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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烨 韩迪:转型中国安全事故和突发事件曝光于媒体的社会效应分析

更新时间:2005-07-01 00:36:18
作者: 颜烨   韩迪  

  

  内容摘要:社会转型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安全事故、突发事件频发的情况比较突出。在媒体现代化进程中,媒体对安全事故、突发事件的关注度也日益升温。安全事故、突发事件本身具有特殊性;安全事故、突发事件频频曝光自有其社会性背景原因。安全事故、突发事件频频曝光必然表现出一定的社会效应,既包括正面积极效应,也包括反面消极效应,但总体上是前者大于后者。安全事故、突发事件频频曝光正面讲,能够有利于及时快速处理事故和灾后重建,遏制事态的扩展,也有利于强化政府决策和行政的科学性有效性、领导者的责任和公民的安全意识等等;消极方面讲,也会在公众中产生“放大镜”效应和麻木感,或造成社会恐慌,或由于曝光失实导致社会混乱等等,因此也需要对媒体在安全事故、突发事件报道方面进行规范性建设。

  

  关 键 词:安全事故 突发事件 曝光 媒体 社会背景 社会效应

  

  转型中国是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的简约提法,目前学术界一般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社会转型在社会学上是指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乡村社会向城镇化社会、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等的转变。[1]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安全事故、突发事件的发生表现为频繁性、重大特大性等特点,因此学界认为我国正跨入“高风险社会”时期。[2]2005年初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王显政正式提出“安全生产初级阶段理论”,指出现阶段我国安全生产的规律特点。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以及各种现实因素,都不可避免地对安全生产工作产生影响和制约。

  

  安全学界一般从大安全角度把安全问题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社会安全(含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社会治安问题)和公共卫生安全事件,[3]包括安全事故和突发事件。前者主要指人为原因引发的安全事故灾难,如人因火灾、交通事故、建筑事故、矿山事故等;后者涉及自然灾害引发的突发事件,如地震、洪灾、海啸、台风灾害等。当然也有混合性原因引致的事故和事件。安全事故、突发事件涉及人类生命本身,责任重大,人命关天(古人有“安全为天”之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现代媒体在关注安全事故、突发事件方面显得格外活跃。各类媒体涉及报刊杂志、书籍、广播电视、信息网络等。新闻媒体报道安全事故、突发事件仍然具有时效性和导向性强、受众广和一定的监督教育功能等特点。

  

  一、转型时期安全事故和突发事件频频曝光的社会背景

  

  社会转型时期,除了安全事故、突发事件本身的频繁性特点外,还有其他一些社会性的背景因素。

  

  1.相关社会宏观政策法规的有效出台和披露机制的形成。鉴于过去对安全事故、突发事件发生后的隐瞒、虚报、拖延不报等不法行为以及对责任者的追究乏力,近年来国家、政府为严密监管安全事故、突发事件发生后的善后工作和做好安全事故、突发事件的预测、预警工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安全事故、突发事件发生的报道披露政策法规,进行了明确的硬性规定,形成了良好的披露机制。比如我国《安全生产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规定,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本单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立即如实报告当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不报,不得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毁灭有关证据;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上报事故情况;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对事故情况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不报。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二条、二十三条规定,各级政府有关主管人员等,不得隐瞒、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疫情,国务院和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地如实通报和公布疫情。又如,2003年8月和2004年2月,中央曾先后两次下发文件要求做好突发事件报道,保护记者的新闻采访权。目前,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根据中央要求形成了三个层次的信息披露机制:一是每个季度定期举办国务院新闻发布会,公布全国安全生产形势;二是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调度中心接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快报后,通知该局新闻处,组织中央媒体采访;三是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参与调查的事故,将组织事故现场新闻发布会,及时披露事故救援进展等信息,并常设新闻发布会的披露机制,指定专门的新闻发言人,定期发布安全生产状况和形势;还有一些地方部门也分别出台建筑等领域的“安全曝光台”、“安全阳光台”。披露机制的形成,使得过去难以让公众广泛知晓的安全事故、突发事件能够频频曝光于各类新闻媒体,接受公众监督评论。

