权主义,还是全球化时代美国日本等对中国的扼制战略,都对中华民族所追求的独立自主性形成实际挑战。在“民族国家”理论中,中国将一个散漫、贫困和落后的国家整合为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被视为世界的一个异类。总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国家层面的民族问题需要解决统一、发展与世界良性互动等具体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行,消除了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制度,国内民族问题表现为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和共同发展繁荣。民族团结、互助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在全国的推行,对建构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产生了重要作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58年,成立4个自治区,28 个自治州,53 个自治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也已于1956年成立,大多数聚居的少数民族,都建立了与其人口和居住地区相适应的自治地方。民族区域自治实践获得初步成果。[9]经历了20 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和随后的“文化大革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运行和完善缺少了平稳的国内政治环境,以至于到20 世纪70年代导致社会实践和法律层面的大倒退。197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删除了与民族区域自治相关的一些重要内容,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空洞化,这一状况直到1982年才得到彻底的纠正。1982 年的《宪法》重新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在中国民族问题上的制度性地位,总结了30多年民族区域自治实践的经验,结合中国社会新的变化,丰富和发展了民族区域自治的相关规定,以切实保障各民族平等权益;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副主任,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公民担任,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中,除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代表外,其他居住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族也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等内容;规定了上级国家机关的责任、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相关内容;重申了民族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1955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就着手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终因执政党内部的“左”的错误而被搁置。1980年,这项法律草拟工作再次提上全国人大立法日程,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乌兰夫主持民族区域自治法起草领导小组工作,历经三年多的草拟和征求各方意见等过程,终于在1984年5 月31 日经过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5月3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公布,并从1984 年10 月1日起施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颁布不仅标志着中国社会管理法制化进程的发展,也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化和制度化水平的提高。199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这是中央政府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个实际举措。2001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0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正案的决定》,并于同日公布实行。2005 年5月,国务院第89次常务会议通过《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则是中央政府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的重大举措,是依法颁布的与《民族区域自治法》配套的法规性文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以民族区域自治为核心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日益制度化和体系化,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理论创新和制度完善的重要成果。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在民族自治地方,这项制度的执行还有许多工作未开展,影响了制度活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仍然是解决民族问题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增强三个自信的核心工作。

   总之,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问题,执政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在道路选择、理论探索和制度建设方面不断获得自信,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经曲折所获得的最为重要的成果。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的社会可以在一些更为具体的领域,在发展的进程中,解决更多具体问题,但还不可能彻底消除和解决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在这个时代仍然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之一。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如何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活力,是实践问题,也是理论问题。目前,中国社会经济繁荣和发展彰显了中华民族在现代化道路上获得的成就,中华民族将在谋求复兴进程中,推进国际社会和平发展,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就国内层面而言,各民族发展繁荣问题是国内现阶段面临的基本问题,中央政府、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和各族人民均应珍视制度完善这一路径,将各民族权益保障置于制度保障之下,这是保障社会长治久安的最根本路径。在资本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包围中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充满了潜在和显在的各类斗争,依据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趋势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判断,民族问题依然具有长期性、复杂性。中国不仅要清醒地认识世界,也须在世界中认识自己,在变动的国际国内局势中把握民族问题,才能真正领会中国共产党人要在“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基础上,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戍国点校. 周礼·仪礼·礼记[M]. 长沙: 岳麓书社,2006,284.

   〔2 〕群盦. 论中国民族不宜于竞争之由[J]. 选报,1903 ( 42) : 17 - 29; 论中国专制长久之原因[J]. 选报,1902( 37): 1—6.

   〔3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S]. 临时公报( 1) ,47,阳历三月十五日即壬子正月二十七日.

   〔4 〕孙中山全集( 第5 卷) [C]. 北京: 中华书局,1985,473—474.

   〔5〕[美] 柯博文( 马俊亚译) . 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立中的日本因素( 1931 - 1937)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402—405.

   〔6 〕黄兴涛,王峰. 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之历史考察[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 ( 3) .

   〔7 〕邓力群等. 当代中国的统一战线[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42—54.

   〔8 〕共产党宣言[A].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 卷)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52.

   〔9 〕邓力群等. 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 上) [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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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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