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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圣敏:元朝以来的北京“新疆村”

更新时间:2014-03-29 09:07:23
作者: 杨圣敏  
聚居于北京东四清真寺、牛街清真寺周围。清初又把迁居北京的维吾尔族安置于西长安街路南的东安福胡同聚居,称为“回子营”。乾隆时期,回子营有维吾尔人329人,编为一个佐领,由内务府管辖,按月发给钱粮。到光绪年,这支维吾尔人已发展到1800余人。清末民初,北京的维吾尔人一部分迁回了新疆,一部分仍聚居于此。直至上世纪30年代的统计中,回子营还有108户795名维吾尔人。

   而1949年时,昔日维吾尔贵族聚居的魏公村,只有17户汉族农户,已不见维吾尔人的踪影。

    

   魏公村的变迁

   1949年解放初期,魏公村至高梁河一带已是一片荒凉,昔日香火旺盛的法华寺、万寿寺、大慧寺和五塔寺等都已荒废。村中只有十几家农户,村周围是庄稼地、大片的古冢和荒地。

   50年代初,政府将原住红庙、白祥庵村等地的一百余户居民迁至魏公村,为他们修建了房屋,划分了村周围的土地,大部分居民都务农为生。公社化以后,这些农民又都成了公社社员,属于四季青公社万寿寺大队魏公村小队。但随着政府在西郊的各项建设,如50年代后村周围相继兴建了外语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和气象局等,加上村中人口的增长和房屋的增建,土地越来越少,到了70年代,村中居民已逐渐脱离了农业,转而成为工人、小买卖人等城镇居民。村周围只剩下少量庄稼地和小块菜地。80年代中期以后,村周围的农田菜地就完全被新建的居民楼等建筑取代了。

   在这个城市化的过程中,魏公村的年青人相继离开了老旧的平房,融入到城市的就业人群之中。这片50年代兴建的平房区,与周围的楼群相比,显得破旧、拥挤,留守其中的都是50岁以上的老居民,失去土地以后,他们没有其他劳动技能,生活陷入贫困之中。

   8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政府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提供劳务服务。于是,善于经商的维吾尔人陆续来到北京,并在北京形成了两个维吾尔人聚居的“新疆村”。他们正好为留守于魏公村平房区的老居民提供了出租房屋的机会。

    

   “新疆村”的建立

   早在80年代初,就有几百名新疆维吾尔族同胞在北京和新疆之间从事纱巾和布匹等日用品的运销活动。他们主要集中于王府井大街,在日用品种类齐全的东安市场和百货大楼购物,到八面槽邮局寄出,在新疆各地批发零售。

   1985年,北京的市场全面开放,大量外来人口涌进北京经商,其中的维吾尔族同胞也更加活跃,除了贩卖纱巾、布匹之外,一些人开始从事烤羊肉串、葡萄干、哈密瓜、杏干等项经营或贩运。他们主要分布于北京站、动物园、甘家口、魏公村、人民大学和海淀镇等处。不久,因经营烤羊肉串积攒了一些钱的人转向餐饮业经营,于是,在甘家口附近的北沙沟和魏公村,就出现了维吾尔人开办的新疆风味餐馆。

   北沙沟东距甘家口商场约300米,邻近位于二里沟的新疆驻京办事处,北距中央民族大学约2公里。1984年,这里开设了首家维吾尔族馄饨馆。至1987年,维吾尔族餐馆增至15家。1992年1月1日,海淀区政府正式命名这里为“新疆村”。到1993年,维吾尔族餐馆达33个,在甘家口派出所办有暂住证的新疆流动人口达500~600人,其中33家餐馆的维吾尔族人口当在500人左右。1999年,北沙沟街道拓宽工程开工,沿街的商店、餐馆等所有建筑物全部拆除,几十家维吾尔族餐馆也在其中。海淀区政府曾拨出近千万元款项对这几十家餐馆给予补偿。这些餐馆被拆除后,有的老板转到北京其他地区继续租房经营,有的转到外地或迁回了新疆。

