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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昌华:再论郡县制时代

更新时间:2014-04-21 21:26:07
作者: 万昌华 (进入专栏)  

  

   (泰山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 山东泰安271021)

  

   了解秦朝至清末历史的实质与要害极其重要,它是把握后来乃至当今我国社会的坐标与锁钥。近来有前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先生如下的话语披露:“从辛亥革命到今天,我们转了一圈,又转回到了专制的起点,而且这个专制超过任何一个朝代,其控制的严酷前无古人,其对思想的钳制超过历代,相比之下,过去那些文字狱算不得什么”。 1 很明显,朱先生这里所说的起点是指大清国。起点还有起点,再往前推,中国专制的最早起点是秦朝秦始皇。南宋思想家朱熹与其学生黄仁卿的如下一段对话中对之有所涉及。黄仁卿问:“自秦始皇变法之后,后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朱熹回答:“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且如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王称王,秦则兼皇帝之号,只此一事,后世如何肯变!” 2

   以上对于“秦始皇变法”历史影响巨大而深远的言说正确。但是,朱熹师徒当年的对话只是谈到了秦代以来中国行政体制的一个方面——皇帝制度的问题。实际上,秦代以来我国的专制体制是由两个大的主要方面构成,是皇帝制度和郡县制度。二者互为表里,浑为一体。不能将二者各自独立起来谈。后者较之前者,在其中所扮演 “角色” 的重要性,所起作用的重要程度,甚至还要大。笔者曾多次对人谈起,郡县制的专制有效性是不容怀疑的,有时候,一个政权非常腐败了,如慈禧太后执政的五十余年(1861-1908)之间里,但她还是能把偌大个中国控制在自己手上,并且控制的牢牢的,这全是郡县性地方行政之“功”;相反,在封国建邦的大背景之下,像有些周天子专横跋扈,但其的专横也还是出不了区区王畿。对于此点,我国明清以来的一些思想家,虽然表述方式不同,但已经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他们中,有的甚至已经将秦至清代的我国历史称作了郡县制时代。本文以 “再论郡县制时代”为题,亦有此意蕴。

   对于郡县制之郡与县的起源时间、起源地点,郡县制的确立过程、变迁表现、本质所在与有关评价理论,笔者以前多有考察与评述。 3 但觉仍有未尽之意。对之,有学者也多次当面指出过。对于如此的惺惺相惜美意本人自是不胜感激。

   本文拟主要涉及如下三个问题:一、回顾前人关于郡县制在秦代以来历史中作用重大,我国秦代以来的历史可以称之为郡县制时代的有关论述;二、考察郡县性行政下,皇家“天下”自上而下逐级授权的史实,揭示各级郡县官员既是最高统治者鹰犬,同时是统治者散于天下“攫贫弱之民”的“千万虎狼”的实质; 4 三、考察郡县性地方行政下,社会为政府主导性的有关史实,揭示此管理模式的社会危害性。

   一、前人关于郡县制“危害”的代表性论述

   据笔者所知,将郡县性地方行政与社会全局联系起来考量,并且觉察到它是诐政的,最早要数唐代的孙樵。其之前主要生活于唐德宗(780-805)和唐宪宗(806-820)时期、参加过王叔文集团革新活动的柳宗元,虽然在《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等文章中对州县官吏危害社会的行径也进行过挞伐,但其在论文《封建论》中却自相矛盾地对郡县制进行了肯定。

   孙樵字可之,晚唐时期人,唐宣宗大中九年(855)进士,官至中书舍人。广明初年(880)黄巢入长安,孙樵随唐僖宗赴岐、陇,授职方员外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有著作《经纬集》三卷传世,最为人所推重的文章是《书褒城驿壁》与《何易于拉纤》。其在《书褒城驿壁》中明确提出了“举今州县,皆驿(任州县官员作践的对象)也”;“州县之政(郡县性地方行政),苟有不利于民,可以出意革去其甚者”的观点与主张。

