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俄国转轨的一面镜子
列宁曾说，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其实我们可以说，索尔仁尼琴更是俄国近代以来转轨进程（包括革命与改革）的一面镜子。近期的乌克兰事件使世人再次聚焦俄罗斯，不少人惊呼：普京就是斯托雷平再世。而普京之前的俄罗斯经历过一场不成功的“维特式改革”。如果“维特式改革”是不成功的，“再世的斯托雷平”又会将俄国引向何方？
人们不由得想起了索尔仁尼琴。他不仅在风烛残年和普京互相“歌功颂德”，被视为这位“永远的反对派”毕生惟一一次“保皇”之举，而且早在半个世纪前，他在那部毕生最为用力、规模也最为浩大的作品（可能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篇幅最大的个人作品）《红轮》中，就对斯托雷平和维特这两位俄国历史上人称的“双子座”改革家做了褒贬极为鲜明的详细评价。
《红轮》形式上是一部纪年体的“历史全景”素描式作品，以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国的内外变局为主干，三卷的书名分别为《1914年8月》、《1916年10月》和《1917年3月》。斯托雷平在1911年就已去世，维特虽然活到1915年，但其政治生涯的结束早于斯托雷平6年。但此书仍以倒叙方式对两人，尤其对斯托雷平，作了浓墨重彩的大篇幅描述。显然，在索翁看来，不了解这两人就不可能了解以后的俄国。
斯托雷平与维特都是沙皇肱股、改革名臣，改革目的都是为了延续沙俄统治而又能适应世界潮流。两人的改革有连续性，在社会经济变革的方向上基本一致。虽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见解不同使两人分道扬镳，但后世的论者都看到了这些共性。一般地说，“革命者”对这两个“沙皇走狗”都是否定的，而对“刽子手”斯托雷平的抨击尤其严厉。相反，持沙俄遗民立场的人对这两人都是肯定的，尽管有人偏爱前者，有人偏爱后者，极少有人把他们对立起来。这两种人之间的俄国自由主义者，主流是肯定开启宪政的维特，否定大肆镇压的斯托雷平。比较左的自由主义者对两人都有批评，但批评斯托雷平更多（某种程度上接近“革命者”的观点），比较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对斯托雷平持理解态度，但也不会否定维特（某种程度上接近沙皇遗民）。总而言之，上述各色论者都不会全盘肯定斯托雷平，同时全盘否定维特。
然而，这恰恰就是索尔仁尼琴的态度。
今天看来，索尔仁尼琴对这两人的评价不仅非常“超前”，而且耐人寻味，再次表明索尔仁尼琴绝不仅仅是个文学家，同时也不仅仅是个“持不同政见者”，把他垂暮之年的前述表现看作他的“转向”甚至“悔改”更是浅薄的市井之言。对这两人的评价，证明索尔仁尼琴不愧是当代俄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他的看法一定客观，他的评价一定可取。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不能苟同索翁。
斯托雷平——“俄国改革第一人”？
索尔仁尼琴在《红轮》的第一卷中一改往日的批判一切、骂倒一切的风格，对一个人物大加称颂和褒奖。这个人就是沙俄时期的国务活动家彼·阿·斯托雷平（1862-1911）。斯托雷平被索尔仁尼琴称之为可以“载入俄国历史史册”的、“改变了一亿七千万人民国家历史进程”（第766页）的“改革第一人”。为了还原这位励精图治的改革家的生活细节，索尔仁尼琴与斯托雷平的儿子多次沟通。在他的笔下，斯托雷平几乎堪称完人，似乎作者把能想到一切溢美之词都堆砌在斯托雷平身上。
索尔仁尼琴这样评论他的人品：他是“那样从容不迫，那么公正不阿、不偏不倚、率直坦率”（第678页），他“从不计较微末小节，不是那种图虚荣爱面子的人，他不图私利毫不利己的品格得到人们敬爱与钦佩，他朝气蓬勃意气风发，诲人不倦，他勇敢无畏、岿然不动，他年富力强”，“把他全部坚定的力量都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上”，（第709页）他“是国家中流砥柱，他是俄国的生活重心，没有一个俄国沙皇可以与他相提并论，他是提高人民生产力的热心家，又是锲而不舍的改革家，他是彼得在世，又比彼得高明，因为他改造俄国又不伤及俄国传统文化”。
