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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晶:劳动教养废止后的制度抉择

——“弊端革除”与“功能赋予”之间的理念碰撞

更新时间:2014-04-02 23:51:11
作者: 郭晶  

    

   【摘要】劳动教养制度的废止,至今已成定论。劳教废止后,相关的制度衔接与建构应当走向何处?如何借由劳教废止而统筹关注我国各类保安性措施的程序正当化问题?如何调整我国既有的刑事、行政法律体系?就此,各种对策、建议争相竞秀,角逐立法先机。不同方案看似言之凿凿,理论深邃,但总体上来说无外乎可分别模式化为“弊端革除”与“功能赋予”两种理念倾向,事实上左右着制度演进的走势。两种理念倾向之间,必须有序互动,合理协调,这样才能促进制度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劳动教养;保安处分;轻罪化;保安性措施;程序正当化

    

   2012年,“唐慧劳教案”、“方洪因言获罪案”、“龚汉周两次劳教案”等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滥用劳教案件被相继曝光,致使劳动教养改革问题,又被推至风口浪尖。2013年1月7日,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中央政府已研究,报请2013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通过后,劳教制度将停止使用。虽然此时劳教制度在法律上尚未废止,但自该次会议后,全国各地即陆续暂停劳教审批,不再接受新的劳教对象,促使劳动教养自然萎缩。情况陆续由媒体报出,官方对此却并无公开详实的说明。“停止使用”的制度意图尚不明晰,中央政法委会议等官方会议中的用词,皆为“积极稳妥地改革劳教制度”,是暂时停止使用,永久废止,还是改革完善后再度使用,并无定论。

   在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中央宣布“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2013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废止劳教制度的决定,正式宣告了劳动教养制度在法律层面的废止。然而,有限的制度讯号,却又为劳教废止后的制度衔接,留下了深度探讨的余地。如何进行后劳教时代的制度建构,迄今为止也未形成较为一致的理论方案。就此,笔者无意陷入争论,也无意沉浸于对策法学的语境而追求设计出能为各方都满意的制度方案,而是试图提炼、归纳、模式化争议背后的理念倾向差异,从而为制度的演进提供一个新的解释视角。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关注后劳教时代制度变革所牵涉的重要理论命题,从而做出新的反思。

    

   劳动教养法治化的两种理念模式

   围绕劳动教养制度改革方案的探讨,纵览学界观点,五花八门,既有主张彻底废止劳动教养的废除论观点,也有保留劳动教养进行深度改革的保留改革论观点,还有将劳动教养转变为保安处分进行体系化建构的观点。在就劳教改革不同理论命题的探讨中,与其纠缠于方案差异间的争论,不如提炼、模式化出不同方案背后的理念倾向,这样或许才能在陈腐的争论之外,从理论与实现的夹缝中发掘出真正的焦点或重心。

   不同方案看似言之凿凿,理论深邃,但总体上来说无外乎可分别归类为两种理念倾向。第一种理念倾向,更为关注劳动教养在实然上的惩罚、威慑功能及其运作状态,任何意见和建议都迫不及待地试图针对劳教实体、程序、执行上的多方面弊端而寻求改正,救济实践中多发的劳教侵权现象。该种理念由于关注既有制度功能的缺陷与改正,因此不妨称为“弊端革除”模式。鉴于其理念倾向于缺陷的救济,因此从立法方案的设计来说,该种理念模式侧重于关注劳动教养作为单一制度的局部变革和废止,仅是连带研讨劳教废止对法律体系整体架构的影响。

   另一种理念倾向,则侧重于关注劳动教养制度在应然上所本应具有的预防、教育、矫治功能,强调劳动教养及类似制度在为社会提供充分保护方面的重要性。有的论者关注将劳教转化为相对独立的教育矫治法律体系,还有论者将劳教的应然功能与西方保安处分制度相关联和对比,试将劳动教养转化为具有人身自由限制性质的保安处分措施,对常习犯等具有人身危险性的个体进行规制。鉴于劳动教养应然层面的教育、矫治功能已异化为实然上的惩罚、威慑,因此,该种理念倾向实际上是试图追寻一种应然功能的回归,实然上不存在功能的再创造,故而不妨称其为“功能赋予”模式。鉴于该种理念倾向于功能的创建和赋予,因此并不局限于劳动教养这一单一制度,往往试图将劳动教养与我国收容教育、强制戒毒、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等类似的具有社会保护功能的保安性措施进行整体性思考,试图建构相对体系化、系统化的保安处分制度。

