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建川:中国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分析

更新时间:2014-04-13 21:42:02
作者: 张建川  
他将按留下来的车的预期平均质量支付价格。如此继续,就导致市场的完全崩溃或是收缩为劣质品充斥的市场。

   应该说,上述的三个失灵是与公益物品的特性分不开的。公益物品正好与私益物品相反,具有如下二个特点:使用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即公益物品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消费,其边际成本为零。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现实生活中,物品的属性是公益物品还是私益物品的性质和边界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事实上,所有公益物品的"公益性程度"都是相对可变的,因此,对于公益物品与私益物品性质和边界的认识,不能只满足于理论上的定义,而必须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特定情境中去把握。

   (二)政府参与艾滋病防治的公共经济学理由

   我们首先假设,对艾滋病实行市场化的解决之道,交由市场自行解决。这种情况下,每个面临感染危险的人都会为了降低其面临的危险而付出相应的费用。但是,由于一个肺结核感染者在决定是否支付治疗费用的时候,可能只会考虑他个人的利益,那么当治疗的费用足够高,或者由于其它的一些原因,例如当事人自己对尽快地治愈并没有什么急迫性,那么肺结核患者经过治疗痊愈的例子可能就不会像人们所希望的合意水平那样多。也即产生了外部效应,如果其影响很大的话,就构成了强有力的政府干预的理由。

   上述政府干预的论点是假设人们已经知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性或者已经有了获得必要信息的途径。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因此,政府应该在正视这一流行病方面发挥作用的另一重要理由便是提供信息,以便使个人能够决定是否要改变其行为方式,从而降低感染风险。

   我们假设,有关艾滋病病毒的危险性及改变行为方式的这类信息也是一种商品,那么提供这类信息的人是卖方,需求此类信息的则是买方。有需求的人分两类,一是那些还没有感染病毒,但明显感受到了这种威胁,因此试图了解它的那些人;另一部分则是经常从事高危行为的人群。这两部分人对这类信息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即只有他们自己对自己的需求最了解。但卖方就不一样了。假设卖方是一个私营公司,它基本上无法判断分散在每个个体那里的需求到底是什么,结果它的最佳策略就是按照这些人的平均需求来提供。

   这样一来,那些需求程度超过提供水平的人就会拒绝为这些信息付费,只剩下需求水平低于供给水平的人。

   而且,有关流行现状和如何避免感染的信息具有最典型的公共产品特征,每个从这些信息中受益的个人丝毫没有减少这种公共产品对于别人的价值。因,私人公司对提供和销售此类信息没有太大的积极性,其提供的信息量就低于社会需求。所以,无论是哪种社会,唯有政府有动机和能力提供较全面的信息,从而使人们开始采取措施进行自我保护。

   (三)有关人的属性之分析

   当我们不厌其烦地探讨物品的属性时,我们还不能忽略了有关人的属性问题。相对于人的复杂多变,物的属性就似乎显得更清晰、更好把握。但是,既然公共政策分析的实质是要影响相关人群的集体选择,那么这一纬度就是无法忽略的了。

   关于人性,本文不对人性做性善和性恶之类的简单划分,也不对人们的所谓素质、道德水平下判断式的结论。我们只是假设,1)人是自利的,会努力强化自己的相对优势;2)人具有学习的能力,也有犯错误的可能性;3)人们会对他自身周围的各种激励因素(包括正面的,反面的)做出反应;4)没有必要的约束,人们可能难以摆脱一时的感情冲动和当下的利益考虑,而去思索更为一般的、长期的政策、效用和正义。由此,在本文中,对人性的前提假设是人性是复杂的,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中进行决策,人们的行动最终如何,是理性还是非理性,还是有限理性,则取决于其人本身的属性对所处的环境做出的反应。

