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国外舆论围绕中国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势，在“中国威胁论”、“中国机遇论”、“中国崩溃论”等原有论调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中国责任论”、“G2论”、“中美国论”、“发达国家论”、“中国不确定论”、“中国时代论”、“国家资本主义论”等新论调。深入研究和正确评析这些观点，有利于把握当前国外舆论动向，对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话语权，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一、近年来有关中国发展的舆论新动向
（一）“中国责任论”
国外对“中国责任”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95年时任克林顿政府国防部长的佩里在美国西雅图发表演说时就讲到，“不得不承认，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一个主要大国。我们确信接触是最佳战略，可确保在中国实力增强之时，它是作为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成员这样做的。”时隔十年，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的演讲中提出，“要促使中国成为这个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的参与者。”该演讲强调，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应承担更大的责任，责任的内容非常广泛，不仅涉及到中国内政，还涉及到中国外交等多个方面。
欧盟理事会于2006年发表了关于“欧中战略伙伴关系”的结论，明确表示支持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同时呼吁中国在贸易、知识产权保护、人权、援助政策、气候变化、地区安全等领域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同年，欧盟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欧盟与中国：更密切的伙伴、增长的责任》的对华政策文件，指出“一种更密切、更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符合欧盟与中国的利益，与之而来的是增长的责任和开放的需要，这要求双方采取一致的行动”。
达沃斯2007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德国总理默克尔强调，希望中国在对非援助和经贸领域加强和欧盟的协商，通过限定条件促进非洲国家的人权、减少腐败和提高治理能力，以此促进非洲的可持续发展。日本以联合国现有会费分配比例不能反映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及其在联合国的地位和责任为由，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联合国会费缴纳份额，为常任理事国缴纳会费设置下限，并谋求降低日本缴纳的联合国会费份额。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一些学者甚至还认为世界上出现的诸如环境污染、资源破坏、地球变暖等现象，主要是中国发展造成的，中国应该承担责任。
（二）“G2论”
G2是近年来西方学者相对于G8和G20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意思就是由中美两国组成“两国集团”，携手合作共同解决世界经济问题。华盛顿知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被认为是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学者，他认为，中国经过30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现在已经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超级大国，美国应该成全中国，使中国与其新角色相匹配。尽管他在2004年就提出了对G2的构想，但一直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直到2008年，他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后，才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他指出,“美国应寻求同中国发展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以实现对全球经济事务的共同领导。”
对于“G2论”，一些西方学者持肯定态度。美国知名学者布热津斯基认为，“我们需要建立非正式的美中两国集团(G2)。美中关系必须成为广泛的合作关系，就像我们与欧洲和日本的关系那样。”英国外交大臣戴维·米利班德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将成为21世纪“不可或缺的力量”，在未来的几十年间，中国将与美国一道，成为两支“关键力量”，成为“世界两强”。美国专栏作家威廉·佩塞克认为，面对全球经济的持续低迷，美中两国应该联手帮助全球经济，要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现在真正能起作用的是美国和中国组成的两国集团（G2）”。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也认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取决于G2。
自从“G2论”抛出后，国外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华盛顿邮报》的文章指出，若“美国与中国组成新的G2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将伤害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日本《每日新闻》的文章则认为，G2只不过是美国在自身危机条件下“捧杀”中国的权宜之计而已，因为，美国曾经用类似的形式“捧杀”过日本。俄罗斯前总理祖布科夫认为，G2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来说，都将引发盟友的反感，不会带来任何额外的好处。欧洲的一些知名学者，比如，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汉斯·马腾斯、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季北慈都认为目前讨论G2还为时尚早。
（三）“中美国论”
首先提出“中美国”概念的当属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他于2007年代创造性地把China(中国)与Americe(美国)合成一个新词Chimerice（中美国），意在强调中美关系的紧密性。弗格森对他创造的新词津津乐道，认为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储蓄国和最大的消费国已经构成了利益共同体，应该合成一个国家，那就是“中美国”。弗格森认为，“世界经济一直是由我们将其称为‘中美国’（Chimerice）的独特的地域经济体系所主导，即在世界超级大国美国与其未来对手中国的经济联姻基础下，中国出口导向性经济发展模式和美国过度消费模式的合二为一，形成了世界经济秩序。”他认为中美两国联姻是天作之合。
