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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 韩钢 王海光:国史研究何去何从

更新时间:2014-04-26 23:24:32
作者: 杨奎松 (进入专栏)   韩钢 (进入专栏)   王海光 (进入专栏)  
现在人们更愿意看真实的历史著作、学术研究的著作。一些纪实文学作家也自称是文史学者,这些人是用文学创作的方法去搞历史,虚实参半,经常搞些“爆料”吸引大家的眼球,我称之为“以文乱史”。当前这个问题很大,造出了很多“戏说”的东西,应该清理一下。

   杨奎松:恰恰是当代史需要中国学者自己根据客观的、扎实的研究来讲话,这样才能澄清各种各样的谬传、谬说。

   无论什么样的材料,首先第一个也还是需要你能正确地解读;第二个还要能找到其他各种各样的旁证材料证明这个材料是可靠的,你的解读是有根据的。现在网络很发达,好事者为吸引眼球,甚至为耸人听闻,常常在网上发布一些具有爆炸性的假史料,相信的人还很多。因此,现在专业性的研究和专业的方法,就越来越显示出重要来了。

    

   【学术会议的高质量】

   王海光:我到国外开学术年会,觉得海外学术界的开会方式很有意思,基本上就是学术大集一样。

   我去加拿大参加的一个会议有380场,不光有研究历史的,还有研究宗教的。同时开28场,同一时间开。大约三天半时间基本开完了,他们有个说法实际上是一个大party。

   杨奎松:赶集。

   王海光:但是也有个好处,看一下就知道国际学界关心什么,谁在研究什么,发展趋势是什么。我还想到,国内的学术造假问题,这么严重,国外学界为什么少,这也是个机制问题。每年都开次学术大集,谁做什么东西,大家都知道。如果有人从来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突然在这个问题上出了一本书,怎么来的?大家不会认可的。这就会避免低水平重复。

   还有一个是它的开放度,你进去听两分钟也行,听五分钟也行,随时来,随时走。所以会场中间少则几个人,十几个人,多则很满,坐不下还有站着的。他们研究的课题虽然小,但是几个领域的边界切割得很清楚,是哪类问题放哪类,感兴趣的可以跨学科去听,对开阔视野也是很有帮助的。

   韩钢:国内外的学术会议参差不齐。

   王海光:这几年也注意到专题,也往微观上走。

   韩钢:有些会议想覆盖到尽量多的学者,所以不太注意提高标准。

   杨奎松:愿意参加的学术会议,首先第一个是规模小,第二个是对参加人员有专业的要求,尤其对论文要有要求。你的论文达到一定程度,才会让你来,或者你才好意思来。上次我们在上海开的会,请某个老外时知道他在这方面有研究成果,后来才发现他交的论文不理想,写一个农村剧团的历史,题目很好,材料却非常薄弱。对于这种学者,我们下回请不请就会很慎重了,这样才能保证质量。

   韩钢:题目是好题目,但作者所依据的仅仅是当时公开半公开的文艺刊物,比如《群众文艺》、《群众艺术》这类刊物,缺少档案,也缺少口述访谈,史料品种过于单一。别的不说,史料收集方面就存在不少缺陷。

   杨奎松:起码我们现在参与的当代史研讨会,基本上还是比较严格的,大家都会特别注意自己论文的水平是否达到一定的程度。虽然不见得都能发表,但与会者的论文大都能提供一个共同讨论的基础。而且我们每回的讨论都很热烈。不像过去许多会,许多与会者只是找机会出来玩的,有的转一圈就走了,现在不可能了。

    

   【观点提要】

   进入21世纪,当代史研究风气转变,展现新的视角,目光下沉,方法规范,从史料入手,重建事实。

   如何整合史料资源,发掘出有用的历史信息,分析藏在史料背后的东西,注意一系列基本制度的个案呈现。

   杨奎松:进入21世纪以来,历史学研究受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研究方法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研究方法又非常强调基层的、人物的和微观的研究,两相结合就带来了一个风气的大转变。

   王海光: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把历史研究的门槛降低了。只要去做个案,运用这套新的方法,所产生的问题意识,所得出的结论,就会与过去的历史认识不一样。

    

   【当代史研究的转型时间】

   王海光:中国当代史开始往真正的历史研究过渡,我认为是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你们是怎么看这个学术转型的?

   杨奎松:最早用国史名义出版的就是河南出版社出的那套,但实际上还是没脱离原有的那套思路,写法基本还是比较传统。

   韩钢:那套书的意义主要是在还原重大政治事件时,做了原来主流研究不能做的,或不敢做的一些事,澄清了不少重要史实,也披露了一般人看不到的材料。

   王海光:我的看法是90年代中期以后,史学的路子开始有点不太一样了。一是关于当代历史的研究开始具有民间立场了。所谓民间立场,也就是学者独立的学术立场。

   再一个就是史观这时候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革命史观开始往现代化史观的过渡。治史方面开始做一些基础性的研究,着重在史实的梳理,做复原历史的工作。

   杨奎松:我们是1998年开始商量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那时候在国内第一个要找人,第二个是找相关的研究成果,看看有没有人不是从纯粹政治史的角度来研究共和国史。最终找半天实际上没找到,包括研究成果极少。

   王海光:从一种有意识的转型到出成果总是要有一段时间。要说从2000年以后,这是因为这时候已经形成成果了。奎松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早。

   杨奎松:2000年之前做过,但基本是政治和外交。

   韩钢:你有一篇东西是标志性的,写1950年代上海的镇反运动,我曾在一篇文章提到过,好像是发在2004年的《学术月刊》?