索尔仁尼琴对斯托雷平盖棺定论是：为了俄国“他毫不犹豫的押上了自己的生命”（第694页），以一人之躯挽救了俄国，“把俄国从崩溃的边缘引向复兴之路”（第691页），“他开拓和创造了俄国历史的全新时代”（第685页）。这样不吝篇幅地对一个历史人物大肆颂扬，是索翁作品里很少见到的。
对于阅读《红轮》的读者来说，最大的困惑在于，索尔仁尼琴为什么会大捧斯托雷平呢？作为俄国知识分子“天然反对派”代表，索尔仁尼琴为什么会对沙俄时代的“铁血宰相”赋予这样深厚的个人感情呢？有人曾用对苏联时代“矫枉过正”的“价值反转”来解释这其中的缘由，认为索尔仁尼琴把“布尔什维克革命”看作“暴政”，而为被这个“暴政”摧毁和否定的前朝人物平反，当然是顺理成章的。
的确，第一卷的构思与写作是在赫鲁晓夫时代，与剧变以后的政治民主多元化时代不同，那时在国内“一元化”的政治高压下，所有人物的评价一律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准绳，沙俄时期的政治人物全都以单一脸谱化的“凶残敌人”的形象来处理，民间的各种改革思想只能在地下暗流涌动。作为被苏联时代彻底否定的沙俄“国粹改革家”——斯托雷平——受到思想敏锐的索尔仁尼琴的关注与重新“正名”，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仅用否定苏联时期的价值评判而坚持反向的立场，并不足以说明全部问题，因为在苏联时期被否定的沙俄政治家、改革家何其多也。与斯托雷平齐名的“双子座”的另一子，谢尔盖·维特，同样在苏联时期被否定，但索尔仁尼琴对他不仅不去“矫枉过正”地大赞，反而沿袭了苏联时期对他的大加鞭挞（当然理由恰恰相反，苏联人骂他维护旧制度，索翁则骂他破坏旧制度），甚至对遭到布尔什维克枪杀而现在俄罗斯人充满同情、已经被东正教封为圣徒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索翁也是时有批评。显然，索尔仁尼琴的褒贬有他的价值理念和逻辑体现，他想表达的并不是简单的否定“红轮”，肯定“白轮”，而是借此表达对沙俄改革进程的历史评判以及他所向往的俄国发展模式。
忽神忽鬼：对斯托雷平的评价大起大落
斯托雷平出生于古老的贵族世家，他的父辈和亲属里有苏沃洛夫和莱蒙托夫等俄国历史名人。他的父亲是沙皇的侍从武官，母亲是哥尔察科夫公爵的女儿。1884年，斯托雷平从彼得堡大学自然科学系毕业以后进入农业部，1899年先后任科文省的县、省首席贵族，此后在政界平步青云。1902年，刚刚40岁的斯托雷平就出任格罗德诺省省长，成为当时俄罗斯最年轻的省长。一年之后，他又出任欧俄大省萨拉托夫的省长。在萨拉托夫，斯托雷平以强硬的治理手段而闻名，曾3次遭遇暗杀。1906年4月，他被沙皇一纸急电召回彼得堡，被委任为内务大臣，当年7月8日又成为内阁总理并兼任内务大臣。在4年时间里，斯托雷平完成了四级跳，从一个不属于首都上流社会的“外省贵族”，成为沙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帝国的第二号人物。
从索尔仁尼琴的叙述中看，斯托雷平不但是俄国变革时代的中流砥柱、为俄国利益鞠躬尽瘁的肱股之臣，而且是被人误解、背负骂名、忍辱负重的改革家、个人道德品德高尚的楷模。在《红轮》第一卷写作与出版的上世纪60-70年代，这个形象与苏联历史教科书中宣扬的斯托雷平有着本质的差别。
在苏联时期，斯托雷平是作为“1905年革命”的镇压者而闻名于世的，连小学生都知道斯托雷平是双手沾满革命鲜血的刽子手、铁血宰相、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所主导的第三届杜马是最右的“反动的黑帮杜马”。当时非常流行的两个术语——“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为绞杀革命者到处树立绞架使用的绞索——“斯托雷平领带”（此名词是立宪民主党人罗季切夫在杜马辩论的时候所创造的，据索尔仁尼琴说，事后罗季切夫后悔不已，恳请斯托雷平原谅他，后来又在杜马讲坛上当众表示收回此话，但是覆水难收，这个名词从此名留青史。第694页）——都曾经是苏联中小学历史考试中最常见的名词解释。那么，这两种形象哪一种是斯托雷平的真实面貌呢？