   魏公村的“新疆街”紧邻中央民族大学的北墙。1983年,当地出现第一家维吾尔族餐厅。1996年,维吾尔族餐馆发展为18家。

   解放前,魏公村仅有十几户居民,主要为农户、小买卖人等贫苦人家,周围是农田、坟场,十分荒凉。上世纪80年代以后,魏公村周围建起几十栋居民楼,楼中住户主要为各类企事业单位的职工,而原来的老户仍居于平房区的旧房中。据1994年统计,平房区共有820户,2200余人,维吾尔族餐馆也在其中。平房区夹于南北两条各长约300米的街道中,维吾尔族餐馆多集中于南街上,因此这条街就被称为“新疆街”或“新疆村”。

   此外,新疆街上还有藏、傣、蒙古、朝鲜和回等族同胞开的餐馆,因此,这条街又被称为“民族食品街”。

   自1996年以来,笔者在授课的同时,指导几个班的同学分别调查了11个维吾尔族餐馆,它们是:艾尼餐厅、伽师餐厅、波斯坦餐厅、古城餐厅、天池餐厅、阿凡提餐厅、阿瓦提餐厅、岳普湖餐厅、新和玉餐厅、新疆风味餐厅和友好餐厅。另外,我们又调查了朝鲜族的“乡村居”餐厅,傣族的“金孔雀”餐厅和藏族的“香巴拉”餐厅。总共调查了14家餐馆。对其中几家餐馆在一二年之后又进行了再调查,还对村中的一些老户居民和居委会进行了多次调查访问。

    

   创业过程与生活特点

   这14家餐馆的老板,均来自新疆、西藏、甘肃、云南、吉林延边等少数民族地区。老板的年龄在26岁至60岁之间,其中以30多岁、40多岁者居多。除了少数未婚者外,老板都带妻小等家眷同住北京。除了两户之外,其他老板都没有北京户口。

   来北京之前,这些老板的身份以小商贩为主,也有农民、离职的小学教员、工人和机关干部。其中多数来自乌鲁木齐、喀什和伊宁等城镇。他们在家乡时,经济上基本比较困难,大多从事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职业。小商贩也都尝试过多种经营。也就是说,这些人在本民族中,属于社会经验较丰富,有较多见识、较大胆量,也有较多社会关系的人。但他们基本上都没有开过餐馆,主要原因是没有足够的资金。刚来北京时,一般只带了几百至几千元钱。有人甚至在走出北京站时,身上仅有几元钱。

   来北京以后,一半以上的人曾经历了在街头卖羊肉串、葡萄干或到别人的餐馆中打工等形式的资金积累阶段。这个阶段,一般在5年或5年以上。少数人是靠亲朋集资或向政府贷款来开办餐馆的。借贷一般能在开餐馆后一二年之内还清。可以说,来北京开餐馆的这14位老板,开餐馆后都达到了脱贫致富的目的。

   这些老板进入北京创业的活动,无疑是一种市场行为。因为所有的老板都认为,来北京开餐馆,比起其家乡来,有更多的赚钱机会,这里顾客更多,消费更高。但这些老板并不是完全依照市场供需关系和市场价格的指引流动的,而是沿着传统社会关系网络流动的。来北京之初,他们都是首先投奔在甘家口或魏公村的同族亲朋,或是投奔在中央民族大学读书或工作的亲朋老乡。进入北京以后,他们尽量地与同族人靠近或聚居于一处。

   他们办理暂住证、开业手续、租房和贷款,都是靠这些同族老乡亲朋来指引、介绍、帮忙完成的。餐馆开办起来以后,也主要在同族老乡、亲眷中雇工。

   “新疆村”内经营与生活的特点,确实表现为一种“民族社会经济聚居区模式”。14个餐馆的雇工,一般都在4至10个之间,其中70%左右是与老板同族的老乡、亲眷。所有的厨师都来自本民族,其他民族的雇工主要从事前台端菜、清扫等次要的工作。工资300~1500元不等,80%的异族雇工收入在300~600元之间。

