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佳明:解读“发展”的一个新视角——读《以自由看待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53 次 更新时间:2014-04-08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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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佳明 (进入专栏)  


我最近在读一本《以自由看待发展》的书,作者阿马蒂亚·森是印度裔的美国经济学家。这本书讲自由和发展的关系,森获得了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来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里用了这本书的理论框架。《以自由看待发展》是一本经济学著作,我之所以阅读它,是因为其看待发展的视角很特别——自由的视角,与目前通行的以经济发展即GDP来衡量发展有很大的不同。

作者阿马蒂亚·森被经济学家索罗称为“经济学良心”,其缘由及证据均可以从这本书中寻找得到。森眼中的发展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这种关心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关心GDP增长、关心工业化程度、关心城市化水平、关心技术进步的发展观形成鲜明的对比,尽管自由是经济学与市场体制最崇尚的东西,但我们应该能够从自由的视角中寻找到对社会正义的关注。从森的书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归纳:自由的真正享有才是发展的最终目的,财富的意义只在于它可以帮助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帮助我们实现我们所珍视的自由。可见GDP增长、工业化发展、城市化水平提高、技术进步所起到的只是工具性的作用而不是目标本身。

森从自由的视角看待发展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如何理解“科学发展观”、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如何“建设新农村”,自由是一种可参考的新视角。像森分析的那样,GDP增长、工业化、城市化提升首先是扩展人们自由的工具,增强人们获得自由的可行能力,这些工具只有实现社会效用以后,才会有价值。

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从根本上讲,发展是自由的产物,只有自由的人才会创造,才有创新。奴隶和农奴以及单纯出卖劳动力的劳工都没有什么创造与创新。美国这个国家,为什么一百多年了经久不衰?有两点值得我们研究,一是它政治上的纠错能力,二是它科技上的创新能力。这两点都起源于一个基本的概念:尊重不同意见。第一艘到达北美洲的船叫“五月花号”,上面全是从英国被迫出走的异教徒,他们到达北美洲后,秉承着一个信念,就是保护异端,尊重异教徒。有一本书叫做Who

Are We?作者是塞缪尔·亨廷顿,书里讲到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念有一条就是支持不同意见,说不同意见的自由才是自由,相同意见是不是自由呢?不是自由。在中国,最难说的是不同意见,但是所有的创新都是不同意见,不同意见才叫创新,所有的真理都是从“谬误”来的,美国人的纠错能力和创新能力就是从这来的。儒家文化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讲等级和宗法,对后世影响至深。我们的孩子很辛苦,从小就要听家长的话,到学校要听老师的话,上了班要听领导的话,所有的地方都要求听话,听话就要扭曲自己,不能自由地发展。

森是从不自由的形式中来发现自由的。他在书中列举了很多不自由的形式,如饥荒、营养不良、失业、早亡、不能享有医疗卫生保健、不能接受教育、没有社会保障等。他用可行能力来界定自由,他说自由是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包括免受困苦的基本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他还把这个概念运用于对贫困的考察。森的这种思想对贫困研究应该能够提供一种新思路。从森的定义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推断:一个社会的成员若没有享受社会保障、基础教育、选举等自由或者缺乏获取这些自由的可行能力,那么这样的成员就是贫困的,他是不自由的,他所处的社会也是不自由、不发展的。

有一篇文章叫《中国的残疾人到哪里去了?》中国有多少残疾人?八千多万。咱们看不见他们,他们不在商场超市,也不在剧院和茶馆。他们在哪呢?在家里。为什么不出来?他们的心没有和这个社会相容,这个社会也没有接纳他们。发达国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它们不设特殊学校,残疾孩子被放到普通学校里上学。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残疾孩子从小和正常人一起,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一部分,心理很正常;正常的孩子知道群体中有一部分孩子有残疾,也很正常,于是从小就融入社会了。我们中国有八千万人受到压抑,他们没有被这个社会接纳。以此类推,我们国家还有多少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城市贫民、文盲,有多少同性恋,有多少吸毒的,多少艾滋病患者,多少坐台小姐,他们都背着沉重的心灵包袱,都缺乏心灵的自由,所以我们的社会创造力不够。

如何树立以人为本的信念,如何让人们心灵获得解放?汶川地震后发生的事情给我们很大启示。去年汶川地震有三件事值得思考,一是“以人为本”的政府。第一时间总书记批示,第一时间六十七岁的总理飞往现场,到那讲的第一句话是“尽一切努力抢救人民的生命”。他没有说财产,而是救人,这个指导思想贯穿始终,所以自始至终都是围绕救人,有时候上千号人,几十台大型设备,那么多中外救援人员在一起就为了抢救一个老人。中国人的生命什么时候这么值钱?中国人的生命什么时候得到过如此的尊重?唐山地震死了二十四万多人,《人民日报》刊登社论说,不能用救灾来压批邓,当时没有人反驳。中国历史上人的生命从来没有像汶川地震里的生命这么重要过,这就是“以人为本”的反映。二是信息公开,媒体全程、公开地进行报道,这件事体现了对人民的信赖,对民意的尊重,也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三是几十万志愿者涌现。志愿者为什么要去救灾?中央台的记者问大连的一个小伙子为啥要来,他回答说:“开始的时候我捐了三千块钱,后来我看人们那么辛苦,总理那么来回跑,我心里好难受,吃不好,睡不好,要是不到现场去,以后我会后悔。”这说明志愿者去现场不完全是为了帮别人的忙,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什么需要呢?需要报恩,需要出力,需要尽责任。这就是一种公民意识,它是和责任政府相对应的。当政府对人民负责任的时候,人们就会对政府尊重。以人为本的进步就是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人的自由会推动长久的发展。


《书屋》2009—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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