在俄国历史上，恐怕很少有人像斯托雷平那样被忽神忽鬼地反复大褒大贬的人物了。在苏东剧变以后的历史翻案风中，很多沙俄时期的历史人物有了新的评价，而斯托雷平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位。他的形象发生了根本改变，从镇压革命的“刽子手”一下子变成了家喻户晓的改革明星。仅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转轨时期，以斯托雷平为题目的专著就达上百种之多，大都从正面肯定斯托雷平的功绩。斯托雷平不仅被平反说成是俄国杰出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而且被称为“农民的保护人”。很多人认为，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俄国拖进战争的泥潭，从本质上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斯托雷平的道路本来是能够走通的。若是那样，俄国的历史将会完全改写。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苏联70多年发展道路的否定后，从革命前历史上寻找资源便成为一种客观需要。因此，那些曾经被否定的沙俄时期市场经济改革家自然备受瞩目。而且，叶利钦的转轨战略与20世纪初的发展模式有一定的相似度，诸如苏维埃向议会政治转变的立宪问题、农业土地私有化问题、吸引外资和税收货币改革等等，无一不是当年实践过的问题，以至于有人把叶利钦搞的经济转轨称之为“新的斯托雷平改革”。有好事者曾经把现在俄罗斯杜马与斯托雷平时期的第三届杜马讨论土地问题的议案拿出来比较，惊呼二者不但惊人相似，而且就问题的针对性而言，当代的水平还不如20世纪初。于是人们感叹道，俄国历史为什么就走不出“魔咒的怪圈”？一百年来，从原点出发，又回到了原点。在这种状态下，苏联时期被全盘否定的斯托雷平，重新得到肯定并不出人意料。应该说，“镇压者刽子手”斯托雷平和“改革家”斯托雷平就像是一个钱币的两面，同时存在于真实的斯托雷平身上。只不过不同时期都片面地强调了其中的一面罢了。
叶利钦时代大捧斯托雷平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叶利钦改革政策制定者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把斯托雷平看作俄国经济改革的“先行者”。他们认为，二者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一个是要打破计划经济的大锅饭，走向现代市场经济；一个是要摆脱古老共同体的“村社大锅饭”，走向近代资本主义。但仅仅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肯定斯托雷平并不会导致否定维特，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没有冲突。至于政治方面，叶利钦时代的俄国人多以为俄国已经实现了民主化，肯定斯托雷平是肯定他的私有化经济改革（这一改革在苏联时期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而非肯定他的政治专制。
不过，即便在政治方面，那时的人们不会想到民主化10多年后还会出现普京式的“新的斯托雷平专权”。相对于斯大林体制而言，刚刚走出苏联铁幕的人们觉得斯托雷平时代是温和的，但维特比他更温和更主张宪政也是众所周知。这就是那时褒扬斯托雷平的人通常并不会贬斥维特的原因。不过在经济改革方面，斯托雷平比维特更突出，而且斯托雷平大力推行的土地私有化也更类似于叶利钦时代的国企私有化，所以他的风头盖过了维特。
到了普京时代，对斯托雷平的褒扬更加升温。这时斯托雷平的受捧主要不是因为他搞私有化，而是因为他的“铁血政策”了。普京与斯托雷平都主张强人政治，铁腕治国。因此，在当今俄罗斯，普京有“新的斯托雷平”的名声，而普京对斯托雷平也多有推崇。
索翁心目中的“斯拉夫英雄”和“西化罪人”
索尔仁尼琴在晚年写的《倾塌的俄罗斯》一书中认为，俄国历史上有“三个乱世”：一个是17世纪的“混乱年代”，一个是十月革命后的内战时期，另一个就是苏联剧变后的叶利钦时期。这“三个乱世”之间的联系就是它们都是“西化”的结果。
索尔仁尼琴是一个新斯拉夫主义者，是一个坚定的反西化派人士，是一个把“1917年”与“1991年”都作为“学习西方”的靶子来批判的人，是一个不仅反对“十月革命”，而且连“1905年宪政”和“二月革命”都反感的人。于是，斯托雷平不仅因为其铁腕被严重夸大而需要辩护，甚至不仅因为其经济改革而需要赞扬，而且在文化精神上成为抵制“西化”的英雄。