   “新疆村”的维吾尔族老板中,一位威望较高者担任村长。他负责协调各维吾尔餐馆之间的竞争、合作等关系。如,他要定出各种饭菜的统一价格,解决维吾尔人之间的纠纷,代表维吾尔居民与居委会和派出所等机构协商村里的各项事务,有时也代表居委会向各维吾尔餐馆转达各类通知和规定。

   来“新疆村”就餐的顾客成分也与北京一般的餐馆有明显的差别。除了北京的居民之外,顾客中有较多的少数民族和外国人。如中央民族大学的少数民族教工和学生,是这里的常客。有些居地较远,甚至远在天津等地的少数民族顾客,也专门前来这里就餐。外国人中,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穆斯林国家的使馆人员常携全家来此用餐。俄、德、日、法等五十多个国家驻华使馆人员也常来此用餐。顾客中还有大量的外国留学生。

   笔者1996年调查11家维吾尔族餐馆,年赢利均在五万元至几十万元之间,赢利最高的一年近百万元。生意兴隆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食品和餐馆本身浓郁的民族特色,二是价格比较便宜。

   “新疆村”的少数民族餐馆,特别是维吾尔族各餐馆,在经营和生活中,都具有明显的内聚倾向。由于文化上的差异,特别是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和宗教信仰的不同,他们很少与当地汉族和其他民族居民交往,他们自成一个小社会。每日餐馆原料如牛羊肉、菜的进货,有自己单独的渠道和网络。每周的主麻日和古尔邦节等宗教节假日,一般都集体去清真寺礼拜,业余时间则与北京的维吾尔人之间互相串门、娱乐。除了在北京必要的开支以外,老板和雇工大多将攒下的钱寄回新疆老家。恋爱和婚姻也基本上限于本民族成员之内,大多是回新疆去找对象。

   他们在子女入托、上学等事情上,并不能享受与北京当地居民同等的权力。如,孩子上幼儿园和上小学时,需要额外交赞助费,赞助费一般可达每年1000~2000元。由于他们没有魏公村的固定户口,街道居委会甚至还要向他们每人征收40元的公共厕所费。他们大多已在北京居住了五年至十几年了,很多人的子女在北京长大,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话,而维吾尔语却很生疏,但他们仍没有北京人的感觉。在问到将来的去向时,大多数人都说以后还是要回家乡的。但若干年后他们回去时,家乡的生活他们还习惯吗?乡亲们对这些北京回来的维吾尔人还看得惯吗?他们确实处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处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边缘。

   不难看出,以上所简要介绍的,在“新疆村”的初步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本文前面所假设的理论。希望这种理论的探讨,对大城市中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研究和政策的制订起到一点推动或借鉴的作用。

   “新疆村”以餐饮业为主,自上世纪80年代初建立后,发展迅速,在同行业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内部自成系统,不仅对北京的经济、社会、文化及社会管理等多方面造成了日益深刻的影响,而且还极大地影响了其故乡流出地的社会发展进程。“新疆村”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不仅集中代表了农村劳动力冲破城乡壁垒进入城市、扎根城市,并不断扩展其生存空间的过程与方式,而且集中体现了在一个主体文化中,作为一种亚文化的少数民族文化是如何形成、演化以及如何与主流文化互动的。此外,作为一种聚集而居的边缘人群体,其内部的组织化程度较高,已有了采取集体行为、组织行为的能力,对城市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远较分散于城市居民中的零散个体为大。“新疆村”中的少数民族农民与本地居民杂居共处,并在北京市建立了自己的经营特色和服务范围,其与北京市的经济社会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通过对“新疆村”的研究,不仅可以深入了解大城市边缘人的内部结构、生活方式、经营活动、文化心理,其与城市居民间的关系形态、互动方式、相互观感等,而且可以透视在一种新的环境中,一个异文化的变迁过程、不同文化的冲突和交融以及不同民族之间关系的演化。

   来源:《西北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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