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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芳 许京元:清除民粹主义影响是开拓“东方道路”重大课题

更新时间:2014-03-29 10:17:09
作者: 李玉芳   许京元  

  

   【摘要】列宁开拓社会主义“东方道路”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两种策略》,确立了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原则,但对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条件却语焉不详,反映了民粹主义的某些痕迹。而后斯大林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实现了民粹主义的许多理想。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回答了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条件和策略,摆脱了民粹主义。

   【关键词】社会主义“东方道路” 民粹主义 新经济政策

  

   民粹派:最早探索不同于西方道路的社会主义派别

   18世纪末,俄国封建农奴制经济达到了历史发展的顶点。以维·格·别林斯基、亚·伊·赫尔岑为代表的19世纪30、40年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同农奴制的拥护者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到了19世纪50、60年代,以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革命者把民主革命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并建立了革命组织。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极不公平,农民虽然得到了“自由”,却要为获得的土地缴纳赎金,因而依然处于贫困和无权的地位。以牺牲农民利益为特征的俄国近代化,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此时,平民知识分子继承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发起了以“到民间去”为口号的民粹主义运动,把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可以经过农民村社和农民革命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主张加以系统化。

   俄国农村实行土地公有,公社作为一个共同体给每个成员安排了不容竞争也不可改变的位置,由此形成了一种“俄国式的集体主义传统”和村社平均意识、轻商抑商传统以及“不与私有化共谋”的民族理念。民粹派对农奴制改革后已经加速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抱有恐惧心理并采取抗拒立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在俄国不是历史的必然,它将带来祸害。村社集体主义土壤是对抗西方资本主义的天然屏障,并成为通向社会主义的理想道路,民粹主义正是在这一土壤里发育并成长起来的。正如列宁所说:“民粹主义的实质在更深的地方;不在独特的发展学说,也不在斯拉夫主义,而在代表俄国小生产者的利益和思想。”①无疑,民粹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批评过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俄国变种。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依然关注这一具有社会主义要求的反封建制度的思潮和派别,以期引导它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否定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他们反对把《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②马克思、恩格斯有条件地承认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

   首先,俄国的“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但“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③这是指资本主义发展尚未对其肌体造成重大破坏。其次,它要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④这主要是指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体劳动的必然形式。最后,俄国需要有一场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相互补充、呼应。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这种可能性时的论述都是比较原则的,表现出十分谨慎的态度。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信曾四易其稿,在前几稿中都有更多更具体的论述,但最后发出的仅仅只是700字左右的短笺。

   19世纪80年代以后,俄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恩格斯指出,当时“俄国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农民公社的崩溃都迈出很远了。”⑤“沙皇制度战胜了恐怖主义”,有产阶级都被“推到了沙皇制度的怀抱里”,西方也没有发生革命。总之,当年设想的前提条件都不复存在了。因此,绕过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也就无从实现了。

  

   在“东方道路”开拓中,列宁清除民粹派的影响并将俄国革命引上正确道路

   民粹派是农民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同民粹派的关系本质上就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列宁批判了民粹派的乌托邦,又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剔除民粹派乌托邦中的糟粕,细心剥取它所包含的农民群众的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康而宝贵的内核。”⑥可见,他们之间是既联合又斗争的关系。联合是为了反对沙皇制度,斗争是为了清除民粹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

   捍卫唯物史观是斗争的最基础的内容,它的胜利保证了以后发展阶段思想路线的正确。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文中集中批判了民粹主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列宁以大量篇幅正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肯定“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⑦指出民粹派这样的“主观哲学家企图非常巧妙地避而不谈的《资本论》的这一基本思想”,认为“社会学应从某种空想开始。”“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哪些使人类天性的某些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因此,“就应当找到实现这合心愿的东西或取消那不合心愿的东西的条件”,即“实现某种理想的条件”。正是根据这样的方法,“他毫无意思地从各种不同社会形态中抽出个别的要素,从中世纪社会形态中抽出某某东西,从‘新’社会形态中抽出某某东西,然后就用这些东西臆造出一个空想来。”可以说,从中世纪社会中抽出的东西就是俄国半原始的“农民村社”,而从新社会形态中抽出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存在的要素。

   民粹派的理想和通向理想道路的要害,就是避开资本主义发展这一“自然历史过程”。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完成了从思想上粉碎民粹主义的任务。19世纪80年代以后,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迅速发展,社会分工十分明显,作为绕过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础已经日益瓦解。但是,民粹派无视严峻的现实,依然否认“社会分工原则在俄国占统治地位”,认为分工“不是从人民生活内部成长起来的,而是企图从外部硬挤进去”,是“人为的”。他们从小生产者破产的严峻事实中,得出了“国内市场日益缩小”,“额外价值不可能实现”,“俄国资本主义没有根基和没有生命力”的结论。⑧