反之，维特尽管在抵制暴政方面比斯托雷平更清白，在经济改革上也很有成就，但是在索翁眼里，他是“西化”的罪人，而1917年的“西化灾难”似乎他也有责任。
索尔仁尼琴竭力称赞斯托雷平的第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他纠正了“维特新政”中诸多错误。索尔仁尼琴这样评价道：斯托雷平从维特手中接过了“一个漏洞百出的和混乱不堪的国家”，他上任以后力挽狂澜。在索翁看来，由于斯托雷平的前任维特“低三下四模仿西欧”，不顾自身的独特的历史和完全不同的生活理念，制定了一部“西化”色彩浓厚的宪法。“维特宪法”的出台过于仓促，考虑欠周全，它的颁布不但没有平息动乱，“反而引来了十倍的错综紊乱，猛烈冲击和扭转了千年航船的整个历史航线”（第658页），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斯托雷平的第一大功绩，就是把曾经驾驶俄国这艘航船的维特船长偏离的航向矫正过来。
但维特怎么就成了个“西化”人物呢？这要从“1905年革命”谈起。
去年汪介之先生对我在《倒转红轮》一书中批判高尔基不满，写了长文对我严加驳斥。其中就指责我关于别尔嘉耶夫等前立宪民主党人“是1905年革命的参加者”的说法为“杜撰”。汪先生是俄罗斯文学评论和俄国文学史家，对作为文学背景的社会-政治史似乎不太了解。他对“1905年革命”的认识大概是沿袭了斯大林时代的说法。这种说法把“1905-1907年革命”当作无产阶级领导的“第一次民主革命”，以“十二月武装起义”、街垒战、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工人运动、波将金号战舰起义等为主要内容，而“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等自由主义者则是看客，甚至是沙皇的帮凶。如果“1905年革命”就是以上内容，说别尔加耶夫参加了当然是“杜撰”。
我们姑且不论后苏联时代的新认识和苏联以外的看法，仅就“革命”当时及事后论，那时对立各方，包括列宁在内都不是这样说的。例如，列宁当时就说立宪民主党人控制的杜马是“最革命的议会”，俄国出现“世界上最革命的议会和几乎是最反动的专制政府”的对决，而且那时“立宪民主党人既能说服庄稼汉，又能说服小市民”，这是其他各党还做不到的。政府方面的维特也说：“1905年俄国革命最严重之处，当然不在于工厂、铁路这些企业的罢工。”维特回忆录中几乎没有谈与民粹派及社会民主党人的交锋，处处讲的都是杜马“完全倒向左翼”和“在杜马中执牛耳的立宪民主党”；他指责的不肯妥协的“极左分子和一大批革命家”主要也是这些人。
就其主流而言，“1905年革命”是一场自由主义反对派主导的、以民选杜马对政府的抵制和街头抗议为主要形式并伴随农村中“土地骚乱”的社会运动，其诉求是以宪政民主（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取代专制政治，并按杜马的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它的发生有些偶然：1905年1月9日发生“流血星期日”惨案，当时加邦神父带领大批工人高举沙皇像，唱着圣歌进行请愿，要求改善待遇并实行选举。请愿并非左派发动，也不激进，但却惨遭哥萨克士兵开枪镇压（谁下令至今仍是历史之谜）。惨案引发全国抗议浪潮。
面对动荡的政局，沙皇后悔不已。他于当年10月召见了刚从美国签订《日俄和约》回来的政府总理、自由派贵族维特伯爵，希望他能够提供可以挽救俄国的建议。维特指出，只有两种解决办法：镇压和退让，而他本人倾向于实行第二种方案。维特向沙皇陈言，“镇压在理论上是可以采取的，但未必有效，即使有一个敢做敢为的将军愿意去镇压叛乱，那也会血流成河，带来的不过是短暂的喘息”，（第896页）镇压举措将使沙皇彻底丧失“慈父”形象，不如主动限制部分专制权力，引入现代政治的因素，赐予俄国一部宪法，与自由派结成联盟，促使俄国从专制君主制向“杜马君主制”过渡，并在与宪政即代议制改革相配套的情况下，主动实行平稳的经济改革，只有这样才能使俄国摆脱险境。维特提出一个著名公式：“先有公民，才有国家。”
不知妥协的民族搞改革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
沙皇对此犹豫不决，统治集团内部部分开明派认为，维特的方案不妨一试，并认为在兵力不足情况下实行军事独裁，一旦镇压失败会激起更大的反弹。因为1月9日的流血让手上沾血的人心有余悸，害怕被记入“历史黑册”。军方很多人不想再把枪口对准群众了，因此倾向于让维特来收拾残局。迫于形势的压力，沙皇同意发展普选法原则，批准了以“杜马命名的俄国议会”。
