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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锴:协同治理体系建构的中国逻辑及其进路

更新时间:2014-05-01 09:36:47
作者: 铁锴  
排斥掌握公共权力者的特权。法治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由、保障人权。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求确立和践行社会主义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构筑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改善和明确政府职责,完善行政法治的程序,创新公共权力监督机制,规制公共权力运行,确保实现司法独立,保障人民主权和公民的各项权利。

   建设社会主义宪政的重点在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现代化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它能够为社会转型和发展提供明确的发展方向、有序的发展空间和规范的行为逻辑。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势必要求体现人民意志的民主制度发挥出治理的更大效能。顺应时代的发展,政府势必在行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重要领域进行突破性的改革。但最为重要的,作为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如何在巩固的基础上来健全和完善则是必须要直面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10]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的方向和目标。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必须通过顶层设计和实践创新相结合,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法治化的途径来加以推进和保障。

   总之,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就是秉承现代政府组织和运行的基本理念,遵循人民主权和依法治国的原则,建立权力监督和制衡的运行机制,抑制政府的自利性趋向,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建立行政问责制度,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实现民主、法治、有限、透明、责任、廉洁、效能政府的现代形塑和建构。

   (二)培育和完善市场机制,维护市场公平和秩序

   法治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市场不仅成为配置资源的核心机制,而且创造出一种计算风险的方法,即经济理性。因而,真正的市场是实现社会治理的一大有效机制。但是,中国的市场不是自然生成的具有减少风险的机制,从某种程度上说,缺乏法治保障的中国目前尚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中国转向市场经济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难以为继而不得已作出的选择。由于市场经济与既有的国家权力之间存在一定的结构性矛盾,因而造成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和中央政令不通,严重影响了中央宏观调控。另外,“由于存在大量的行政垄断与市场进入的审批,人们的经济自由与平等交换的权利仍然大打折扣。”[11](P189)市场运行失范不但失去了市场治理的自身功能,而且恶化了政府治理。因此,政府必须通过行政改革并以法治来规范中国的市场经济运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主要是通过反垄断、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治理环境污染、加强市场监管,保障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调节收入分配、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来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弥补市场失灵。但时至今日,政府在行使职能过程中一定程度地存在着越位、缺位和错位的问题。[12]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此,“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 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10]这就要求政府履行监管市场的责任,推进市场化的进程,确保市场的公平与秩序。政府应该以法的形式明晰产权,确认平等的市场主体身份,界分政府干预市场的内容、手段和方式,清除权力对市场的渗透和扩张,取消不必要的市场管制和行政干预,废除阻碍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些行业性主管部门,进一步简政放权,树立服务意识,使市场按照其自身规律有效运行。政府必须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统一开放的大市场,建成市场经济体制。政府还必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完善,为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营造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以此增强市场在合理配置资源、应对风险和消解矛盾的能力,发挥市场机制的治理功能。

   (三)培育协作型公民社会,推动社会力量自治

   现代民主国家的建构缺少不了现代公民社会的支撑。公民权利的存在和发展必然生长出一个以公民权利为核心的公民社会。强大的公民社会的存在可以有效地制约国家和政府的权力运作,保护个人免受过强的国家权力的侵害;活跃的公民社会作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种媒介物或双向传送带,也“可以通过传送民众中各个不同部分的需要和表达他们的利益而有利于改善民主政体的运作。”[13](P251)公民社会作为国家与个人之间获得平衡的中介, 既可以为个人的成功提供更多的机会,又能够动员和集中大量的社会力量和资源来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尤其在政府作用力相对薄弱的领域中,公民社会拥有很大的能量, 能够帮助政府解决一些容易被忽视的边缘性问题,推动社会广泛关注和帮助弱势群体与贫困地区。这对于保护生态环境、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改革的顺利进行,将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12](P68)因此,当代中国既要建设行政高效的强政府,又要培育协作治理的大社会。只有公民社会合法、自律、有序地在发挥作用的领域承担起政府无法替代的功能,才能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启动多元协作的良善治理。

   在中国,以国家权力特别是以行政权力来支配社会是个根深蒂固的客观事实。政府对社会团体的全面控制造成了公民社会一直处于弱小的甚至是缺位的状态。公民社会的弱小使得公民的政治经济利益的诉求处于弱势,从而助长了政府过度干预和政党越俎代庖的行为,导致国家侵吞社会、以党代政、权力失去监督等现象的发生,影响了社会发展的进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市场化的推进引发了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的分化,多元化的社会基础开始出现,公民社会得到了发展。但正处在从生长发育到初步成长壮大时期的公民社会存在着很多问题,如某些社会团体的行政化、等级化和依附性倾向明显,其自治和桥梁功能无法独立发挥;在公民社会内部的关系中,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规则还很不健全,外部关系缺乏法律制度环境的有效保障,等等。这些问题不仅对社会发展不利,而且从长远来看,它还将对政治的发展产生严重影响。中国呼唤一个能够动员和集中社会力量和资源来参与国家治理和建设的公民社会。

   一个积极负责、充满活力的协作型公民社会的成长需要政府的大力培育。政府应当在深刻认识公民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行体制性变革,正确处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于政府而言,首先通过宪政建设,依法保护公民的言论、结社等基本自由,取消对民间组织活动的各种不合理限制,为公民社会发展壮大提供法律保障。其次,通过制度安排和社会机制引导和弘扬公共精神,通过思想和文化教育塑造积极参与到公共治理的现代公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政府要从法律政策上加以落实。政府应当进一步转变对公民社会的态度,充分信任社会自的力量,开放社会有能力、有动力去做的领域,“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10]对公民社会给以正确的定位和合理的分类,加紧修订和完善关于民间组织的法律、规章和政策,从审批、登记、注册、监管、经费、税收等方面对民间组织既积极支持、热情帮助,又正确引导、合理规范,营造一个有利于公民社会健康成长的制度环境,“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10]

   总之,建构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治理的现代体系既是立基于治理与善治理论的逻辑推演,也是着眼于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呼唤。尽管在今天的中国治理中,即使单就建构现代国家形态而言已是任重而道远,加之培育成熟市场和公民社会就更加困难重重。但是,时代与社会的发展毕竟是谁也阻挡不住的潮流。主导今天中国治理的政府应该为走向明天的协同治理担当起应尽的责任。

    

   参考文献:

   [1]何显明.政府转型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60 年来政府体制演变的内在逻辑[J].浙江社会科学,2013,(6).

   [2]铁锴.公民政治及其在当代中国的逻辑建构[M].人民出版社,2010.

   [3]胡位均.均衡发展的政治逻辑[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4]张宇.过渡政治经济学导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5]杨龙.发展政治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6]李步云.走向法治[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7]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M].(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8]陆多祥.试论法治政体的建立与法治国家的实现[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9]林尚立.政治建设与国家成长[M].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

   [10]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http://www.gov.cn/jrzg/2013 -11/15/content_2528179.htm,2013-11-15/2013-11-18.

   [11]杨光斌.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2]铁锴.建构和谐社会的政府治理[J].贵州社会科学,2007,(7).

   [13]郑伟.全球化与第三条道路[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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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改革》2014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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