   (四)初步的结论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的有关政府干预的分析还只是一个总的原则,即从一般分析中,我们发现有关艾滋病防治的政策的属性要求有政府的参与。具体而言,政府参与的方式和强度等还有赖于对具体政策措施的分析。因为从理论上说,除了纯粹的公益物品与私益物品,我们至少还可以发现"俱乐部"产品和公共池塘资源等其他形式的物品,虽然它们也属于公共物品,但可能要求的政府提供模式是不同的。我们在后面也将要指出,不同的人群所需要的要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性质是不同的,相应地,他们表达自身偏好的机制也是不同的,因此单一依靠政府来识别这些偏好并确定相应的服务水平是不可能的。这时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上结合具体的政策措施以分析相关安排的可行性。因此在上述的一般分析之外,我们还要对遏制艾滋病流行的具体的政策措施加以分析,明确当前政策的问题所在,然后指出改进的可能性。而这,首先有赖于我们对当前政策及其问题的了解。

    

   五、当前中国艾滋病防治政策概况

   十五年来,中国政府,卫生防疫部门及一些非政府组织为遏制艾滋病作出了许多努力。

   1986年,国家卫生部成立了艾滋病预防工作小组。1990年成立了国家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专家委员会,由下设的监测和实验室技术委员会、生物医学研究分委会、临床医护管理分委会及健康教育和社会行为研究分委会主管各方面的工作。中国现在已经在重要城市建立了多个HIV 病毒检测实验室及60个哨点监测站,定期对性病门诊病人、妇教所、戒毒所、卡车司机等高危人群进行血清检测。1988年后颁布了《艾滋病检测管理的若干规定》。国家宣教部门与非政府组织对高危人群及公众进行了一些艾滋病预防知识宣传教育。1995年后在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急剧增长的情况下,又下发了《关于加强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工作的意见》。

   1997年又制定了中长期规划,此外还有《关于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管理的意见》、《传染病防治法》、《献血法》、《预防艾滋病性病宣传教育原则》等。应该讲,这些规定和办法对防止艾滋病的大规模流行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真正的阻碍和巨大的阻力仍顽固地存在着。实际例证就是我们还是遗憾地看到,中国艾滋病的流行一直处在快速上升状态中。

   中国的艾滋病流行的特点是时间短,然而速度却极快。一般说来是经历了三个阶段:(1)、第一阶段从1985年至1988年,为传入期。在这个时期里除四个血友病患者是在国内因血缘感染意外引至,七个省报告的HIV 感染者及AIDS病人均为外国人或海外归国人员;(2)、第二个阶段从1989年至1993年,为扩散期。HIV/AIDS感染流行扩散到21个省。感染病例多数位于沿海省份的大城市。

   (3)、第三阶段从1994年至1997年,为增长期。此时期除青海省以外,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报告发现了HIV 感染病例。

   (4)、第四阶段从1997年至今。艾滋病发病率除继续增长外,部分地区出现爆发性流行。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总结各国、各地区防治艾滋病方面的政策时发现,大凡一个艾滋病防治失效的地区,一般都采取了以下四项措施中的一项或多项,它们给设计和实施有效的防治艾滋病政策的工作带来了特有的困难。

   (1)、不承认艾滋病病毒感染/艾滋病可能成为问题;(2)、不愿帮助有危险行为的人避免感染;(3)、倾向于使用道德方面的对策;(4)、迫于压力把费用主要花在治疗上,而不是预防上。

   拒不承认存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艾滋病的威胁在艾滋病流行的早期阶段最为典型,因为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较长的无症状期内几乎看不到什么影响。走极端的还包括不愿承认本国存在婚外性行为何非法使用毒品问题。某些社会道德观念保守的国家的官员可能还真的意识不到婚外性行为和非法使用毒品的严重程度;社会越是保守,这些活动就越可能秘密地进行。

   更典型的是,官员们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这些行为的存在,但却缺少足够的资料来评价这些行为与艾滋病威胁之间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害怕民众产生负面反应的官员就可能愿意采取"鸵鸟政策",不愿开展坦诚公开的讨论,从而为制定和实施有效的艾滋病病毒防治方案提供基础。