1905年10月，维特临危受命出任大臣会议主席，起草关于国家杜马的新法律。这个杜马虽然不像西方议会那样拥有全面的立法权，沙皇也没有成为“虚君”，但是杜马至少有了立法否决权，此后未经国家杜马认可，任何法律不得生效。沙皇仍然可以有所作为，但不再能为所欲为。俄国没有采用欧洲式的君主立宪制，但可以被视为“半宪政”体制，从此俄国开始了司法独立和多党制的发展进程。由维特起草的《10月17日宣言》颁布以后，俄国出现了100多个政党，通过大选，组成了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人占多数的第一届杜马。代议制开始在帝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
面对选举结果，维特主张由自由派和社会各界代表组成联合政府。他向社会各界呼吁，请给他几周缓冲的时间以解决危机。他撤换了半数的大臣和34名省长，取消了戒严和军事状态，从首都撤走了军队和哥萨克，撤销了内务部长特列波夫和一批警察高官的职务，废除了酷刑，免予追究参与运动者的一切罪责等等。
但是，无论他怎样努力，自由派都“不愿见好就收”，不接受维特提出的入阁请求，拒绝妥协，不同意在当局已经启动宪政进程的条件下割掉“革命的尾巴”。左派（革命民粹派与社会主义者）更是不依不饶，对他们来说，革命远比旧制度下的革新更过瘾。《10月17日法令》公布的第二天，托洛茨基领导的彼得堡苏维埃发动了新一轮的罢工和街垒战。这样就使俄国的变革错过了一个上下互动的良好时机。原本就不情愿让出权力的贵族保守派认为，维特的宪政主张不但没有帮助政府平息革命，反而让那些“颠覆者”和“激愤反对派”得寸进尺，他们的“激进性和不驯服性”“进一步敞开了革命的大门”。（第660页）
于是，体制内赞成维特政治改革的力量便开始从原来的立场上向后退，国内的强硬保守派逐渐得势。维特被权贵阶层认为过于同情“左派”和具有“自由化”彩色，成为时局的替罪羊。其实，维特本人也是斯拉夫派的信徒。他事后表白说，他本人“在灵魂深处是君主专制主义者”，当时向俄国引入宪政的因素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并不取决于个人的好恶。当时俄国各种力量的人都承认一点：俄国走上市场经济道路已是大势所趋，国家的变革已迫在眉睫，这是一个“自然的进步运动”（第901页），“若想使它不致引起无政府主义，政府就需要自身勇敢而公开地站在这个运动的前列”（第895页），争取主动权。也就是说，与其让别人推翻沙皇政权来实行革命立宪，不如自己立宪来占领制高点以求延续统治权。
维特事后痛心地说，当时杜马中的反对派和当局中的强硬保守派在政治上都不能冷静思考问题，不懂得妥协和换位思考；他们几乎都不讲分寸，目光短浅，激进得如同凶神附体，根本不考虑现实。反对派荒诞地认为，“10月17日法令”没有达到目的，一切以沙皇名义颁布的法令都是极端保守的。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首领米留科夫不但不合作，反而以最后通牒的口气道：“在你们接受我们的全部纲领以前，我们不会给你们一点支持，也不会给你们一点时间。”就这样丧失了可以达成体制内外妥协的绝好机遇。而在权贵阶层看来，那些在《宣言》公布后浮出地面的反对派阵营像“野兽一样发出狂嗥”的“疯狂行为”将会给俄国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必须坚决镇压。维特说，这些权贵阶层开始形成保守反动的右翼，他们也同革命自由派左翼一样的疯狂，一样的无耻，我尽力了，但是也无能为力了。
在势不两立的左右翼的夹击下，在两侧都是“无底深渊的刀刃上”，让俄国平稳过渡的想法付之东流。“维特政治体制改革”在短短几个月就走到了尽头，曾经一度大有希望的和平改革道路被堵塞。维特事后感慨道，在一个不知妥协的民族里搞改革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剑拔弩张的左右派共同“断送了本来大有希望的改革”。
（文中页码前引文均出自《红轮》，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
来源: 经济观察网2014-0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