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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 韩钢 王海光:国史研究何去何从

更新时间:2014-04-26 23:24:32
作者: 杨奎松 (进入专栏)   韩钢 (进入专栏)   王海光 (进入专栏)  
他说,应该多写人民群众,你写政治、写政策,最后没有写到具体的人,没有落到人民群众的感受和社会具体的变化身上,政治不成了悬在空中的东西吗?

   西方社会史研究是有传统的,民国期间对华人学者的影响就很大。像周锡瑞、毕克伟等美国的史学家,他们的研究方法就是这种特点,他们也研究中共党史,也研究中国当代史,但他们的研究眼光总是比较偏向社会底层,偏向社会文化。这也影响到中国学界的很多人也越来越关注社会层面,现在的趋向是,越年轻的历史学者,他们的研究离政治越远。

   韩钢:毕克伟,还有弗里曼、塞尔登他们,从做农村开始。

   杨奎松:美国历史学者研究中国当代史二三十年前就开始走社会史、社会经济史、文化史和人类学研究的路子了。他们中许多人年轻时就扎到中国的农村中去,直接到社会基层去体验和了解一切,具体做到一个村子,并且多年跟踪。这种方法一直影响到今天很多研究者。

   王海光:这与中国走向世界的开放度有关系。中国学术界逐渐与西方学术界接轨,他们治学的研究方法包括课题也搬过来了。比如性别史,特别是女性史,受国外影响非常大。

   杨奎松:这也是历史学界引进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过去也有妇女史方面的研究,但工运史研究、青运史研究之类的研究一样,基本上都是党史的,或政治史的研究路数。2000年以后地方档案陆续开放后,不少学生开始尝试从这样的视角研究问题,因此出来一批做婚姻法问题、做抗美援朝宣传动员问题的学生论文。这样的研究虽然直到今天都不是很成功,但过去一般是不会去做的。今天随便翻一下历史学硕、博论文网站,绝大部分都是这方面的题目。跟政治史沾边的,特别是直接讲精英政治历史的论文,很少很少。

   不管这样一种研究趋向还存在怎样的问题,但有一个极大的好处,就是使得我们的历史研究逐渐开始转到关心普通人,关注大众和社会了;也使我们看待历史的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种视角、那种关怀和过去完全不同。过去的研究总是着眼于政策制定,为什么制定这个政策、怎么制定的、理论是怎么回事、动机和意义是什么,大都讨论的是这些东西。现在很少历史研究论文会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大家讨论更多的是一个政策下来以后,一层一层下来有了怎样的变化,底下的人对这个政策怎么去执行,或有什么抵触,怎么变通,在具体的人身上或人群当中发生什么影响,是有益还是有害,今天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这些具体的问题了。这是比较大的一个进步。

   王海光:这个趋势的变化带来的是学术视野的转换,目光由仰视转为下沉,看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和底层民众。目光一转换,一下沉,这就和过去的知识体系不一样,要填充很多新知识。传统党史研究的知识方法一下子就捉襟见肘了,应付不了了。哪怕你掌握了一些高层的材料,对这些高层材料怎么解读,也不一样了。要走出过去那种文山会海的历史叙述,就得做底层研究,那么解读史料的方式、研究方法就会发生变化。

   还有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把历史研究的门槛降低了。底层的材料、社会史的材料比较容易收集,谁都可以做,你甚至可以就做一个村庄史。只要去做个案,运用这套新的方法,所产生的问题意识,所得出的结论,就会与过去的历史认识不一样。从个案研究中,可以看到历史的多重复杂性。

    

   【个案的碎片化和价值】

   韩钢:即便重新建构一个关于当代史的宏大叙述体系,你也得首先建立在大量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如果现在你要做整体化的研究,必须先有碎片化的研究做基础。

   韩钢:近年来对历史研究,特别是当代史研究有一种批评,担心微观研究、个案研究将历史切割成毫不相干的“碎片”,“化解”人们对历史的整体认知。抛开这类批评声音里的“政治含义”不论,单从方法论的角度说,我个人感觉这种担心有些多余。研究者做微观还是宏观研究,本属个人志趣,而无论微观还是宏观研究,最原始的意义都是还原事实,只是还原的对象各有侧重,微观关注局部,宏观关注全局。从思维方式上说,宏观研究还需要以微观研究为前提。即便重新建构一个关于当代史的宏大叙述体系,也得首先建立在大量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如果要做整体化的研究,必须先有“碎片化”的研究做基础。

