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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冲及:“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错在哪儿?

更新时间:2014-03-22 21:58:04
作者: 金冲及 (进入专栏)  

    

   编者按:

   由《文史参考》杂志社主办的“文史大讲堂”系列活动第六期于2011年5月20日在北京大学开讲。中国著名学者、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金冲及在这次讲座中,回顾了“新中国的前三十年”跌宕起伏的历史发展画卷。讲座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反映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曾有西方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于权力斗争。金冲及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说,这个话是很说不通的,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第一,毛泽东的权力当时是不是受到什么威胁?谁能够跟他的声望与权力相比?不存在这个问题。第二,如果他真要消除某一个人的权力,那用不着发动“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那样的地位,《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就站不住了。

   那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什么?他到底错在哪里?我们要吸取哪些教训?

    

   毛泽东的心理因素

   “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发生,邓小平跟法拉奇的谈话里说了那么几句话,他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做了错误的估计。”

   为什么毛泽东那时候提出要避免资本主义复辟,在他看来,头脑里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中央领导层中,对有的问题的看法也并不完全一致,大家都熟悉的包产到户,批判很突出的一条是“单干风”。当时有的同志提出的还不仅仅是包产到户,提了分田到户。大家知道包产到户所有制不改变,是管理制度的变化。分田到户,那就牵涉到所有制的问题。当然提出来的同志也是好心,也是作为权宜的临时措施,但这对毛泽东来讲,这可了不得了。当时国民经济比较快地恢复,毛泽东就感到原来有些人对困难估计得太严重了。

   另外,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很多黑暗面。大家知道他很有名的一段批示,这些黑暗面要被作为一个阶级来打到。他批在什么地方呢?是当时农业机械部的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写了一封信,他说,我这一次到洛阳拖拉机厂去蹲点,我知道了许多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事情,他说我们现在有很多老干部在我们取得了政权以后,他就处在当权的地位,他就可以利用特权为所欲为,这样发展下去社会主义的企业就可能会变成资本主义的企业。薄一波在信上批,这是个问题,它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者是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就在这个上面批,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种状况不改变,“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最后必须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本主义打倒。”当时“四清”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大量的报告。当时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

   还有一个就是彭德怀再次上书,他认为是“翻案风”。

   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讲,毛泽东曾经跟她说了那样一段话,“我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他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

   “文革”开始那一年,他73岁,他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想在他的有生之年,要防止国家改变颜色,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跟阿尔巴尼亚一个代表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毛泽东和几个人讲,刚才讲的干部问题,现在干部那么多人,我们也不可能都认得,谁了解他,只有群众了解他,只有发动群众,充分来揭露,揭露来以后,在他看来,你是正确的,说一说也没有坏处,将来再重新出来。不好的,这样就可以发现,把它去掉。他还说,杜勒斯要把和平演变中国的希望寄托到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所以我们发动红卫兵,让他们年轻时候经过那么一场斗争,当时称为反修的斗争,他们长大了就能够知道中国如何避免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他是这样的一套想法,所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毛泽东犯了两个非常极其严重的错误

   那个时候已经进行了“四清”了,搞过一些文化方面的批判了,为什么还要搞“文化大革命”呢?毛泽东认为,这些办法只是枝枝节节,他说“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种方式。

   但是,毛泽东犯了两个极其严重的错误。

   第一个是他把问题的严重性,甚至问题的性质判断错误。

   他把这些问题认为都是要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尤其是他认为他不在了,今后国家会不会变颜色,大家都熟悉的“516通知”里面提到,“混进了党内、政府内、军内、文化界的很多人都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分子,有朝一日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改变颜色。”实际上,这种看法完全是混淆敌我、混淆是非,把问题估计得太严重了。“四清”时就讲,看来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当时少奇同志还补了一句,我看三分之一挡不住。当时就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严重。

   第二个是采取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

   应该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它的黑暗面,但这个黑暗面怎么来消除,这要靠发展社会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逐步采取措施,限制消除黑暗的东西。毛泽东当时发动群众,一开始可以让“群众来一个放任自流”。大家知道,没有正确的引导,中国6亿人口的国家,情况复杂,那可了不得。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我们的经历可以看到,往往因为在社会上,那时候是社会主义真正特权者人数很少,无非是待遇高一点儿,有的还有一点特权,一个是领导干部,另一个是高级知识分子,你现在号召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跟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下,以前凡是自己觉得不得志的,几乎都起来了。从我所接触到的事情来看,平时所谓的恩恩怨怨,都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来一下恶性的大爆发。在中国,如果不加引导的放任自流,搞“大民主”,是非常可怕的。而且野心家就可以在这个里面浑水摸鱼,制造很多事件。毛泽东的那个阶级斗争,想通过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等等,完全是错的,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这些错误认识,集中地形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另外那个时候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发展到了狂热的程度,也有许多年轻人是出于对他的崇拜而起来“造反”的。由于集体领导的破坏,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发展到个人专断,也使得党和国家难以防止和纠正错误,所以导致让悲剧的发展到达到一切、全面内战,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非常严重。

    

   “潘多拉的盒子”,毛泽东关不上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档案保存得很完整。凡是他看过的文件,画过一道线的都保存着,而且附件都还在,人家的来信、报告,附件也在。那么多的档案看下来,我明白前面他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但有很多事情情况的发展,往往并不是他所预期的,甚至于有相反的。比如说时间搞多久。

   我在档案中看到的,一开始毛泽东并没有想到会延长到十年之久,但头儿一开,只能是按局势的发展一步步滑下去,他也控制不住了。毛泽东最初的设想是搞到1966年底,到1966年8月,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在这一年10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说,这个运动才5个月,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或者还要再多一些时间。1967年1月全面夺权开始,他说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2、3、4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2、3、4月,或者还要长。全面夺权以后,各地的武斗愈演愈烈。

   对于武斗,毛泽东很吃惊,他跟很多外宾讲,“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局面失去控制以后,时间越拉越长,到1969年要开九大了,他觉得这是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转折了,所以讨论文件时说,“文革小组不要加上,是管文化大革命的,文化革命快结束了,用常委。”但九大不久,九届二中全会又发生了林彪事件。第二年毛泽东又开始病得很厉害。

   大家知道,高文谦写了一本《晚年周恩来》,他在序言里面讲,周恩来死了以后,毛泽东就要在中南海要放鞭炮,很多人一看,毛泽东丧尽天良,怎么能干这件事儿。问张玉凤,因为放鞭炮的是张玉凤。她说:大家看毛主席是伟大领袖,我们天天伺候着的只感到他是又老又病的病人,周总理是1976年1月8日去世的。去世后,毛报过一次病危。在那时候的1月底,当时北京没有禁止放鞭炮,中南海是到处响起鞭炮声,毛看着人家都回去过年了,说就你们几个陪我这个病人,你们也拿两个鞭炮去放放。高文谦说的仿佛也有根据,周恩来是1976年1月去世的,毛泽东是1月份说的让人在中南海放鞭炮。事情的性质都不一样。现在很多人搞这些花样,什么手段都有, “谎言说上一百遍就成了真理”。我看,中国人可能习惯了,只要是排成铅字的,就感到是真的,假定有很多人讲,觉得至少是无风不起浪,不会是凭空来的。

   来源: 人民网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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