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魔鬼在细节中”──《心灵的对话》与《邱会作回忆录》的差异探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594 次 更新时间:2014-03-19 20:37

进入专题: 邱会作   九一三事件   林彪  

余汝信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迄今已整整四十年。虽已走过了漫长的四十个春秋,却由于众多客观因素的制约,尤其 是官方档案尚未开放,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仍然大都只能依靠私人回忆史料。故而,去年底以来,这段历史的重要当事人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的传记、回 忆录先后在境外面世(吴法宪的回忆录早于2006年已出 版),就不能不被看作是研究者的一大幸事。

笔者始终认为,对私人回忆类史料,应该从两方面去认识。一方面是其重要性之不可忽视。诸如“九一三”当 事人、当事人的亲属、当事人身边工作人员多年来披露的个人亲身经历,不少是极富现场感而又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这对于研究者来说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 值。另一方面是,当事人的记述固然重要,却非我们判读历史原貌唯一的依据。它需要与我们手中掌握的历史事件发生当时形成的其他材料、记录进行比对,方能形 成较为正确的论断。此外,私人回忆史料也存在水准参差、良莠不齐的问题,个别当事人(尤其是重要当事人)的失实记忆,反倒是困扰研究者、引致研究者无谓争 议的障碍。

胡适对待回忆类史料的严谨态度,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胡适终生甚为鼓励他的朋友们或老一辈的人物写自传,“希望能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他曾力劝历经 晚清、北洋、民国三个时期,宦海浮游六十余载,1920年代官至内阁总理的许世英(1872-1964)写回忆录。而当由许世英口述、冷枫笔录的《许世英回忆录》问世后,极具历史考据癖的胡适认为,“将来定有人视为史实”,不过其中也有不少错讹之处。胡适在负责为之纠正后说:“光靠记忆 是非常危险的。”胡适并举出自身的失实记忆例子后感慨地说:“所以写《回忆录》,一定要有材料,如日记、年表、题名录等等,都是十分重要的资料,不能专靠 记忆。记忆是很危险的。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口述录音的前一天,一定要把有关的材料收拾好,编一个大纲,像预备功课一样,有时花了好几个钟头,才能去口 述。现在此地的一班人,不翻过去的材料,全凭记忆,就有许多错误了。可见口述历史还是靠不住。”(蔡登山《口述历史不可尽信》,香港《苹果日报》,2011年5月1日)。

以前人严谨、求真的治学态度为榜样,我们将目光投向了年初有关邱会作私人回忆性质的两本书:《邱HUI作回 忆录》和《心灵的对话》。

据悉,邱会作生前曾留下了一百五十万字的回忆录素材稿。这些素材稿是邱会作自1981年“保外就医”后十余年间亲笔所写,弥足珍贵。此外,邱会作生前多次与有关单位的研究人员就自己的经历作过录音谈话,这些谈话存有 根据录音而未经谈话者审阅及核实的文字记录。

邱会作去世后,其家人参考上述谈话记录,将回忆录素材稿进行整理,对重复叙述处予以删减、压缩,并对全 书涉及的史实与可以找到的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校正,最终形成了七十多万字的《邱会作回忆录》。而《心灵的对话》则是邱会作二子程光(邱承光)根据回忆录素 材稿及其他资料,改换文体,深加工为父 子对话形式而成。据悉,邱会作生前其实并没有与程光进行过如此系统性的、长篇大论的、囊括一切的文革“百科全书”式的谈话。

既然原始的材料实际上是出自于同一素材稿,使我们感到困惑的首先是为什么要形成不同出版社的、不同形式 的两本书?这样的困惑又促使我们对这两本书进行了内容上的比对,于是,我们便发现,两本书在对同一历史事件有着不少语句基本相同的叙述的同时,也存在着大 量的细节上截然不同的差异。

