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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话语共识与官民互动:互联网时代政府回应方式的政治学思考

更新时间:2014-03-26 20:14:02
作者: 陈新  

  
【内容提要】政府回应主要属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畴,然而其与现代民主的内在逻辑具有紧密关联性。在现代民主的视野中,政府回应不仅是公共行政的一种机制性安排,还是现代民主价值理性的必然要求,通过政府回应,有利于推动民主品质的提升。互联网的发展,使公共话语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政府回应模式受到巨大挑战。话语权的重新分配和话语方式的变革,使网络时代的政府回应突出表现为一种互动性。官民互动,成为政府回应新的发展趋势、内在要求与核心要义。当前,由于官方话语体系与民间话语体系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割裂,使政府回应的互动性处于一种相对紧张的状态。寻求话语共识,应该成为消弭这种状态的基本理念。

   【关 键 词】民主/政府回应/官民互动/话语共识

    

   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不断改变传统的民意表达和聚合方式,深刻变革公共舆论的生成路径。网络的开放性、及时性和便捷性,使整个公共话语的空间结构发生了变化。就政府与大众的关系而言,网络使两者之间的话语权得到重新分配、话语方式面临重新建构的需要、话语关系也需要重新理解和理顺。在传统的舆论机制下,官民之间的话语关系相对简单,政府通过传统媒介渠道更全面地掌控话语权,一般通过官方媒体发布式的话语方式来回应人们的利益和情绪诉求。而网络时代政府和大众的话语交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碰撞和互动性,其一方面给传统的政府回应机制带来了巨大挑战,但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也为民主品质的提升和社会管理方式的创新提供了可能的契机。关于政府回应问题的已有研究文献比较多,本文主要尝试从话语权、话语方式、公共舆论话语体系变革的角度,在民主政治的视野中来分析和理解互联网时代的政府回应问题。

    

   一、回应性与现代民主

   政府回应主要属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畴,但从更深层次看,其与现代民主的内在逻辑紧密关联。英国学者杰弗里·托马斯视回应为民主的核心内容:“每一个声称自己是民主政体的政权,都要说明(不论有多少合理性)它如何确保一致,如何让统治行为合乎受其影响的人们的愿望”。[1](p254-255)民主的本质并不在于实现竞争性选举,而是要确保公权力如何始终以公共理性为依归,不断回应公共性需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政府回应不仅仅是现代国家实现公共管理的一种机制性安排,其还是现代民主内含的价值要求。

   现代民主突出表现为一种公共权力的责任性,即由人们选举产生国家机关,通过民主委托的方式来实现国家治理。这种委托和授权的关系使现代民主蕴含责任政治的内在属性。“责任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2](p6)公共权力一经产生,就有责任不断回应选民的政治愿望和利益诉求,以符合选民对之的期待,承担与权力行使相符的政治义务。“公共管理的责任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回应,回应意味着政府对民众对于政策变革的接纳和对民众要求做出的反应,并采取积极措施解决问题”。[3](p132)只有通过回应,公共权力的责任性才更加突显,民主政治的真实性才更为彰显。代议制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形态,对人类政治文明承担着重要意义,然而,民主的实践也使诸多民主理论家不断反思代议民主的消极要素。卢梭曾经尖锐地批评了英国的代议制度,认为代议制只能保障形式的民主,即公民选举时的民主,而一旦选举结束,“他们就等于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4](p35)。熊彼特也认为,代议制并不能保证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统治,其只能保障公共权力产生时的民主,现实的统治与权力操纵依然掌握在政治精英的手中。“民主政治并不意味着也不能意味着人民真正的统治……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绝将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清楚地理解这句话所含的意义是极端重要的。”[5](p415)可见,现代民主依然处于不断完善的进程中,而政府回应机制的完善,是弥补代议制困境的有效制度安排之一。只有在公共权力不断回应公民需求和社会关切的过程中,民主的价值才能得以真正实现。缺乏回应这一传导性机制,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就有可能流于形式,现代政府的责任性也无法突出。在代议民主的基本框架下,通过回应机制的构建,使公共权力合乎公共理性的需求,是现代民主价值和民主实践得以不断推进的路径选择。政府对社会关切的回应性意愿越高、回应性机制越完善,就越能反映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属性,表明其对公民意愿的尊重和民主价值的追求。因此,回应不仅是公共管理学层面的技术操作,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是现代国家公共管理实践进程中工具理性的机制安排,更是现代民主内含的价值理性的必然要求。

   综上所言,政府回应与现代民主的发展紧密相关。提升政府回应水平,符合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仅从政府管理的技术和机制性安排层面来认识政府回应,而是要把政府回应问题放在现代公共生活的价值性层面加以理解。

    

   二、互联网的发展对政府回应的挑战

   如前所述,政府回应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必要性意义。事实上,在现实政治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回应也是经常性的现象。然而,在网络时代之前,政府回应主要是一种发布式的回应,即政府通过制度性渠道及一些非制度性渠道获取民意,然后经过反复权衡,最后通过官方媒体发布声音,回应人们的普遍性关切。由于传统媒介主要被政府和精英集团垄断,人们很难就政府回应的真实效果发布声音。由于对话语权的掌控,政府对公共舆论的议程设置、话语导向甚至舆论封杀具有绝对性的优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回应往往是政府综合各种优势做出的最有利于自身形象的回应。但互联网的发展,使政府的这种话语优势不断趋于相对退却的状态。网络使公共话语体系逐渐趋于扁平化,实现了“所有人面对所有人传播”的人类理想。[6]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公共舆论话语权被不断解构。“网络话语权在公共话语体系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使得主要依靠传统媒体把握社会公共话语权的模式被打破,各阶层的话语权占有格局正在被改写。”[7]这种话语权力关系的变化对政府回应产生了巨大的挑战。