   杨奎松:主要问题在于怎么通过微观的研究和具体事例的研究,呈现出历史的复杂性。

   有个学生做中共建国前后一个县土地关系、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变动的研究,他本来的计划是想做一个南方的,一个北方的,两个点的考察和比较。后来我告诉他你精力不够,还是先集中做一个较好。

   他接受了,后来发现光这一个县这方面的情况就复杂不得了。光这一个县至少就有几种差别很大的区域,有山区、有平原、有临近城市周边,长期的商业化,主要种植各种各样经济作物的,平原也有旱地、水地的区域。光这一个县,因为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历史习惯等等的差异,土地关系、租佃关系、雇佣关系的情况就很不一样。

   所有这些问题,每一个地方不是一样的,包括简单地按照土改时的政策规定讲剥削量和剥削关系,你会发现几乎没有办法具体落实。

   韩钢:无法涵盖非常复杂的当代史现象。刚才说的南方地租,地租最大的问题就是地权状况。地权状况非常复杂,北方和南方、东部和西部千差万别。奎松有个学生做过上海郊区的征粮问题研究,仅仅是江南一带的地权状况,就已经非常复杂了。

   王海光:目光下沉到社会史上,就是要有大量的个案研究。这些具体的个案研究提供的新的历史事实,所揭示出来的新问题,能推动当代史的研究更加深化。这是研究趋势上的一个很大变化。

   杨奎松:当代史研究现在看来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基层档案,存在的数量特别大。再一个就是民间史料,民间史料看起来数量也不得了。虽然散失了很多很多,但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实行单位体系,几乎每个人都建有档案,包括农村都建立了档案保存制度,因而还是留下了大量各种各样的档案文献。这在世界各国都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这个也就使得今天当代史面临一个资料浩如烟海的情况,靠一个人、一个学校,甚至靠中国今天已经不算少的历史教师、历史研究生,都不可能真正和充分地阅读和利用这样大量的档案史料。这就出来一个很大的挑战,微观的、相互差别的史实是如此之多,不要说咱们这一代人,恐怕下一代或下两三代人,都不能给后人提供出一个比较完整、系统,哪怕只是在局部比较完整、系统的历史判断来。

   中国当代史研究的情况很让人兴奋,也很让人担心。兴奋的是新研究比比皆是,担心的是大家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微观史,宏观的判断历史学家都不去管了,任由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或其他对历史研究毫无概念的人在那里说三道四。我们想的是如何一点一点地从微观做起,尽可能多地由点到面,把历史的复杂性呈现出来,然后再把碎片的、复杂的情况做一个整合,得出比较宏观的历史判断来。但今天看起来,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了。现实的问题是,大家都研究微观史,非历史的宏观的结论性东西仍旧层出不穷,而且冲击影响还很大。你要不要回答,你要不要应对?

   陈春声在“历史·田野”丛书序中引述过半个多世纪前研究福建佃农经济史的傅衣凌的一个观点。傅当年就提出,民间史料和民间史的研究能反映小区域中的情况很重要,但不应放弃对中国社会总的轮廓的说明的努力。不过这么多年来,哪怕是民国期间的农村史或经济史,建立在扎实的微观研究基础上的宏观研究成果,仍旧不易发现。这也说明了要在微观史研究的基础上整合出宏观史研究的成果,是多么的不容易。

   韩钢:海外关于中国当代史比较宏观的一些研究还是很有影响力的,比如麦克法夸尔的中国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很大。台湾陈永发的中共历史研究,也是很宏观的,影响也很大。

   王海光:山东大学校庆那年,请哈佛大学的麦克法夸尔教授来,开一个学术研讨会,我也去了。当时去的历史学者不太多,搞政治学、法律的比较多。在研讨会上,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他们问老麦,哈佛学派到底有什么方法?麦克法夸尔回答得非常好。他说:我就是从传统史学来考察问题的。我们哈佛学派也没有什么方法,所有的方法都是在研究中间所形成的。你们看,当我们国内学者还想寻求某种新工具,寻求某种新理论,或者寻求某种研究方法的时候,西方学者实际上还是按照传统的东西在搞,还是按照传统的治学方式去研究这段历史。这对我们很有启示,大道至简,并不是一定非要什么新方法。我们学界的问题就是方法太多,成果太少。

   韩钢: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麦克法夸尔关于“文革”起源和“文革”史的著作,还是很有一些见解的,而且他们很重视分析框架,用以分析中国政治、分析“文化大革命”。他们的著作最大的问题跟过去中国大陆的党史、当代史研究有点类似,对于社会层面的东西不太关注,或者说关注很少。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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