   孙樵在《书褒城驿壁》一文中讲到,隶属于唐山南道兴元府的褒城驿当年号称天下第一驿。但及待寓目,则见其堂院残破,庭除荒芜。当不明白而问驿吏时,驿吏回答:此驿以前确实宏大。忠穆公严震在此任兴元府府尹时,以褒城控二节度治所,曾崇侈其驿以示雄大,盖当时视他驿为壮。但“一岁宾至者,不下数百辈,苟夕得其庇,饥得其饱,皆暮至朝去,宁有顾惜心邪?至如棹舟,则必折篙破舷碎鹢而后止,渔钓则必枯泉汨泥而后止。至有饲马于轩,宿隼于堂,凡所以污败室庐,靡毁器用。官小者其下虽气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横难禁。由是日益破碎,不与襄类。其曹八九辈,虽以供馈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补数十百人残暴乎?”。接下去,孙樵在文中讲:“语未既,有老氓笑于旁,且曰:举今州县,皆驿也。……今者天下无金革之声,而户口日益破,疆场无侵削之虞,而垦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财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与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县令而已。以其耳目接于民,而政令速于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轻任刺史、县令,而又促数于更易。且刺史县令,远者三岁一更,近者一二岁一更,故州县之政,苟有不利于民,可以出意革去其甚者,在刺史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在县令亦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当愁醉浓,当饥饱鲜,囊帛椟金,笑与秩终”。 5 对于以上这样两段以驿吏与老氓之口说出郡县制度之极弊的写法,后人有推崇备至者。清人张英等人在《渊鉴》中评曰:“前幅似主而实宾,后幅似宾而实主,此文家变化错综之法。” 6

   以上老氓的话实际上也就是孙樵自己的话。接下去,孙樵在文章的最后进一步强调说:“呜呼,州县者,真驿邪!矧(何况)更代之隙,黠吏因缘,恣为奸欺,以卖州县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财力不竭,户口不破,垦田不寡,难哉!” 7

   地方划分政区与下级政区要服从上一级政区的管理与领导,一般而言是世界各国古今皆然的现象,这是不会有多大问题的。问题是,中国秦汉以来的郡县性地方行政是一种以皇帝为主轴的行政体系,它是专制君主的人格化工具与官僚机器,因而,不能将其与一般的政区划分制度完全相等同。正因如此,对于孙樵关于郡县制的上述深刻洞见,主要生活于清朝康熙年间的著名学者高士奇读了之后才忍不住写到:“因驿而发明郡县迁代,不宜促数之故,可谓深达物情,有关治体。” 8

   史载,高士奇出身微贱。其始也从外地徒步来京,觅馆为生。后康熙帝见其字学颇工才破格见用,擢补为翰林,并令入值南书房供奉的。可以想见,他所以对孙樵《书褒城驿壁》一文中的观点如此推崇,是其有在社会最底层亲身感受过郡县官吏如何“为治”的原因的。

   孙樵在《何易于拉纤》一文中也是讲的郡县性行政官员“破坏”的事。蜀中某州刺史崔朴尝乘春自游,多从宾客歌酒,泛舟东下,所到之处,要老百姓出役挽舟。路过益昌地界时,有良心的益昌令何易于为了少扰民,亲自为其拉纤。刺史惊问,何易于讲,所以如此是春季百姓不耕即蚕,时间甚紧,不能再耽误他们的时间。

   唐末诗人杜荀鹤对郡县制度的评说是用诗。他也对郡县制度大有抨击之意。并且也如孙樵,是以特例发挥开去,去评说一般。他在《再经胡城县》一诗中写到:“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苍生血染成。”胡城县即今安徽阜阳。杜荀鹤在另一首诗《山中寡妇》中则写道:“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尽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 旋斫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前已提及的南宋思想家朱熹,对郡县性地方行政体制也持批评态度,虽然其未像孙樵那样坚决直白。有折中主义在里面,后来明清之际思想家顾炎武的一些观点与之相近。