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对弗格森的观点表示怀疑，他在《中美共管世界是白日梦》的文章中指出，“在当今日趋融合的世界，中美经济相互依存是联系两国的关系之一，但中美不同的政治利益，以及很多其他的联系和责任使华盛顿和北京无法形成“共管世界”的局面。”俄罗斯学者瓦西里·卡申认为，中美两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分歧将会随着危机的不断加深而逐步暴露，中美不可能建立同盟，美国人的真正目的是想利用中国来遏制俄罗斯。
（四）“发达国家论”
把中国贴上“发达国家”的标签，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国外舆论认为中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高速增长，并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钢材等多项指标均居世界首位，中国已经不属于发展中国家了，用发达国家来看待中国也许更为妥当。
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吉姆·奥尼尔于2003年在名为《和金砖四国一同畅想：走向2050》的书中预言，中国在2039年就会赶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时隔8年，他改变了自己的预期，在其新书《成长地图：金砖四国的经济机遇》中指出，中国赶上美国不需等那么久了，他认为到2027年这一切就将会实现，如果中国经济发展比预计更快，或许不用等到2027年。
实际上，随着中国崛起步伐的加速以及经济总量排名的不断刷新，中国赶超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国际不同机构的预测层出不穷。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报告称，按照市场价值方法计算，中国将在2035年超过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福格尔预测说，204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规模的份额将绝对性压倒美国，成为第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有望在2016年，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这也被看做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次宣布“美国时代”的终结。英国《经济学家》称，中美差距能以多快速度缩小依赖于三个因素：中美实际经济增速的差距、两国通胀率的差距、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化。文章称，基于对这三个因素合理推测，中国会在未来10年赶超美国。
（五）“中国不确定论”
国外舆论在肯定中国崛起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担心，就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持续性产生了怀疑，对于发展强大起来的中国可能带给现有世界体系的冲击和挑战存有疑虑。英国专栏作家伊恩·米尔斯认为，中国的必然崛起将成为一种主流立场。不过，在中国的前进道路上存在着一系列诸如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这将成为重大障碍。他认为中国要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美国普林斯顿历史和国家关系教授哈罗德·詹姆斯在《土耳其周刊》上刊登文章指出，“中国领导人所面对的真正挑战，其实是要提出一套条理分明清晰易懂的世界观，以消除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疑虑。”
西方世界接纳中国进入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认为只要中国进入了这个体系，就能够改变中国的行为，但现在他们越来越感觉到，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行为是很难根据西方的期望而得到改变的，同时他们对这个体系能否有效地制衡中国也感到不确定。在政治和战略上，西方世界对中国存在的“中国不确定性”更为担心。就政治方面说，西方世界原本期望中国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政治制度也将随之变化，但显然没有实现他们的期望。更让西方感觉最不确定的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战略后果。
（六）“中国时代论”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时代论”也应运而生。法国《世界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没有觉醒而是苏醒》的文章认为，“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文章指出中国经济让世界吃惊的高速发展，只是继续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在世界经济领域领先的道路而已。中国的崛起具有强烈的震慑力，哪怕用长篇文章也叙述不完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将在日本之后崛起，亚洲将成为世界经济的第一大力量。亚洲尤其是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将会深深刺激西方的骄傲，因为西方人一直坚信西方文明是优越的，西方的经济制度有效性是不可超越的。亚洲在二战后开始重新起步，日本首先领头，接着30年以来越来越快由中国带动。中国展现了两百年禁食以后经济尖锥般高速发展的饥渴。
巴黎政治大学学者克洛德梅耶撰写的《中国或日本，谁将是亚洲的领袖》一文指出，19世纪是欧洲的，20世纪是美洲的，21世纪毫无疑问将是亚洲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亚洲回到她一直占据只是在19世纪时丢失的世界第一的位置上。亚洲重又领先虽是漫长的历史过程，然而却是简单的回归。这一研究结论让欧美人气得咬牙切齿，但却在亚洲和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丁·雅克在最近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中指出，“中国绝不会走上西方民主化的道路，只会选择一条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崛起将改变的不仅仅是世界经济格局，还将彻底动摇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
（七）“国家资本主义论”
2012年1月21日出版的最新一期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登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崛起》的封面文章提出，国家资本主义在西方正在萎缩，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却方兴未艾，在中国国有企业并非是通往自由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而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保障，这种模式得到了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认可。但文章同时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将会对整个世界造成危害，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国家应该减少对国有企业的控制。