   为此,列宁不但从一般理论上,而且以大量无可辩驳的现实材料,论证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与民主革命先驱者不同的是,列宁正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最终将否定资本主义本身,而后者未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与民粹派不同的是,列宁认为“只有在这些矛盾的充分发展下,美好的未来才有保证”,而民粹派却对这些矛盾心怀恐惧而妄想回避。

   列宁在清算民粹主义的基础理论之后,确立了革命的“两步走”的策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以下简称《两种策略》)对此作了明确的阐述。

   《两种策略》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根据俄国国情和当时的实际,提出无产阶级在落后国家可能也必须争得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以赢得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历史证明,这个理论和策略对东方革命的胜利发展是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但是,《两种策略》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它虽然指出“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是“梦呓之谈”,也提出建立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以后,“我们还会有新的行动方式,同力求实现完全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和目的相适应的行动方式。”⑨但是,对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区别、联系和转变条件,却没有作出阐述,该缺陷明显地反映出民粹主义“直接过渡”策略的痕迹。这在革命阶段直接地影响着反对沙皇阵线的扩大和巩固,这应该是布尔什维克在此后20年的斗争中不能成为多数派的原因。

   十月革命胜利后,《两种策略》的缺陷在社会曲折发展中逐步得到纠正。列宁说“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已经开始”,⑩也特别强调“俄国的特点使这一过渡更加复杂”。《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批判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实行最坚决的社会化方针”,肯定“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新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该文对《两种策略》的理论缺陷有所弥补。但是,在稍后开始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后期,打算……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这个带有极端民粹主义色彩的路线,为大多数农民拒绝,导致布尔什维克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彻底决裂了。

   列宁的伟大不是不犯错误,而是善于改正错误。为纠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严重错误,列宁实施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时间不到三年,也是清除民粹主义的影响推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三年。这段历史表明了民粹主义影响的顽固性,但也让我们看到了列宁伟大的进取精神和理论勇气。他或许做到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尽可能做到的事情。第一,提出过渡时期长期性和社会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理论。第二,肯定“政治变革”可以先于“文化变革”的道路,也就是肯定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这个“自然历史过程”是可以通过不同道路实现的。第三,提出“文化变革”这个历史过程中,在俄国“应该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肯定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进步性,对商品及其交换、市场、货币、价值规律都作了新的认识。第四,承认包括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小生产经济在过渡时期存在的合理性。第五,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办了“有外国资本家参加的合营公司”。列宁批判了在这个问题上因循守旧和宗法式落后性的“奥勃洛摩夫习气”。这些都是在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资借鉴,国家依然在帝国主义列强包围的严峻形势下做出的。列宁不幸匆匆去世,他不得不留下许多尚待解决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当然也包括某些民粹主义的后遗症。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没有民粹派的民粹主义,“东方道路”的曲折发展

   列宁去世后不久,俄共党内的领导集团就苏联单独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为一方持肯定的立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诺夫等为另一方则持否定的立场。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认为,列宁之后“领袖们已经肯定地脱离了这些列宁主义的方法”,使资本主义势力“无节制的增长”,使“工人阶级和贫农地位的削弱”和苏联国际地位和国际威信“下降”。他们认为苏联正面临两大危险:一是在“俄国资本主义的根源”的2500万小农户中出现的富农阶层,“正在重演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埋藏一个大地雷”。二是将出现“两个政权”和党的“蜕化”。为此他们提出了“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政策原则。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代表的多数派在同“左”翼反对派斗争中维护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策略原则。但是,在赢得对反对派斗争胜利后不久,斯大林同布哈林之间的冲突就爆发了。在双方的争论之中,斯大林的观点越来越接近他曾批判过的“左”翼反对派。斯大林同反对派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观点,都认为“新经济政策”只能是一个暂时性的“策略”,而不是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长期性的任务。他们都为“利用资本主义”而带来的诸多问题所吓倒,他们都有着民粹派对资本主义恐惧的症状。

斯大林在批判布哈林的斗争中,加快实施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战略。第一,他宣布已从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从而宣告新经济政策的结束。他说:“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农业的全盘集体化,完全背离了列宁提出的“合作化”策略。到1932年末,在短短几年中完成了集体化,被认为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ho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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