    

   劳动教养废止后的制度改革方向

   就劳动教养废止后的制度改革方向来说,具有重大影响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观点是废除论,即在劳动教养现有适用对象如何处理的问题上,认为劳动教养完全可以并入现有的刑事或行政法律体系,并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建议彻底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并将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分别归并入现有的刑事、行政法律体系。[1]另一类观点是保留改革论,认为劳动教养有其独立的制度功能,不宜并入刑事或行政法律体系,只能独立设立并进行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革。由此可见,从改革方向上,是否将原本的劳动教养维持为相对独立化、系统化的制度(比如违法行为矫治法、教养处遇法等),是这一争论的核心。

   保留改革论的主要观点是,我国目前的刑罚和行政处罚适用对象,存在一定的结构性缺损。劳动教养制度之所以还有存在的余地,唯一的根据是它对于刑罚和治安管理处罚具有弥补性和衔接性。一方面,我国刑法概念中兼有定性与定量因素,行为不达到一定的量便不构成犯罪,在刑罚与治安管理处罚之间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需要弥合。另一方面,刑罚和治安管理处罚,主要的适用依据皆是客观的行为及其实害,对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考虑不周,而劳动教养则可以适用于那些行为实害可能不大,但人身危险性较大的对象。[2]因此,保留改革论者认为劳动教养可以弥补刑罚与行政处罚之间的结构性缺陷因而有独立存在的必要,但同时认为应当对劳动教养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法治化改造。[3]之前,围绕“违法行为矫治法”的立法努力体现了较为保守的保留改革论,甚至淡化其改革色彩。近期,该种立法活动已归于沉寂。

   废除论的主要观点是,劳动教养制度存在诸多弊端,是法治不健全时代的产物,易授人以破坏法制、侵犯人权之柄。因此,从法治国家的目标出发,应彻底取消劳动教养。弥补犯罪概念定量因素造成的刑法结构性缺损并非只有劳动教养一个途径。可以降低犯罪构成的定量标准,使刑罚的适用标准与治安管理处罚的适用标准相互衔接。具体适用刑罚或治安处罚时,注重行为的性质、情节和客观危害的同时,认真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这样就可以弥补刑法的结构性缺损。[4]废止后的处理路径主要有轻罪化、保安处分化、分流处理等三种方案,其中分流处理是通说。但三种方案均有可能引发犯罪圈扩张和司法机关工作负担加重等问题,这也是保留改革论对废除论进行反驳的主要根据。[5]就此,废除论者提出设置消除犯罪记录、前科否定、完善刑事简易程序等制度建议,从而减轻劳动教养犯罪化所附随的消极影响。

   由上述各派观点可以发现,主张保留劳动教养作为相对独立、系统化制度体系的观点(并不必然保留“劳动教养”的名目),以及废除论中的将原劳教对象保安处分化的观点,均呈现出“功能赋予”理念倾向,试图启动劳教名义上具有,但实然上缺乏的教育、矫治功能。这类尝试固然立意深远,但难以轻易排除劳教等保安性措施的固有缺陷,或许无法满足“弊端革除”理念所关注的在减轻劳教实害方面的底限要求。近年来,由于劳动教养制度饱受质疑与诟病,实践中劳动教养的适用已呈现萎缩趋势。经过《禁毒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规则的分流,传统意义上劳动教养人数在实践中其实已经很少。经历如此的功能分解后,在立法策略上,劳动教养是否仍有必要作为单独的制度存在,相关的专门性立法活动是否仍需继续进行?还是,放弃用统一立法对劳动教养正名或推动相关制度的转型,在逐一论证的基础上,分别补充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内容?[6]