“魔鬼在细节中”(Devils are in the details),据说原话出自于二十世纪著名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路德维希·密 斯·凡·德罗(1886-1969)之口。他认为,不管你 的建筑设计方案如何恢弘大气,如果对细节的把握不到位,就不能称之为一件好作品。而我们从历史学的角度上去理解,细节就是历史事件的某一环节。而不少细 节,往往就是解开历史之谜的关键点和突破口。忽略细节,结论往往难以成立,一个环节有误,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叙述就会产生质疑,正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HUI会作回忆录》存在大量细节差异的原因,我们认为,是程光对邱会作的回忆录素材稿作 了个人理解基础上的大量加工、扩展和延伸。这部分加工、扩展和延伸,并非出自于邱会作本人的意愿,而是带有浓厚的程光本人的思想痕迹,程光本人对历史事件 的解读。此外,不少邱会作没有亲身经历的事情,如“二月逆流”, 《对话》中以邱会作主述,做了重笔添加。直白地说,《对话》中的邱会作,是被改写了的邱会作,人为地使邱会作的思想“贴近”当 代人的思维。而且,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部分加工、扩展和延伸,很大部分都与事实不符。

以下,笔者例举若干,并进行简要的分析,这对我们更确切地弄清事实直相,想必是有益的。

 

一、《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

◎ 子:1966年4月初(黑体字部分为本文作者所改排,下同),以叶剑英、谢富治为首的专案委员会向中央提出了《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4月24日,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向毛泽东和中央写报告揭发罗瑞卿的罪行。中共中央于5月16日向全国下发了《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并写了按语,指出罗瑞卿“是反对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随文件还下发了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批判罗瑞卿的发言。罗瑞卿问题被他们说得很严重,政治上被置于死地!——《对话》,上,页16-17

根据《回忆录》所附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及未附的中央对该报告的批语,《对话》上述基本 每一句都有误。正确表述应该是:1966年4月30日(不是“4月初”),以叶剑英为首的中央工作小组(不是“专案委员会”)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了《关于罗瑞卿同 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罗后有“同志”二字)。4月24日,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一信,揭发彭真“在这次会议过程中,在一系列的重大政治问题上,对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采取了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且企图给罗瑞 卿同志待机翻案作种种准备”(不是“揭发罗瑞卿的罪行”,而是揭发彭真)。中共中央于5月16日向全国批转了(不是“下发”,下发是5月25日)《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并写了批语(不是“按语”),指出罗瑞卿“是反对党中央(漏了 “党”字)、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漏了“个人主义”)”,随文件还下发了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 成武等(杨后要有“等”,因为杨的发言不是杨一人署名而是杨成武、王尚荣、雷英夫三人联名的)批判罗瑞卿的发言。

类似的程光口中所涉史实错误,所在多有。因本文的宗旨是探究《对话》如何“改造”了邱会作,故而,程光 话中的错误,下文不再一一列举。

 

二、批判《海瑞罢官》

◎ 父:…… 1965年11月28日 深夜,叶群打电 话给尚在台上的罗瑞卿,询问第二天《解放军报》的版面。正巧他出去娱乐凌晨才回来,罗看到电话记录后立刻察觉出其中的奥妙,打电话问《解放军报》社,知道 有姚文元的稿子没有登。罗当即立断,下令将姚的文章放在头版头条转载并加了措辞极为强烈的短评,指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罗瑞卿对吴晗出手非常重。《解放军报》又比《人民日报》提前了一天刊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在全国反应最快、态度最鲜明。——《对话》,上,页17

◎  关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情况我不了解。——《回忆录》,上,页390

《回忆录》直截了当地表示,“关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情况我不了解”,这是实事求是的态 度。而《对话》关于罗瑞卿下令《解放军报》转姚文的过程不合常理,如果叶群有这个电话,也只是“询问第二天《解放军报》的版面”,罗有那么神奇的心灵感应,“看到电话记录后立刻察觉出其中的奥妙”?叶群这个电话与姚文如何能联系得 上?

黄瑶、张明哲所著《罗瑞卿传》,问题虽然不少,但仅就罗在该问题上的活动经过而言,却比《对话》可信。 《罗瑞卿传》称:“11月25日,罗瑞卿陪同周恩来到达上海”,“上海市委负责人陈丕显悄悄告诉罗瑞卿,毛主席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十 分不满。毛泽东说:‘他们不登,你们就出小册子’。毛泽东还关照此事对谁也不要讲。陈对罗瑞卿说:‘我谁也没有讲,但可以告诉你一下。’于是,罗瑞卿便要 来一本刊登姚文的小册子。”11月26日晚,罗见到江青,“江青又谈起姚文元的文章,她说:‘北京各报到现在也不转载,不知是为了什么……现在 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罗瑞卿立即答应她,《解放军报》可以加按语转载。随后罗瑞卿吩咐秘书电话通知解放军报社。他又亲自打电话给彭真,告诉彭,他在 同主席谈起此文时,主席笑了。因此他估计主席已看过此文,他建议《北京日报》与《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彭真未给明确答复。”(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4月 版,页533-535)。