   杨奎松:不是,发在当年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上。

   韩钢:这是你的研究领域开始往当代史扩展的一篇标志性的论文,文章根据地方档案,把高层和地方的政策互动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勾连起来,是讨论当代史问题的第一篇论文。

   1990年代以来,有一些现象值得注意,一批非史学、非党史的研究者,开始研究国史、当代史。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比方说李辉,他的著作其实也是当代史,他研究的是当代史个案,比如胡风事件。

   社会学学者对当代史的研究更早一些。孙立平、郭于华领衔的“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史料收集与研究计划”好像就是1990年代初立项的。

   杨奎松:当代史研究的全面推进肯定是2000年以后的事,这主要是因为历史学界开始比较多的有人投入到这方面来了。原来历史学界不碰这块,历史系的人按照传统的观点,一百年之内的东西都是不做的,甭说当代史了。2000年以后,我觉得最大的变化,也是对当代史研究的推动作用最大的,就是地方档案馆陆续开放了1949年以后的档案阅览。像我就是2003年以后开始跑地方档案馆的。记得当时以上海档案馆为首,案卷已经开放到50年代中后期了,后来陆陆续续一直延伸。

   2001年我到的北大,那个时候北大的硕士生、博士生不光不做,而且也没老师能够带。另一方面近代史、民国史的题目又做滥了,学生们往往找不到合适的题目做,这时候地方档案馆1949年以后档案陆续开放,这对学生们显然是一个福音。

   所以这之后北大历史系才开始逐渐有学生往这方面找题目,比较而言,外地学校历史系同学可能走得还早些,2000年、2001年就有学生在选做这方面的题目了。当然,更多的硕士生、博士生都开始选当代史的题目做,是2004、2005年的事情了。

    

   【研究的下沉和社会史的活跃】

   韩钢:这次转型跟老师的导向有关系。

   杨奎松:当代史的档案各地都能看到,因此一般老师都会比较愿意鼓励同学回家,利用自己的种种方便条件,在自己家乡附近去查阅地方档案,找自己比较容易把握的研究题目。就近研究自己熟悉的人和事的历史,又是相对基层和微观的历史,很多题目都可以做,可以研究。

   韩钢:当代史的研究,从这个角度看不是材料太少,而是材料太多。

   杨奎松:历史系的老师、同学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当代史研究中来,给整个当代史研究冲击非常大。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大家就觉得原有研究的东西真的不够了。特别是西方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引进来,学术的标准引进来了,过去按传统党史的那种写法也有问题了。

   过去写政治史,哪怕写外交史经常可以引而不注,就是注也可以注得很简单,基本上没有严格的规范。编辑提出要注释,作者可以找很多理由不注。一句话就免了,因为资料保密,没公布啊。但是这种作法在历史学界不行,你要把东西发表出来,就非把你的资料出处注明白不可,而且具体要注出哪些资料信息,是有一套严格的规定的。就当代政治史研究而言,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不能像以前那样找理由了。但现实的情况是,凡写上层政治活动,总是有一些关键资料没有公开。有些研究者因为工作单位的关系,或个人的关系能够看到那些没有公开的资料,可以写,可以研究,但到了学术研究的层面,要想发表水准较高的研究杂志上去,史料、引文不注释出处,或注释不全,就不行。这种情况的影响很大,它导致当代史的整个研究不得不往下走。因为越是上层的资料越难利用,但越往下层,档案资料的开放度越大。

   进入21世纪以来,历史学研究受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研究方法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研究方法又非常强调基层的、人物的和微观的研究,两相结合就带来了一个风气的大转变。像今天的当代史研究,应该说做得最突出的,就是社会史这块,研究成果最多,方方面面,从城市到乡村,什么问题的研究都有。同时就是文化、思想、人物这块也比较火,特别是文化史研究。过去比较多的、单纯依据文本的思想史研究,反而也比较少了。

   韩钢:这些年来,人物的研究,特别是知识分子人物研究比较出色。

   杨奎松:李辉应该算是比较早的研究者。

   韩钢:对,比较早,他从潘家园这类旧货市场找到了大量专案材料,还做了不少访谈。他编辑的《一叶知秋》,资料来源就是从旧货市场购买的杜高专案材料。

   杨奎松:原来潘家园的这类旧资料很便宜,后来被一些做买卖的人发现其中有些有文物价值,结果弄得越来越贵。还有不少人的目的是为了收藏私人书信、墨迹,90年代的时候真东西也多,有眼光的研究者,像李辉等,当年就弄了些好东西。包括一些外国研究学者,他们做得都比我们早。

   韩钢:对党史、当代史研究冲击最大的还是2000年以后。主要是高校历史系的一些教师开始做当代史问题的研究,他们采用了比较严格的历史学方法,其中一个比较关注的研究方向是当代社会史,利用大量地方档案,同时利用民间的东西。

   历史系教师研究当代史与党史研究有不同之处,一是目光下沉,主要是对社会层面的问题做研究、做梳理,而不仅仅是聚焦高层和精英;还有一点是研究方法很规范,不是从既定和先验的结论和概念出发,而是先从史料入手,重建事实,然后得出一些自己的分析。这从方法论上冲击了那种传统党史研究的套路。

杨奎松:十几年以前,多数开始涉足当代史研究的人,思想还很难发生这种转变。因为着眼于精英层面的政治史研究方法太流行了。我印象特别深的是1997年胡绳对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讲过一段话。他讲:你们写的其实多半都是会议史,党史的写法基本上是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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