  

  2.信息技术的加速发展。以电子技术为基础的新一轮科技浪潮的掀起,使得计算机、电信等技术快速增长,信息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上的流速慢于电子网络媒体。在披露和报道安全事故、突发事件中,以计算机信息网络为基地的互联网显得格外活跃。由于它具有便捷迅速、反应灵敏、能够平等交流沟通和及时反馈等特点,在争抢报道头条安全事故、突发事件方面网络的作用和效率大大高于传统的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同时信息技术政策的开放,也使得诸如电子服务器的开发与利用、网站的建立与开辟等都不会局限于某一团体或组织垄断中,信息的完全性、对称性和时效性更强更为明显,每天的互联网、手机等新闻信息中难免要报道大大小小安全事故、突发事件的发生,小到一对邻里口角而造成的身体轻度伤害和人格的贬损,大到重特大安全事故、突发事件如矿难、空难、交通事故和台风、地震等,而且各大网站相互转载、粘贴,让人感觉天下安全事故、突发事件“一股股往外冒”。

  

  3.新闻媒体的改革与快速反应机制的形成。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新闻媒体行业本身也进行着市场化改革。经过10多年的改革嬗变,国内新闻媒体普遍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的、以质量求发展、以利益为驱动的办报办刊和经营网站的模式,逐步改变了传统的“吃大锅饭”的大包大揽方式,新闻记者直接面向市场、走向社会。这一轮巨大变革使得各大媒体在分与合中不断重组,同时激发了新闻媒体争抢新闻、谋求新颖快速、既求质量又求数量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热情。在这样一种局势下,事关人身、财产、环境等安全事故、突发事件报道的快速反应机制得以形成,安全事故、突发事件尤其是重特大安全事故、突发事件的报道在记者群中显现出及时、快速、高效的特点。记者职业的敏感性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使得大大小小的安全事故、突发事件在媒体频频曝光,暴露无遗。

  

  4.社会转型时期民主的增长、开放平等理念的深入、法制意识和公众知情权的提升。与传统计划经济时期相比较,随着市场经济的加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转型时期整个社会显现出公众民主意识的极大增长,开放意识和平等处事意识不断深入人心,法制意识和公民知情权逐步提升,主要的模式是逐步由城市人群带动乡村社会发展,突破传统二元社会结构的约制,因此对于任何安全事故、突发事件的“遮掩”、“隐瞒”、“私了”等等作为都显得过时。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不信邪,越来越成为中国公民民主精神的重要特质。这样的社会氛围和环境更加有利于安全事故、突发事件信息的披露和曝光。

  

  二、转型时期安全事故和突发事件频频曝光于媒体的社会效应

  

  学术界对媒体功能的研究有很多理论。如哈罗德·拉斯维尔的“三功能说”(环境监视、社会协调、社会文化传承)、赖特的“四功能说”(环境监视、解释与规定、社会化功能和提供娱乐)。[4]由于安全事故、突发事件的发生往往具有突发性、不可预测性和负面影响大等特点,因此媒体在披露报道时与平时报道一般性新闻就有所不同,事故曝光报道后的影响也不一样。下面我们从正反两方面功能进行分析:

  

  (一)从社会正功能方面分析

  

