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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枫:不要把“苏联模式”当作“筐”——相关的理论混乱和认识误区必须清理

更新时间:2014-03-28 16:05:02
作者: 肖枫  
谁就没有头脑”,这集中反映了当时俄罗斯人的复杂心境。与剧变时相比,俄罗斯人增加了对旧苏联、特别是对斯大林的怀念。这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一阵“重评斯大林”的浪潮也在中国稍然兴起。但这两股浪潮的性质和社会作用是不尽相同的。

   苏联在剧变中因为盛行“历史虚无主义”,反对派对苏联和苏共极尽抹黑全盘否定之能事,结果苏联被搞垮了。后来俄罗斯人经过反思,出现了“怀念斯大林”和“重评斯大林”的浪潮,这是对“历史虚无主义”搞过头的一种“反弹”,是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的。

   然而中国的情况却与苏联、俄罗斯的情况不尽相同。中国的主流舆论从未全盘否定过斯大林,倒是存在着对斯大林问题严重性、危害性和后遗症认识不足的问题。在大批档案材料曝光之后,历史真相日益清晰的情况下,中国本可以采取超然超脱的态度,在继续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同时,更重视对斯大林错误的批判和揭露,以便于从中吸取教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搞得更好。但在当时的“重评热”中有的学者不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沿着这一方向前进的,而是恰恰相反,朝着颂扬斯大林、为斯大林错误辩护、肯定苏联模式的方向偏移。这是不应该的,对中国改革及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都是极为不利的。

   在斯大林问题上,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既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又必须看到斯大林确有严重错误,无论如何是不能为其错误进行辩护的。然而当时学术界确实出现了一些为斯大林的错误甚至是罪行进行辩护的“丑事”,其影响是很坏的。在斯大林于肃反中错杀的人数问题上,也有人说没有几千万,而只有377万,这似乎就可减轻问题的严重性了。其实377万,这个数字难道还少吗?要知道这里面包括了多少精英和无辜者,连同其家属和受牵连者又是多少呢?另据可查材料,苏共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在“大清洗”期间消失;苏共十七大选出139名中央委员中,有83人被逮捕,尔后几乎全部被枪决。⑨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过去总是以一句“肃反扩大化”就轻描淡写地对付了,在大批档案材料曝光之后,这样做就显然很不够了。我们的认识总不能停留于半个世纪前的认识水平上,要不要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整呢?1980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说过:“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体制问题以及其他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⑩这说明邓小平是比“肃反扩大化”的结论大大前进了。总之,我们应理直气壮地同斯大林进行切割,吸取其严重的历史教训。这样才能真正推进法制改革、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否则只会是帮倒忙。

   此外,在“重评”潮影响下,学术界有的人不顾、不提邓小平当年的论述了,逐渐偏离正道而向“左”偏转,在如何对待斯大林模式即苏联模式的问题上表现得尤其突出。当时有些学者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对苏联模式进行“理论加工”,说什么苏联模式“本身”包括了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两大层次”,将邓小平早已排除在“模式”之外的“基本制度”,又塞到“苏联模式”当中去。有位很活跃的教授说,斯大林模式就是苏联“一整套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也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和道路”,它不仅包括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运行机制”,还包括苏联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具体的方针政策”。总之,苏联模式被变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筐”,变成了“褒义和神圣”得碰不得的东西。这位教授2011年12月还在《百年潮》上发表《必须科学地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文章,只字不提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却强调“要充分肯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还认为“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三七开’是比较符合实际的”11。他还一再强调“如何评价斯大林模式,绝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这样一来,谁要批评和否定苏联模式,谁就是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与“国内外敌对势力”站在了一起。在这样的氛围下还谈什么对苏联模式进行改革?这股浪潮造成了对邓小平关于苏联模式一系列正确论述的否定,其作用显然是倒退的、消极的。在这股浪潮影响下,出现肯定和颂扬斯大林模式、甚至否定改革开放的论调,都是毫不奇怪的。

   这里无妨谈一桩学术公案,以窥见这股风潮对不同意见的“容忍度”是多么的低。2005年我在《学习时报》、《北京日报》上先后发表了两篇题同而篇幅不同的文章——《斯大林问题之我见》,12我的文章既批评苏联剧变中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也不赞成当时中国兴起的一股过于颂扬斯大林、而忽视斯大林问题严重性及后遗症的倾向。文章的基本倾向应当说是不左不右、比较中道的,因此被许多人接受看好,被多家文摘报刊转载。但就是这样一篇文章,仍然遭到了这位教授气势汹汹的批判。

   关于斯大林模式,我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表述:“斯大林模式是一种扭曲僵化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这种模式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当今的条件下必须‘全面突破’(不是‘全盘否定’),‘彻底改革’(不是‘彻底摧毁’)。……只要不是彻底摧毁,即连这一模式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东西也全盘否定,对斯大林搞社会主义的那种搞法,否定得越彻底越好。因为即使在苏联是成功的,也未必适合别国,无论如何不能将其视为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模式’,否则就不会有各具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这一意义上讲,今天对斯大林模式应‘基本否定’”。“对斯大林模式这种扭曲僵化的模式,没什么可留恋的。这种办法不行,可换一种办法。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社会主义的前途仍是光明的。”(黑体为这里引用时临时所加——笔者注)