   朱熹在《论治道》的谈话中说,“封建则根本较固,国家可恃;郡县则截然易制,然来来去去,无长久之意,不可恃以为固也”;“封建实是不可行。若论三代之世,则封建好处,便是君民之情相亲,可以久安而无患;不似后世郡县,一二年辄易,虽有贤者,善政亦做不成”;虽然实行封建制是“圣人不以天下为己私,分与亲贤者共理”,但“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继,不能得他去”。 9 朱熹主张封建制与郡县制折中,实行方镇制。

   在明清之际诸知名思想家中,虽然论述篇幅不多,但明确指出其危害,坚决反对郡县制的,要数黄宗羲。除了有《明夷待访录》的未刊稿《封建》, 10 以及已刊稿中有《方镇》, 11 其中暗含了对郡县制的否定与抨击之外,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的《原法》篇中曾明确写道:“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何以言之?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无养也,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因未尝为一己而立也。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变封建而为郡县,以郡县得私于我也……宋解方镇之兵,以方镇之不利于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哉!” 12

   顾炎武在著述中也或者间接,或者直截了当地批评郡县制。与黄宗羲相近,其在《日知录》的《守令》、《藩镇》等篇中,暗含了对郡县制的否定与抨击。 13 在著名的《郡县论》九篇论文中,顾炎武则明确写道,“方今郡县之弊已极,而无圣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何则?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于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以为如此,守令不得以残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而不穷,国乌得而不弱?率此不变,虽千百年,而吾知其与乱同事,日甚一日者矣。” 14

   同时期的王夫之虽然在《读通鉴论》秦始皇篇说过“郡县者,非天子之利也,国祚所以不长也;而为天下计,则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呜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的浑话, 15 但其在同书中对郡县制的弊害也有涉及:“郡县之天下,统中夏于一王。郡国之远者,去京师数千里。郡守之治郡,三载而迁。地远,则贿赂行而无所惮。数迁,则虽贤者亦仅采流俗之论,识晋谒之士,而孤幽卓越者不能遽进于其前。且国无世卿,廷无定位,士苟闻名于天下,日陟日迁,而股肱心膂之任属焉。希一荐以徼非望之福,矫伪之士,何惮不百欺百仇以迎郡守一日之知,其诚伪淆杂甚矣。于是而悬赏罚之法以督之使慎,何易言慎哉!” 16

   另外,王夫之在《黄书》中也写下过如下有关否定自己原来观点的话:“今命官之制,在外者,一县之令,丞、簿不听命焉。一郡之守,同知、判、推不听命焉。一司之使,分以左右,二参、副、佥不听命焉。文移印信,封掌押发,登于公座,唯恐长官之或偷也,而钳束之如胥吏。行未百年,法已圮坏。犹使籍口公座,脱独尸之咎,疑制之患,已大可睹。又复分其屯田、水利、钱法、驿传、盐政,分为数道以制司,道立分司,督察巡守兵粮之务以治郡。巡按之使,络驿驰道,循环叠任,无隙日月,以尽制之。所以制外者,无遗力矣!” 17

首先直称我国秦代以来为郡县制时代(“郡县之世”。此为黄遵宪原话,本文拟下面二者通用)的是晚清著名思想家、外交家、体制改革实践家、诗界革命的提倡者黄遵宪。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黄遵宪在《湘报》第五号上发表的《南学会第一、二次讲义》一文中写道:“自周(末)以前,国不一国,要之可名为封建之世。封建之世,世爵,世官,即至愚不道,如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骄淫昏昧至于不辨菽麦,亦觍然肆于民上,而举国受治焉。此宜其倾覆矣。而或传祀六百,传年八百,其大夫、士之与国同休戚者无论焉,而农以耕稼世其官,工执艺事以谏其上,一商人耳,亦与国盟约,强邻出师,犒以乘韦而伐其谋。大国之卿,求一玉环而吝弗与。其上下亲爱,相继相爱乃如此,此其故何也?故国有大政,必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而国人曰贤,国人曰杀,一刑一赏,亦与众共之也。故封建之世,其传国极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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