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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扩等:后发经济体的 “追赶周期”

更新时间:2014-04-04 23:19:26
作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成功追赶型后发经济体的追赶进程呈现出三方面的典型化事实:经济增长速度的时间分布呈现倒U型轨迹;为期20—30年的高速生产率提升和人均物质资本积累,且资本产出效率保持在较高水平;快速的产业升级和剧烈而迅速的结构变化。我们首次在文献中将这些典型化事实概括为“追赶周期”。追赶周期在形成机制、持续时间、表现形式等方面,与其他类型的经济周期有很大不同,因此,在追赶周期不同阶段采取的政策措施的侧重点,也应有所区别。

    

   追赶周期的理论分析

   追赶周期的核心内涵是后发经济体通过一波持续高速增长实现对前沿经济体的追赶或经济收敛。目前,增长理论研究提出的收敛机制主要包括两类,其一是依靠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实现收敛,其二是技术由前沿经济体向后发经济体的扩散。

   (一)仅靠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机制难以解释追赶周期

   按照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收敛机制假说,“转移动态”下的资本积累是实现追赶的主要驱动。以此判断后发经济体所处追赶阶段的依据,是其与前沿国家的相对人均资本水平或者产出水平来作出。直到最近,在对后发经济体长期增长趋势的经验研究当中,这一分析思路依然十分流行。但这种理解不能和上述多方面的典型化事实相容。体现在如下几点。

   第一,成功追赶型后发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增速的时间分布形态是倒U型的。而上述解释的含义是人均收入增速随着时间推移而单调递减。两者不一致。

   第二,成功追赶型后发经济体在为期20—30年的“平台期”内,人均产出快速提升和人均物质资本快速积累,且资本边际报酬没有明显下降。而上述解释的含义是,由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人均产出增速和人均物质资本存量增速应该随着时间单调递减。这也与事实不相容。

   第三,高速追赶平台期在快速产业升级和迅速而剧烈的结构变化过程中,主导产业更替、新产业成长和新技术的采用,是一个“小步快跑”式的梯次提升过程,而不是由技术密集度很低的产业一步到位跨越到技术密集度很高的产业。这也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收敛假说暗含的政策含义不符。面对这些矛盾,应当重新思考追赶的机制。当然,我们不是否认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存在,而是说单靠该规律无法解释追赶周期。

   (二)追赶周期的主要机制:技术追赶速度变化

   我们认为,解释收敛和追赶周期的核心机制,是前沿国家与后发国家技术进步的源泉不同。

   前沿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试错与创新。试错创新高成本、高风险的特征决定了前沿发达国家的长期增长不可能太快,增长的趋势变化也基本由重大创新的周期阶段主导。后发经济体与前沿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可以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实现技术进步。在接近世界技术前沿之前,技术模仿的风险和成本理论上都有可能低于自主研发创新的成本。

   如果这种“技术追赶驱动经济追赶”的假说成立的话,我们应当能从现实中观察到如下事实:

   1.“经济追赶”的背后是“技术追赶”,因此后发经济体在高速增长的平台期技术水平也应有持续的高速增长。

   2.由高速向中低速的“增长阶段转换”,实质是“技术进步模式”的转换,而后者只有在后发经济体的技术水平接近前沿国家时才会发生,因此,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增长阶段转换应该也是在这个时期发生。

   3.快速技术进步的时期,即使资本快速积累,资本的产出效率也不会有明显的下降。

   经验事实对如上预测提供了支持。日本等五个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经济减速阶段前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年增长率以及这些国家的TFP与美国同期TFP的相对比值,可看出如下规律:

   1.这些经济体在经济减速前都实现了连续多年的TFP高增长率,经济减速“伴随发生”的是TFP增长率的减速。

   2.后发经济体的TFP增长减速是在TFP水平较为接近技术前沿国家(这里的参照对象是美国)的水平时发生的。例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分别是在TFP达到美国的约70%、70%、100%时开始步入TFP低速增长阶段。

   3.后发经济体在人均资本快速积累的高速增长平台期,以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衡量的资本产出效率能够保持在一个相当好的水平(见表1)。

   上述这些事实与技术进步驱动长期经济增长、追赶和减速的假说较为一致。从这一意义上说,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周期表象上是一个经济追赶过程,其实质则是一个技术和生产率的追赶过程。同时,由追赶周期假说可以得出的一个推断是,决定后发经济体追赶潜力进而增长潜力的最重要变量,是其与世界前沿国家的技术距离,而非与前沿国家的(绝对或相对)收入差距。

   (三)追赶周期的丰富形态与技术追赶的影响因素

   除了成功追赶型后发经济体之外,有许多收入水平更低、与前沿国家技术差距更大、潜在后发优势更显著的发展中国家,尚未实现高速增长;还有许多国家,虽有过高速增长的经历,但在未完成追赶之前就提前出现了增长减速。这些事实表明,后发优势只代表增长潜力,但不会自发实现。

   技术追赶真正落实在经济生产当中,不仅仅是某个行业或生产部门通过创新或者模仿引进了一项新的技术方法,更进一步包括这项技术实际运用效率的提高,以及整个生产部门当中的要素投入按照这项新技术的要求重新配置达到最适比例的过程。对后发经济体而言,在接近世界技术前沿之前,实现技术追赶面临的难题不仅仅是新技术的获取,更在于如何为新技术的广泛采用和技术效率提高创造激励。从现有的研究结果来看,对后发经济体技术追赶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包括:

