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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之光: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问题与新冷战的结构

——从碎片化的世界看意识形态政治的必要性

更新时间:2014-04-27 20:59:12
作者: 殷之光  
同时,沙特自诩圣地守护者,通过每年接待大量从全球各地前来麦加、麦地那朝觐的穆斯林群体,瓦哈比主义也得以获得了便利的全球化土壤。再次,作为世界性宗教的伊斯兰教在组织上已经为这种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通过以资助的方式对于讲经学校(madrassa)、律法学校(mazhab)等重要宗教意识形态机构的影响,瓦哈比主义得以有效地传播,并成为逊尼派穆斯林内部具有重要影响的支派。最后,近十年来阿拉伯地区的政治经济动荡以及美国对于什叶派伊朗的经济制裁,抑制了一大批伊斯兰教内部其他一些原本具有政治及经济影响力的支派思想。从而打破了伊斯兰思想内部各宗教派之间意识形态的消长平衡。在这种国家世俗意识形态退潮、伊斯兰宗教意识形态受到“反恐战争”脸谱化压制的情况下,具有良好群众基础并资金充沛的瓦哈比主义得以在全球迅速膨胀。以中国为例,随着瓦哈比主义的蔓延,喀什、沙甸、义乌等地穆斯林群体中深厚的苏菲主义传统逐渐被保守原教旨主义的莎拉非、甚至是瓦哈比主义所取代。特别是新疆,苏菲传统影响下能歌善舞着装华丽的维吾尔人民变少了,取而代之的则是黑袍蒙面,具有浓厚沙特瓦哈比主义特点的穆斯林。

   随着阿拉伯政治变动而被世人所知的另一支泛伊斯兰主义运动内的政治组织是穆斯林兄弟会。穆斯林兄弟会起源于20世纪初殖民时期埃及的知识分子反抗运动。在一个统一的伊斯兰世界大同政治理想之下,穆斯林兄弟会更强调社会现代化教育以及精英政治模式相结合,以期取得反殖民独立的政治目标。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不同,穆斯林兄弟会具有更强的国际性。同时,与瓦哈比主义相比,穆斯林兄弟会采取了较为温和且世俗化的政治表现形式。从近些年穆兄会在埃及、突尼斯等国参政的情况来看,他们似乎不反对以现代政党的姿态,参与到议会政治的对抗。相比瓦哈比主义偏狭的看法来说,这一“圣战”的阐述要更接近伊斯兰传统中知识阶层中间派及温和派对于“大圣战”的解读。

   穆斯林兄弟会从其建立之初便注重乡村教育。这与伊斯兰传统中对于下层人民的关怀是密不可分的。作为一个在反殖民运动中诞生的宗教政治团体,穆斯林兄弟会最初在埃及苏伊士运河工人中获得广泛的支持。随着埃及反殖民运动的胜利和民族主义者纳赛尔的上台,穆斯林兄弟会被埃及政府宣布非法。其活动也开始转入地下。而在这重政治压力下,穆斯林兄弟会的活动开始偏向暴力反抗。在其作为地下组织期间,穆斯林兄弟会反而迅速开始在阿拉伯国家以及伊斯兰世界中传播。近年来,具有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政党在突尼斯、埃及的议会选举中能够战胜世俗知识分子政党,取得压倒性选举胜利,也是其长久以来政治活动中积累的群众基础的体现。

   当然,穆斯林兄弟会的发展也得益于在伊斯兰传统大背景下,阿拉伯世界内部由来已久的政治冲突与分裂。上世纪50年代,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民族主义政权压迫下,得到了沙特阿拉伯的庇护。而其之后的政治发展,也得到了来自新兴石油富国卡塔尔的支持。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同为海合会国家成员的卡塔尔和沙特开始进行国家软实力的竞争。双方都意图成为阿拉伯乃至整个穆斯林世界的精神领袖。与什叶派不同,逊尼派穆斯林缺少一个统一的宗教与政治领导人。因此,长久以来逊尼派内部的意识形态冲突便体现为多种宗派之间针对宗教领导地位的争夺。作为新兴石油富国的卡塔尔意图与提倡民主政治形式并有世俗政治斗争经验的穆斯林兄弟会结合。其半岛电视台的宣传口径也充分体现了这种意识形态战略目标。半岛电视台的英语频道展现出其对西方政治意识形态中“民主政治”形式、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同情与支持。而其阿拉伯语频道则充分展现了其意图建立起阿拉伯世界统一领导权的泛伊斯兰主义目标。这种意识形态及政治策略,是与穆斯林兄弟会在整个20世纪政治现场中的表现不谋而合的。