此外,姚文《解放军报》转载于1965年11月29日第二、三版,并非“放在头版头条转载”。该报加了“编者按”而并非“短评”,“编者按”虽称《海瑞罢 官》“是一株大毒草”但却没有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北京日报》与《解放军报》同日转载姚文,而此前,华东地区七家报纸已予以转载,所以,也不能说 “在全国反应最快,态度最鲜明”。

 

三、首都工作组

◎ 父:……

1966年春,在毛主席授意下,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小组,周恩来负责,叶剑英为工作组长,参加具体工作的有杨成 武、我、军委作战部长王尚荣等人。周恩来、叶剑英指挥我们做了三篇“文章”:

1、……

2、改组北京卫戍区。北京军事力量原来有军队一个师、公安军一个总队(相当于师)、中央警卫团(行政级别为军,兵力为一个小师),……这次军队那个师和公安总队扩编为警一师、二师,另调北京军区两个师为警三师、四师,连同中央警卫团,统一由北京卫戍区领导(警卫团受双重领导),归军委和北京军区指挥,实 际上是杨成武指挥。……

3、改组卫戍区时曾设想调一个完整建制的野战军进京。……

经过调动之后,北京的机动部队约十万人,毛主席很满意。中央军委又决定,凡是调“一兵一卒”(实际一个连),均须经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字。

子:对于这样重大的军事调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不过问?

父:我们办事既没有正式文件,也没有定时定点的办公。……——《对话》,上,页24-25

◎  政 治局五月扩大会议期间,对首都安全问题,提高到了重要的日程上来了。中央指定叶剑英副主席担任首都工作小组组长。小组办事机构开始时设在京西宾馆八楼,后搬到三座门。我虽然不是首都工作小组的成员,但参加了工作组的部分工作。

对首都安全,主要采取了两项主要措施。

第一是加强卫戍区,也可以说是建立了有实力的卫戍区。……

卫戍区改组后,除原有的首都警卫师改为警卫一师,公安总队改为警卫二师之外,又从野战部队增调了两个主 力师,一个是二十四军的七十四师,这是我军当时的两个机械化师之一;一个是驻石家庄六十三军一八九师。

……

第二是确定首都工作小组的日常工作。……

对首都安全的任务暂定了两项:(一)制 定对首都的设防、警卫、主要目标控制的方案;(二)准备对首都进行全面的清查清理。清查清理的对象包括社会人口、枪支弹药、电台、监狱、侨民等。——《回忆录》,上,页440-441

邱会作并非首都工作组的正式成员。但正如《回忆录》所述:“我虽然不是首都工作小组的成员,但参加了工 作组的部分工作”。对此,《对话》是含糊其辞的,极易使读者产生邱是正式成员的误会。

其次,《对话》将首都工作组的工作概括为三篇“文章”并不准确。《回忆录》对其任务的叙述较为全面,即除了改 组加强北京卫戍区外,其日常工作为:“(一)制定对首都的设防、警卫、主要目标控制的方案;(二)准备对首都进行全面的清查清理。清查清理的对象包括社会 人口、枪支弹药、电台、监狱、侨民等”。

《对话》关于首都工作组的细节有如下错处:

1、成立时间不是“1966年 春”,而是1966年5月中旬。

2、北京军区两个陆军师,1966年调入北京卫戍区时并未改变番号,仍称陆军第七○师(《回忆录》误为七十四师)和陆军第一八九师,改称 警卫第三、四师是在1969年12月。

3、中央警卫团文革期间一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并非《对话》所称“统一由北京卫戍区领导”或“受双重 领导”, 更不可能“实际上是杨成武指挥”;也并非“行政级别为军”,文革后总参警卫局(不是中央警卫团)的级别方明确为军级。

4、在首都工作组鼎盛时期亦即1966年下半年,北京卫戍区实际上由首都工作组领导指挥,而非“归军委和北京军区指挥”。

5、1966年 扩编后,北京卫戍区下辖部队四个师又一独立团,兵力不足五万,而非《对话》所称“约十万人”。

6、1966年, 军委并没有一个“凡是调‘一兵一卒’(实际一个连),均须经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字”这样的“决定”。严格的《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是黄永胜到 任后军委办事组于1968年4月26日下发的。