   据笔者2013年1月所了解到的数据,当时全国被劳动教养人员约仅有6万人左右。自2013年1月官方宣布停止使用劳教,直至2013年11月中央正式释放废止劳教讯号为止,此时全国被执行劳教人员存量已萎缩到2至3万人,并将于两年内全部消化。就此问题,笔者认为,劳教制度的实然功用已颇为微薄,即使废止后不设立任何制度也无碍大局。反之,过度夸大劳教废止后的所谓“功能缺失”,盲目地追求建构“保安处分”之类的新制度,或许会造成更大的滥权风险。因此,遵循“弊端革除”理念倾向,收敛武断的制度建构热忱,并不因劳教的废止而妄言制度变革,此后再循序渐进地微调行政和刑事法律体系,或许更为妥当。

    

   劳动教养与保安性措施的程序正当化路径

   如何对劳动教养程序进行正当性化改造,是劳动教养改革以至于保安性措施改革所必须解决的基础性问题,也是超越改革方向分歧的共同关注。就劳动教养程序来说,对其进行司法化改造的方案虽较为理想,且已获得较广泛的理论共识,但其在实践的改革推进中却举步维艰。既有来自公安机关的强烈抵制,也有来自国家治安形势的压力,还涉及到司法体制的改革和配套,特别是法院审判组织和机构的建设。

   行政化的劳动教养,对于解决突发性事件和维护社会稳定十分有利,公安机关认为,如果把这个决定权给了法院,或者其他机构,将直接影响社会治安的控制效果,这成为了劳动教养改革积年无成的主要原因。类似问题同样存在于其他种类保安性措施的改革进程中。就此,探求更为现实、可行的程序正当化方案,成为了劳教废止后的当务之急。结合理论界的探讨与实务界的摸索,目前较有影响的方案大致有三类:司法程序化改革方案、行政程序化改革方案与准司法化改革方案。

   司法程序化方案认为,由于我国刑法犯罪概念中存在定量因素,使得我国刑法上的犯罪实际上是较重犯罪,从社会事实的角度看,劳动教养处理的实际上是我国刑法以外严重违法的较轻犯罪。对这类剥夺或限制公民较长期限人身自由的裁决,只能通过司法程序由司法机关实施。具体来说,司法程序化方案又分为刑事程序化与非刑事程序化等两类观点。前者主张,在现有刑事诉讼程序的基础上,设计劳动教养适用的刑事简易或简便程序,将其纳入刑罚的制裁体系,适用刑事诉讼程序。后者则主张,劳动教养逐步走向司法化的趋势已是理论共识,但司法化并非一定以犯罪化、刑法化为前提。为避免犯罪扩大化、刑罚扩大化的风险,应在刑事程序之外设立由法院中立裁判的专门程序。相较之下,非刑事程序化观点更有影响。因为,即使是主张将劳动教养轻罪化、保安处分化的论者,也极为强调其程序相较于普通刑事程序的特殊性,试图淡化其刑事色彩,去除犯罪标签。[7]

行政程序化改革方案则认为,劳动教养的法治化,最重要的不是通过什么性质的机关和程序来决定,而是通过严格的程序设计,控制权力不被滥用。劳动教养立法通过建立严密、合理的行政程序,完全可以实现法治化和人权保障的目标,保障程序的公正和正义。[8]在从实体上和程序上对现行劳教进行改造的基础上,继续实行劳动教养的行政化实施程序,更适合中国国情,也最为便捷和经济。行政程序化改革方案的优点是是高效灵活、富有张力,能够较好地适应社会控制的需要。缺点则在于,法治社会基本否定行政性权力可以独立做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决定,故该论因缺乏底限正当性而难获共识。行政程序化改革方案又可分为两类,分别是劳教委员会决定型与公安机关决定型,前者主张将目前“虚化”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实质化,从而排除一般行政程序的专断性,体现法律的公平;后者则主张设定以公安机关为主体的劳动教养审批和适用程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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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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