   首先,互联网打破了政府对公共话语权的垄断,使政府回应的效果直接面临公共舆论的评估和考量。网络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改变了信息的占有和发布机制。在网络时代之前,政府可以通过对信息的垄断和过滤,来实现舆论的管控。而互联网彻底打破了这种舆论的管控机制,近年来,随着博客、微博、微信等技术的发展,几乎使人人都可能成为信息发布源和传递者。比如,近年来的宜黄拆迁自焚事件、温州动车事故、城管打人事件等,都是因为网民的发布、围观和参与而迅速上升为公共性事件。在这些公共性事件中,政府几乎都处于网络民意倒逼下的被动回应状态。一方面,互联网改变了信息发布方式。在很多重大公共性事件中,往往由网民首先把信息发布到网络上,并迅速积聚成舆论事件。政府部门几乎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就要面对网络上汹涌澎湃的声音。传统的信息过滤和发布机制被打破。另一方面,政府在回应社会普遍关切的过程中,会不断受到公共舆论的评估、考量甚至质疑。由于互联网使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越来越宽泛、多元和便捷。人们会迅速通过信息的相互传递来判断政府回应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由于科技的发达,人们甚至会把一些公共事件发展进程中的图片、视频、证据发布到网络上,如若政府回应不够理性、全面、真实,往往就会处于极为尴尬和被动的局面。近年来,一些政府层面的回应常常在网民的围观和求证中迅速失去权威性和可信性。正如任剑涛在分析微博客对公共舆论的影响时所指出的:“在中国官方信息的政治过滤机制密不透风的情况下,经过精心编辑和新闻管控的网际网络,曾经是人们获取国家过滤信息之外、人们期待了解的其他重要信息的途径。但微博出现以后,这种过滤信息的权力机制崩溃了”。[8]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深入发展,对政府回应的挑战性会越来越高。政府必须通过回应模式的变革,来适应这种公共舆论环境。

   其次,互联网使话语权处于分散的状态,使政府在回应的过程中面临信息整合的困难。网络使公共舆论的话语权几乎分散到每一个计算机的客户端上。“随着信息运动速度的增加,政治变化的趋向是逐渐偏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即走向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9](p255)尽管话语权的分散扩大了民主参与的渠道,但这种表达方式的分散性和广泛性决定了网络舆论往往具有随意性、无序性和非理性的特征。网络中的大量信息错综复杂、真假难分,政府首先需要从庞大的信息量中了解、解读和分解出真实、客观、合理的民众关切,从而才能有针对性地做出有效的回应。尽管回应性是现代民主的内在要求,但现代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不可能使政府有求必应,政府只能对人们普遍关切的、真实的、合理的诉求进行回应。而网络的随意和无序往往使这种诉求缺乏必要的协商和整合过程,甚至有一些诉求仅仅是情绪的宣泄,或者是信息沟通不畅产生的误解。在网络舆论的解读和整合中,政府至少面临以下几方面的困难:第一,如何从真假难分、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中提取出真实的信息;第二,现代社会的多元性反映到互联网上也表现出不同利益群体的相互较量,而这种较量往往缺乏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理性协商和沟通,极有可能产生一种舆论极化的现象,使政府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第三,互联网很难真正完整地代表民意,到底有多少人通过网络来表达利益诉求?哪些人善于运用网络来表达利益诉求?这些诉求的合理性和代表性如何,都需要深入分析。可见,在网络时代,政府面临的信息是极为复杂的,对其回应能力产生了巨大挑战。

   最后,互联网话语方式的草根性,使政府回应面临话语方式一定程度上失灵的困境。现代社会从某种意义而言是一种话语关系的社会,人们之间的理解和沟通都需要通过语言来实现。“价值的社会契约、重叠共识则本质上都是一种依赖于语言的契约。视域融合、合理交往更是从解释学的角度把语言看成我们遭际世界的基本方式,语言和理解之间有着根本的联系”。[10]语言方式的差异会对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对待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的官方话语方式带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和官僚主义色彩,在传统的政府回应模式下,由于政府对话语权的垄断,使官方的语言方式在公共舆论中处于明显的霸权地位。通过这种垄断和霸权,官方话语方式在公共舆论中基本处于畅通无阻的情境。不管人们对这种语言方式是否接受、多大程度上接受,不影响官方话语方式在公共舆论体系中的横冲直撞。但是,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民间的话语空间不断增加,民间话语方式开始在公共舆论体系中安营扎寨、攻城略地,对官方的话语方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传统的八股文风、官话、空话、套话开始面临民间话语方式的抵制。一些政府官员,习惯于传统行政话语的语言方式,居高临下、自说自话、空乏无味,不顾及听众的感受,必然在公共舆论的话语体系中与民间话语产生隔阂,最后给政府和大众之间的沟通、交流和相互理解制造障碍。这种语言方式,使政府回应缺乏亲近感,甚至让人反感。比如近年的一些重大灾情,媒体在连线当地官方负责人了解灾情时,官员语气平缓地逐个介绍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批示,引起了人们较大的反感。[11]这些官话、套话、废话在传统的行政话语体系中往往大有市场,但在网络时代,其面临失灵的困境。如果不改变这种语言和话语方式,那么政府回应必然难以被人们所接受。

   总之,互联网对传统政府回应模式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但同时,其又为官民互动的有效性、广泛性、真实性提供了技术支持,为政府回应水平的提升提供了可能的路径,也为现代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平台和契机。如何变革政府回应模式,使之不断适应网络时代的公共生活需求,是需要不断加以深入研究的问题。

    

三、官民互动:互联网时代政府回应的本质特征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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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北社会科学》2013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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