英国学者威尔·赫顿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非常独特，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对待资本主义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充分融合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原理，“它从没有把资本主义当成目标,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时刻牢记必须提高数以亿计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否则它的合法性就面临危机”。
法国著名左翼学者托尼·安德烈阿尼，通过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得出结论“中国经济与‘中国模式’不可分离，如果离开涉及各个领域的强大的国家干预，中国经济就不可能实现连续的惊人增长”。他认为在中国国有部门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原因是国有部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央或地方的政府部门，而决定权仍由这些政府部门掌握。他进一步指出，新自由主义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模式是截然相反的，相互之间甚至会构成威胁。
政治风险专家伊恩·布里默(Ian Bremmer)在他所著的《自由市场的终结：谁将在政府与企业的战争中胜出》一书中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集权国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控制了全球大量的自然资源，中国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心国家，甚至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领导者，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威胁。
二、对国外舆论新动向的评析
近年来出现的“中国责任论”实际上是“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延伸和发展，逐渐成为西方社会针对中国的主流话语。面对“中国责任论”，“中国要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在承担国际责任时恪守道义、量力而行。中国应走科学发展与和平发展道路，承担应尽的国际责任。”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中国责任论”的高调背后，既有国际社会期望中国发挥更大国际责任的正当期待，也有某些心怀叵测的人企图给正在崛起、尚未完全崛起的中国“做套”的精心盘算。其实质就是要以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让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改变中国的发展方向，遏制中国崛起。尽管这一切表现出西方国家的傲慢和不羁，但与“中国威胁论”相比，“中国责任论”在某种程度上释放出西方国家趋向合作的意愿和尊重现实的姿态。中国要把握机遇迎接挑战，乘势而上，塑造中国责任大国的形象，既不妄自菲薄，也不高傲自大，结合自身实力，实现和平发展，造福人类。
针对“G2论”和“中美国论”的观点，我们要权衡利弊、冷静认知。不管是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还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其对世界的影响力有目共睹，但“中美国论”却言过其实。实际上，“中美关系的现实定位，并非某些名人的主观期待或想象所能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国际格局和双边关系的客观基础。”显然，“无论是由美国还是由中国来单独承担这个领导作用，从能力和愿望来看都未必合适，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时代，各国力量的均匀化趋势在迅速发展，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就更不能担当如此重任。”坦率地说“中美国论”和“G2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只不过是后者的翻版而已。表面上看，美国承认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并实现了由正面遏制、对抗向侧面接触、鼓励的态度转换，实质上是想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体系之中，利用中国为美国的过度消费“买单”，同时，也暗含美国的“良苦用心”——挑拨中国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关系，破坏中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声誉。
当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实摆在西方国家面前的时候，西方学者又抛出了“发达国家论”的论调，并且列举了一些数字来进行论证。如果仅仅看这些光鲜的数字和令人振奋的预测结果，确实会让国人欣喜，也会让美国人沮丧，但我们务必保持冷静。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中国仍然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并且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仍为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没有变，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致于被国外一些舆论“忽悠”；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经济总量位列世界第二位，但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均占有量仍然较低，况且中国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按2011年提高后的贫困标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300元人民币/年)。所以，给中国扣上“发达国家”的帽子，是不适合当代中国的，也是中国不能接受的。
国外一些人总是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不确定的，担心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是否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是否会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2013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了演讲，回应了国际上一些人的担心。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国际上有一种对中国的担心，我认为这种担心有的是别有用心，总的讲，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也是毫无根据的”，“13亿多人口的中国发展起来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相反中国如果是积贫积弱，这才是世界真正的麻烦，这才是真正值得世界担心的事情。”习近平主席的回答言简意赅、形象生动，有力地回应了国际上一些人对中国发展的担心和忧虑。