   1.企业竞争和灵活的行业进出。技术升级是有成本的,只有竞争才能为企业提供不断投资新技术的微观激励。

   2.人力资本的积累。前沿技术进步是高技能劳动力偏向型的,后发国家从前沿国家模仿的技术虽然可以通过本地化,降低高技能劳动力偏向的程度,但总体上技术追赶还是要求劳动者知识技能的提升跟进。

   3.有利于资源再配置的金融体系。技术更新过程是各类资源向高效率的部门和企业再配置的过程,资金是其中最重要的资源。如果要素的流动阻滞,新技术就难以在整个生产部门推广开来。

   4.经济体的开放度。一方面,后发国家的大量技术引进是通过外国投资和国际贸易实现的;另一方面,开放度提高使得国内的生产者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从而更有可能去学习和引进新技术。

   上述因素对于“国富国穷”的重要性在以往的研究中已多有讨论,但经验分析表明,这些因素对后发经济体长期增长的影响是无法独立于其所处的追赶阶段的。因此,在分析不同后发经济体长期增长趋势和走向的个案时,这些因素应该作为首先选择的分析切入点。

    

   追赶周期与其他类型周期的比较

   上面归纳了追赶周期的典型化事实,并解释了其形成机制。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周期,例如商业周期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追赶周期有自身的特殊性。

   第一,追赶周期的性质,是后发优势决定的技术追赶速度变化所导致的。通常的商业周期,则是由“动物精神”导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则是前沿国家的重大技术创新导致的。

   第二,追赶周期中的第一次增速转折(即起飞)和第二次增速转折(即由高速增长平台期结束后的速度回落),所伴随的产业结构变化大异其趣。第一次增速转折时期,许多新产业成长起来,由于许多投资活动的互补性,这一次转折更多体现出“创造性创造”或者说“创造性建设”的特点;第二次增速转折时期,往往有不少产业退出,呈现出“创造性破坏”的特点。而普通商业周期的复苏和衰退所伴随的产业结构变化的差异,则远没有这么显著,大体上是近似的产业结构下开工率提升和下降所致。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虽然也是技术变革导致的周期,但其前半段和后半段分别是同一新技术产生和退出市场导致的。

   第三,追赶周期不能够被熨平,也不应该被熨平。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后发国家所必须追求的周期。但普通商业周期应该被熨平,虽然实际上做不到。从这一点而言,追赶周期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类似,后者也不应该被熨平。所以,从政策应对上看,追赶周期的第一次增速转折,不仅不能采取紧缩政策予以压制,相反,还应该通过宏观政策助力;追赶周期的第二次增速转折是技术差距缩小之后的客观规律使然,因而不能用扩张性宏观政策予以刺激。

   第四,追赶周期的高速增长为期20—30年;起飞前的时间长度不确定;高速增长结束后期,仍然能够保持10—20年的中速或中低速增长。普通商业周期为期4—5年,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则长达60年左右。

   当然,追赶周期与其他类型商业周期并非绝对排斥。前文指出,技术前沿国家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会经由技术外溢叠加于后发国家的追赶周期之上;而后发国家追赶周期的整个进程中,普通的商业周期也一直在发挥影响。

    

   追赶周期假说对中国长期增长的含义

   (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追赶也是由技术追赶推动的

   1978—2009年,中国TFP年均增长率达到3.16%,对人均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77.89%,TFP是最重要的增长源。与日本、中国香港、韩国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其高速增长追赶时期的TFP增长及贡献率相比,中国增长的“技术含量”实际都要更高,这并不支持所谓中国以往增长是“粗放式增长”的说法。

   (二)中国未来技术追赶的空间仍然可观

   中国2009年TFP水平接近美国的40%。而那些有过持续高速增长的追赶经济体在增长减速时的同一指标都远高于此,例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基本都在TFP达到美国的70%甚至更高才进入减速区间。这表明中国技术追赶的空间仍然可观。

   (三)改革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是释放增长潜力的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增长主要是在 1981—1987年、1988—1996年、1997—2008年的三波TFP增长中实现的。结合这些波段转折变化发生时的实际情况,可以识别出这期间对中国提升TFP最为重要的改革是,分别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后期开始的两波农业部门改革 (分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价格改革和农业投入品市场改革)、上世纪80年代早期进行的非农部门改革 (价格双轨制和经济决策权下放)、1997年实施的市场化改革(国企所有制改革和民营企业合法化)以及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去的增长之所以能够持续,关键在于每一波改革的红利释放殆尽时,新的改革都会及时开启。

   尽管以往的改革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微观个体投资新技术的激励,但是最近的一些经验分析表明,中国在技术更新和生产率提升方面依然面临着相当的制度扭曲,主要包括劳动力的结构性错配、农业部门土地和资金的低效配置、非农部门的资金低效配置。这些扭曲虽然一方面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虚高竞争力,另一方面却抑制着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增长潜力。自2007年以来发生的增长减速,当然有国际金融危机等短期冲击造成的影响,但根据以往的增长波段经验,也基本可以推断出上一轮改革的增长红利即将释放完毕。因此,未来增长前景依然需要通过及时实施新一轮重大改革释放红利。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未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一个丰富、详细的计划清单。全面落实这个清单,将为中国技术追赶注入新的动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增长阶段转换:成因、挑战和对策”课题组

   负责人:张军扩

   协调人:余 斌 吴振宇

   成 员:刘培林 马明杰 陈昌盛

   王忠宏 任泽平 吕 刚 江 宇

   龙海波 贾 珅

   撰稿人:刘培林 贾 珅

   张 勋(北京大学)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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