   十年前发表的这些文字,虽然对“基本制度”所处位置尚不明确,但明确强调对“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东西”(实为“基本制度”)不能否定,而要否定的只是“斯大林搞社会主义的那种搞法”(即“具体体制”),因此这决没有“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原则问题。然而这仍让这位教授“无法容忍”,他以《对斯大林模式岂能否定得越彻底越好》的标题撰文,无限上纲,大做文章。其标题中的“否定得越彻底越好”这几个字确实出自我的文章,但从上下文看这明显是断章取义。我原文说的是“对斯大林搞社会主义的那种搞法,否定得越彻底越好”被他改成了“对斯大林模式否定得越彻底越好”。在对斯大林模式的理解存在重大分歧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他们将斯大林模式“扩大化”、“神圣化”的氛围中,这么一改立刻就能收到蛊惑人心的轰动效应。我不仅叹服这位教授手段之高明,更佩服其骗人不脸红的本事。他不仅独撰出这一标题来做文章,还经常以“有人说‘对斯大林模式否定得越彻底越好’”的直接引用语来加以批判,以蒙骗不明真相的读者。时间已过去近十年了,但我一直不予置理,一笑了之。今天首次披露了此事,但也仅限于表示“有这么回事”而已,别的不想多言。

    

   五

   为什么“苏联模式”问题上的理论混乱会出现在“重评斯大林”的浪潮之中呢?这与将对“斯大林模式”的评价,与对“斯大林个人”的评价这两个不同的问题,错误地“同一化”和“同质化”了有密切的关系。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按邓小平的论述是指其搞社会主义的“搞法”或“体制”,而斯大林作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一生所做的事情何止这一件?他的一生是同苏共和苏联的全部实践、整个历史密切不可分的,所谓“斯大林问题”要比“斯大林模式”问题广泛复杂得多,这两个问题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是不能“同质”和“同一”的。如果将这两个问题“等同”起来,会混淆许多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问题,造成严重的理论混乱。因此,必须从方法论上做几件划清界线的事情。

   首先必须强调,对“斯大林个人”的评价与对“斯大林模式”的评价,是有联系但却有原则区别的两个问题,混淆不得。斯大林模式即斯大林搞社会主义的那套搞法,即使被全盘否定了,也只是否定斯大林一生当中所干的一件事情,决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斯大林。这就好比我们否定“文革”不等于否定毛泽东一样。斯大林领导苏联军民打败了希特勒法西斯,并将苏联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就凭这两条对斯大林本人也不可能全盘否定。因此对“斯大林模式”该怎么评价就怎么评价,不要将其与对斯大林个人的评价问题混淆在一起。十多年前我就明确提出:应将斯大林的一生和斯大林模式区别开来。对斯大林的一生要基本肯定,但对斯大林模式,即对他搞社会主义的那套办法和体制应基本否定。

   其次必须澄清有人借《一论》、《再论》搞“理论误导”。有人发文宣传《一论》、《再论》提出了“评价苏联模式”的“方法论原则”,并提出要对“苏联模式”实行“三七开”的评价,这一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二是会造成理论混乱。

   《一论》、《再论》的确提出了正确评价“斯大林”(包括评价苏共和苏联历史和实践)的一些重要思想和原则,但这不是针对“斯大林模式”(即苏联模式)而言的。1956年4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一论》矛头是针对反苏反共势力的攻击的,12月发表的《再论》是针对铁托提出的反对“斯大林主义”,要把“斯大林分子”赶下台之类言论所造成的混乱而写的,二者都是批驳借斯大林的错误问题,企图彻底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十月革命道路的。虽然我们对苏共也有所批评,但大方向是从维护国际共运团结、维护苏联苏共的立场出发的,批驳了对苏联苏共的攻击,有利于苏联摆脱焦头烂额的被动局面,当时苏联也是欢迎和接受的,他们在国内迅速转发了我们的文章。由于这两篇文章在国际共运中产生了良好和深远的影响,大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威望。这与后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撰写的与苏共论战的《九评》,加速了国际共运、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是完全不同的。有同志甚至说,假如我们发表了《一论》、《再论》之后就“打住”,后来不再发表《九评》,国际共运的形势可能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当然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因此,总的说来我们党对《一论》、《再论》是持肯定态度的,与对《九评》的评价是不一样的。《一论》、《再论》中所提出的一些思想和原则,有许多现在看来也是正确的。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一论》、《再论》的观点就不必与时俱进了。譬如《再论》列举的苏联革命和建设的五条“基本经验”中有些具体做法就不具备普遍意义;关于“十月革命道路”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结论,1988年邓小平已明确提出了新的说法,他说:“我们走的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其他国家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因为条件不一样。”13这就表明《一论》、《再论》也并非句句都是真理,也要经受实践的检验,也不能当成新的“凡是”。

   至于说《一论》、《再论》提出了什么评价“苏联模式”的“方法论原则”,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提出要将对斯大林“三七开”的评价原则套用来作为评价“斯大林模式”的原则,更是非常错误和有害的。“一论”、“再论”发表时,作为“模式”概念的——“斯大林模式”和“苏联模式”还根本没有出现,当时所批驳的是“斯大林主义”、“斯大林分子”这些提法,这所涉及的是如何评价“斯大林问题”,当然也包括了如何评价苏联、苏共和整个苏联的建设成就的问题,但决不是针对评价“斯大林模式”而言的。《一论》、《再论》中提出的对斯大林个人要实行“三七开”的原则,当然大体上也还是对的;但是,用这一标准来评价“斯大林模式”则是错误的、不适当的。对“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邓小平早已从总体上作了否定的评价,实践也已证明,斯大林搞社会主义的那套搞法是“不成功的”,是不能肯定的,谈何“三七开”呢?如果对苏联模式“三七开”,那中国还要不要改革?又如何谈得上全面彻底的改革?那么,中国又怎能彻底抛弃苏联模式而闯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呢?这种说法对改革究竟会起什么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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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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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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