“中国时代论”的提出，“反映了当今世界对于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和改变的强烈感受，也反映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日趋多极化的客观趋势。”“尽管中国是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而崛起的，今后也会继续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深刻影响世界的未来”，但中国的发展仍没有置身于现有国际秩序之外，这一秩序仍由西方国家主导，短时间内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难以撼动的。基于此，我们决不能小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当今世界舞台上的强势影响力。由此观之，西方国家盛赞中国取得的骄人成绩，把中国置身于世界主宰者的位置，断言世界进入中国主导的世界，实质是寻找“捧杀”中国的借口而已，中国必须高度警觉。
“国家资本主义论”其实质就是旨在批判中国搞“国家资本主义”，损害西方国家的利益，威胁到西方社会精心经营的“自由资本主义”。从这些观点不难看出，国外舆论、西方学者仍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把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程式化，认为西方社会主导的发展模式就是唯一的现代化的“样板”，应该在世界各地推广，而与之相左的发展模式就是“怪胎”，压根就不应该存在，这实际上是国外舆论、西方学者的主观偏见。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是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所以，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社会的眼光审视中国的发展，世界是多样的，发展模式也应丰富多样，这样整个世界才会精彩纷呈。
三、坚持中国立场展开中国式思考
由于东西方在价值观、文化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特别是意识形态之争，国外舆论对中国发展的认知和评价存在偏差，甚至敌视。“西方中心主义”一直是国外舆论的基本立场和研究的基本视角，在这种立场和研究视角下形成的研究范式，在解释东西方发展问题时，就成为一种带有偏见的思维架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美籍华人李成就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研究中国问题的视角要受到美国社会科学和美国主流舆论的影响。”显然，这种研究视角和范式由于处处以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使近代以来中国的一切变化都与西方的“冲击”密不可分，甚至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在西方的“帮助”下完成的，没有西方，中国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这些论调都是错误的。
国外舆论对中国存在偏见和敌视，从本质而言，是对其本国利益和国际战略服务的，是别有用心的，国际社会一切公正正义的人们都必然坚决反对。我们应清楚地看到，国外舆论在中国发展问题上并不公正、准确，甚至一部分人长期以来总是戴着“有色眼镜”来审视和看待中国的发展变化，时不时给中国戴上“妖魔的面罩”，这必然会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影响到国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解。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立场，展开中国式思考，对国外错误的舆论进行坚决的批判，利用我国外宣媒介和一切合法国际交往场所，宣传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话语权，树立良好的中国国际形象。
国外舆论及其学者之所以在理解中国发展的问题上存在局限性，很大程度上是囿于他们对中国国情缺乏实质性的深入了解。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要想弄清事情的真相，必须进行调查研究。事实上，国外舆论及其学者在对中国发展的认知上，是缺乏“调查研究”的，或者说他们只重视了“研究”，而“调查”不足。尽管国外办了一些有一定影响的学术刊物，如英国的《中国季刊》和《近代中国》，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中国时事杂志》和《中国研究》，美国的《亚洲研究》和《中国述评》，除此之外，还有俄罗斯的《远东问题》，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印度的《中国报道》以及韩国的《亚洲视角》等等，但它们调查的深入度是有限的。
随着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主流价值的解构，西方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范式也在进行反思。在中国问题的研究方面，逐渐向“中国中心主义”范式转变。保罗·科恩（Paul Cohen）呼吁美国学者“应当从囚禁在自己的近代经验的狭隘牢笼中解放出来，放弃近代化理论的整套术语，寻找另外一种西方中心较少的方法，来描绘中国的历史进程。”然而，西方的研究视角和范式仍然摆脱不了西方学者的思维定势，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仍存在着按西方模式发展的先在预定，实际上仍没有脱离西方范式的窠臼。
中国选择的是一条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将为“世界和其他国家带来新的机会”。中国的发展是“把不以扩张主义为出发点也不以霸权主义为必然归宿的发展前景启示给人类向着未来的历史筹划”。全面阐释中国发展问题，将有助于消解西方舆论的偏见和敌视，使之站在更加公允的立场上看待中国发展问题。对此，中国学者要主动克服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发展问题上的不足，立足现实，面向海外，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指导下，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断扩大空间场域的交流平台，正确把握和认知在当今世界大变革大发展中的中国发展问题。一方面，中国学者要重视调查研究。既要做深入的调查，又要做细致的研究，只调查不研究，不能把握事物的共性，也就不能了解事物的真正的本质；只研究不调查，只强调事物的共性，而个性的真伪是不确定的，这样研究的结果可信度就不强。因此，这里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就是通过调查研究获得鲜活的第一手资料，这样在阐述中国发展问题时就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另一方面，中国学者要善于“宣传中国”。对于中国发展问题要站在中国的立场进行阐释和解读，用中国学者主人翁的态度进行全面审视，要以主动、平等、自信的心态与国外学者加强对话交流。对于片面、歪曲理解中国发展的论调或观点要进行主动的批判和分析，要善于拿起“批判的武器”。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因为他们的成果和观点凝结了对中国发展的独到的洞察和见解，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学者在视域上的局限。
要言之，研究中国发展问题，需要登高望远，站在世界发展大格局的高度，在当今时代发展变化的历史潮流中去认知和把握，既要对国外舆论进行批判与评析，又要勇于批判和吸收国外学者的一些合理见解，拓宽理论视野，借鉴积极成果，在中国发展和中国国际形象问题上掌握我们的国际话语权。
来源:《观察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