   在某些情况下,官员们可能承认艾滋病病毒感染/艾滋病对社会构成了威胁,但他们不愿倡导制定艾滋病病毒预防项目,以便直接帮助那些最有可能感染和传播艾滋病的人士,如注射使用毒品者、男同性恋者、具有多个性伴的双姓恋者等。事实上,直接帮助这些人的项目最具成本效益。但它们可能受到来自两方面的阻碍。一方面,政治家和决策者注重的是不参与高危行为的大多数选民的意见,因此可能感觉不到有压力应对那些最易感染和传播艾滋病病毒的群体开展预防工作。因为很少选民会理解,那些有高危行为的群体的流行率会增加一般人受到感染的风险,即没有考虑到艾滋病流行带来的"负外部性"。既然大多数选民没有针对那些有高危行为的群体开展预防工作的要求,而这类工作的重要受益人--已经或即将感染艾滋病毒的人群--通常也由于担心暴露而到歧视和损失而同样采取抵制态度,官员们就可能采取一种轻松的办法,只是发起针对一般公众的宣传活动。但是,这样做不太可能帮助那些最易感染和传播艾滋病的人。

   即使政治家和决策者不再拒绝承认艾滋病的威胁,或愿意针对那些最危险行为的人采取预防性的干预措施,但各种干预措施受到的社会支持在广泛程度上是不同的。在很多社会里,人们认为禁止发生婚外行关系和禁止注射毒品是符合道德标准的,但为性工作者及其顾客免费提供避孕套、向注射毒品的人提供洁净的注射器却被很多人认为是助长不道德行为。

   于是决策者将会更多地从道德方面考虑问题,强调禁止或打击高危行为,以极力阻止潜在危险行为的发生。但这尽管在政治上是更易接受的,却可能起到加速艾滋病病毒传播的意外效果。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的代价。

   最后,政府倾向于只有在一个人艾滋病发作并且生命垂危之后,即艾滋病的外部影响已经显露出来之际才会忙于采取相应的对策。因为,这时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其家人可能会强烈要求政府在医疗上给予补贴。然而,政府如果在此类开支上消耗了本应用于有效预防工作的资源,将会导致更多的感染、疾病和死亡。

   考察中国这些年来在防治艾滋病方面走过的历程,这些政策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让人有点唏嘘不已。下面我们以高危人群为线索来细数我们的相关政策及其中的问题。

   (一)HIV/AIDS人群

   中国政府至今尚未颁布较明确具体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有关管理条例。各地的预防管理工作无章可循。不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而且阻断由此途径继续传播艾滋病病毒也无法实现。

   中国的艾滋病预防宣传工作与艾滋病控制有效的国家相比缺乏深度、广度和持久性。广大群众接受艾滋病宣传教育的机会十分有限,尤其对艾滋病是可预防的和正确对待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的宣传极为不足,公众中的"恐艾症"十分严重。同时,中国公众中普遍存在着得艾滋病是性乱及不良行为的惩罚和报应的说法,得艾滋病基本上是一种在道德上应遭到诅咒的疾病。

在这样一个由无知造成恐惧,由谬误造成偏见的局面下,HIV/AIDS人群大多生活在非宽容的环境里。由于卫生防疫部门工作人员保密意识及尊重病人隐私观念的低下,HIV 感染者及病人常常在诊断后立即被公众获知,接踵而来的就是失去工作,停发工资,家属和孩子不能正常工作和学习。有的地区甚至连独生子女费都不再发放。吉林省自1997年5月已发现的79例HIV/AIDS感染者中,能够查访到的只有12例,占15.19%;查无此人和去向不明者占84.81%。这说明卫生防疫部门、医疗部门已与绝大多数HIV 感染者失去了联系和控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73917.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