  1.有利于冲破个别正式渠道对消息的封阻和误报,能使事故得以快速澄清和处理,以避免更大的损失。新闻媒体曝光安全事故、突发事件有时能够达到信息快递、反馈及时、事故处理果断的最佳效果。比如,在2001年广西南丹矿难中,地方政府一些官员和矿主相互勾结,采取非法手段,隐瞒真相、封锁消息达10天,直到记者冒死前往矿区采访才逐渐使真相大白于天下,随后自治区党委书记带领调查组前往出事矿区,抓紧时间进行处理,查清已经死亡人数,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事态的进一步扩大。[5]又如,2003年SARS疫情肆虐之时,国内一些医学专家本着对人们生命高度负责的精神,超越和打破个别官方的虚假报告和误漏统计。事件是2003年4月8日,美国媒体《时代周刊》就率先刊载了一篇题为《北京遭到SARS袭击》的文章,在全球引起轩然大波。该文引用了一封署名北京301医院军医“蒋彦永”的信。信中披露当时的中国卫生部长新闻发布会上言论失实。文章激起了全球对中国北京SARS疫情的关注;世界卫生组织视察员根据来信加强了对北京的考察,并特意检查了信中隐瞒疫情的医院;中国中央政府也开始加紧制定防治策略。[6] 再如2004年6月6日,北京大安山煤矿发生塌冒事故,造成10人死亡。事故发生后,北京各路媒体纷纷赶往大安山采访,但是采访受困。《中国安全生产报首都安全周刊》6月12日以《大安山煤矿塌冒事故积极实施救援,消极面对媒体》报道此事。随后,这篇文章被新华社动态清样转载。8月1日,北京市分管工作副市长向媒体深表道歉。[7]也还有其他很多案例在通过正式官方渠道多方申诉无求之后,当事人或受害者可能借助媒体进行申诉,这样的事例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和一些网站中多有可见。这些都是媒体率先如实报道、勇敢曝光,然后引起公众和政府的密切关注并及时采取可行措施控制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案例。

  

  2.有利于政府加强应对安全事故、突发事件的科学合理决策,巩固和强化安全预警机制,加强安全措施和设施的整改和完善。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论”认为,大众传播活动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即通过反复播出某类新闻报道,强化该话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而“沉默的螺旋”假说也有三点:舆论的形成是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人们对“意见环境”的认知心理三者作用的结果;经大众传播强调提示的意见由于具有公开性和传播的广延性,容易被当作“多数”或“优势”意见所认知;这种环境认知带来的压力或安全感,会引起人际接触中的螺旋式扩展过程,并形成社会生活中占压倒优势的“多数意见”。[8]基于上述假说,如果新闻媒体加大对事故、事件的报道可以引起社会关注、政策调整等一系列正向变化。这一方面教育意义最为深刻的是2003年针对SARS疫情的频频曝光报道。中央在确知SARS疫情的严重性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诸如问责当事领导者,制定和启动紧急预案,加强宣传贯彻《传染病防治法》,制定颁布《突发公共卫生应急条例》,成立国务院和地方非典防治指挥部,统一调度人力物力财力,在全国形成政府领导牵头、专家介入攻关、群众全面动员抗击非典的科学决策机制和运作机制,形成一层抓一层的责任制,畅通信息网络,利用各类媒体真实公布当日各地疫情,充分保证决策时信息有效、信息及时、信息全面,并形成强大的新闻舆论压力,最终抑制了疫情的扩大,取得重大胜利。也因此在面对2004年禽流感突发事件中各地顺利过关。2004年北京密云发生元宵“灯展踩踏事件”被大篇幅报道和曝光,事故责任人得以惩处,为此国家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在“五一、“十一”等黄金周未雨绸缪,利用媒体发布旅游安全预警,要求各地政府各级领导对各自管辖范围内的旅游地点、设施、餐饮、交通等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确保不发生、少发生安全事故、突发事件,事实证明成效是显著的。再如,近期网络媒体持续披露的校园血案事故,一些记者在调查中也总结了校园安全问题存在的诸多隐患,譬如安全设施缺损、保安人员不足、心理健康教育滞后、安全监控系统缺失等管理和教育方面的问题,同时也看到了引发校园暴力、校园血案的一些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个体心理方面的原因。[9]这些报道都有利于教育行政部门、教育工作者和学校进行合理科学决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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