   然而,这种以民主政治为形式的政治手段对其他海湾国家的君主制政治模式的合法性提出了严峻挑战。作为海合会国家传统领袖的沙特一方面开始加强其在海合会国家内部的瓦哈比主义传播;另一方面,也以其政治压力,联合科威特、阿联酋等酋长国开始对卡塔尔施加压力,要求其放弃对于穆斯林兄弟会的意识形态及经济支持。从2011年开始,这三个海合会国家内部也开始进行大规模搜捕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的镇压活动。同时,针对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突尼斯等政治变动的国家,他们也开始对世俗军官政权及其他反穆斯林兄弟会的伊斯兰武装组织进行经济支持,意图阻止穆斯林兄弟会在这些国家内部通过议会政治模式取得政权。

    

   结语:碎片化时代的中国政治与外交

   与阿拉伯及东欧国家一样,中国近些年所面临的民族与宗教问题是碎片化世界格局中的意识形态问题。而意识形态问题必须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来解决。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语境下,不存在一种单纯的一国之内的宗教与纯粹的民族问题。以中国近些年所面对的西藏、新疆问题来看,其民族独立诉求的知识话语来自西方殖民主义话语及其后的发展。而不久前发生在云南昆明的恐怖袭击,其政治想象,则来自于一种对于全球化的泛伊斯兰主义狭义“圣战”的认同。试图用政策的方式来解决这类具有浓重意识形态政治想象的问题无疑是徒劳的。同时,中国也应该避免被盲目卷入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话语内,进而造成一种与伊斯兰国家、民族及人群之间“文明冲突”式的意识形态冲突。

   从阿拉伯世界的碎片化到今天东欧的碎片化,都可以被放在一个统一的新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全球化的框架中去理解。新自由主义全球政治的形式逻辑体现在对于发展及个人经济自由理性发展的绝对信仰。在此基础上所论证的对个人主义民主政治结构的强化以及对国家调控及意识形态作用的弱化甚至是污名化是其明显的意识形态任务。然而,以绝对的个人主义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不能承载一个意识形态政治所必需的共同体想象任务。因此,在其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政治霸权缺少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权利中心,同时对于这种霸权政治的反抗也是无中心的。碎片化则是这种政治权利无中心的现实,与意识形态多中心的普世政治话语理想在世界政治中的真实体现。由此产生的情况应当是新一轮民族国家独立与分裂主义意识的兴起,以及新一轮对于普世主义政治全球化意识形态的争夺。在阿拉伯世界的变动中,我们看到的是泛伊斯兰主义内部多种普世叙述的意识形态争端,也看到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海湾国族主义的兴起。需要指出的是,后者实际上在前者的意识形态压力下艰难生存,特别是在海湾国家内部,国族主义的基础很大程度上仰赖的仅仅是国家暴力机器对于宗族、教派差异的压制。

   泛伊斯兰主义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运动,其影响深入到了中国内部,并打破了中国自革命建国以来所形成的对于民族问题叙述的政治平衡。近20年来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论的盲目信任,也让中国共产党政权逐渐丧失了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话语权。跨民族之间的认同政治需要一个具有普世主义价值的意识形态话语支持。同时,抵御中国内部民族分裂主义碎片化倾向,也需要对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政治冲突及多种普世主义话语内部差异性的理解与利用。针对中国境内的穆斯林问题,一个首要的任务,应当是调动伊斯兰内部资源,抵御瓦哈比主义的全球影响。我国长期对于民族宗教问题的放任管理,一味地意图以经济发展与政策扶植方式,试图解决一个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问题,无疑是徒劳无功的。相反,在这种唯发展论的实用主义政治逻辑下,国家主动放弃了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领导权。以此在宗教团体、少数民族中创造出的意识形态真空,为瓦哈比主义这种具有国际主义色彩,且有良好群众组织结构的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了机会。

   中国所面临的民族与宗教问题是其内部的问题,但同样也是一个具有国际性的问题。其解决不但是内政,也是外交。因此,尝试应对这类问题不应当仅仅停留在一国一族的框架内。如何积极参与到国际政治中,充分利用阿拉伯内部的矛盾与分裂,利用多种普世主义话语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在变动的碎片化格局中区别朋友与敌人,抑制瓦哈比主义,进一步缓解这种格局下的分裂倾向,则是未来意识形态与权力政治中一个不可忽略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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