7、首都工作组既有正式文件,也有“定时定点的办公”。首都工作组设有以总参作战部人员为主组成的办公 室,并设有七个组:部队指挥组,治安组,枪支弹药清查组,电台组,社会人口清查、清理组,监狱、看守组,外事、侨务组(参见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4月 版,页95-98)。办公地点先在京西宾馆主楼,后搬至三座门。

1966年,邱会作虽然不是首都工作组正式成员,但他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对以上情况尤其是部队编制、调动情况 应该是清楚的。上述《对话》错处,显然不会是邱会作本人所述。

 

四、《五七指示》

◎ 父:……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阅读了由林彪转去的我写的《关于全军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封长信,抒发他的想法。

……

父:军队搞农副业生产,算是我在三年困难时期的“创造”吧,…… ——《对话》,上,页27

◎  一九六六年四月间,总后向林总写了一个《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他把报告转送给毛主席了。五月七日,毛 主席就是在那个报告上做了批示,《五七指示》即从此而来。——《回忆录》,上,页339

(三)全军后勤部门组织生产的作用。这也是一种重要作用,事实上,任何工作都有组织实施问题,全军的生产就是 后勤部门组织实施的。我们做了应做的工作,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也遭到过打击,这都是历史事实。我们用自己的思想、智慧、勤劳,帮助全军度过了灾荒,但应不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功劳,而是总后部长和总后 党委及广大后勤战线的指战员应做的份内之事。——《回忆录》,上,页339

《回忆录》附有毛泽东《五七指示》全文。正如《回忆录》所述,毛泽东所批示的,是以军委总后勤部名义写 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而非《对话》所称“我”(指邱会作)写的《关于全军农副业生产的报告》。这个画龙点睛的“我”字,明显刻意突 出邱会作。

中共军队的农副业生产,远的不说,至少延安时期,已经有之。以毛泽东《五七指示》中的说法是“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如何能像《对话》大言不惭所称:“军队搞农副业生产,算是我 (指邱会作)在三年困难时期的‘创造’吧”?相反,《回忆录》中的邱会作是摆正了自己的位置的。这样,似乎就有两个邱会作:一个是《回忆录》中谦虚谨慎的 邱会作,一个是《对话》中自我吹嘘的邱会作。

 

五、1966年“十一”在天安门城楼上

◎ 父: 10月1日国庆节庆祝大会,我在天安门城楼上发现上海二军医大的学生、包括陶铸的女儿等几个人被带上了天安门,在城楼内的休息室里 向毛主席告我的状。我急得没办法,只好请人帮忙凑过去听,得知状告得很凶,好在毛主席只是听,没吭气。一会儿,我遇见陶铸,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走开了。陶铸莫名其妙地连声招呼我,我不理睬。晚上,秘书说陶铸 来电话要我听,我生气想不接,但想想还是拿起话筒,陶铸说:“老邱,我们几十年的友谊就这么结束了?我向你申明三点:1、孩子上天安门,事先我不知道,但责任在我;2、孩子退出红色造反纵队,由曾志(陶的夫人)管 在家中;3、我向你道歉!我绝不作对不起朋友的事。”我为 他的坦诚动了情,说:“陶书记,你已经是党和国家的领袖了,还这么看得起我,我们几十年的友谊如旧!”——《对话》,上,页52

◎  陶铸的女儿陶斯亮也在天安门上,他看见毛主席进了休息室,就跑进去向毛主席告我的状,陶斯亮说邱会作 “镇压群众运动”,他以军队有纪律为借口“定了很多条条框框”,不许我们到北京串联,赶我们回去,我们“在总后大院连饭都吃不上”。陶铸看见女儿跑到毛主席身边去说话,怕她影响毛主席休息,就去叫她,毛主席说:“我想听听,做调查研究 嘛。” 陶铸和我甚好,他出来后走到我跟前,搂着我的肩膀说:“嘿,亮亮在主席那里告你的状,你对亮亮管教不严,她是你的兵。”我不服气地说:“我前几天就给她写 了一个条子叫秘书送去,我写的是‘亮亮你不要跟着闹,要退出,否则我告诉你爸爸了’,她不但不听,还在大会上念了我的条子,表示要坚决和革命群众在一 起。” 陶铸说:“她怕曾志。”他边说边刮了我一下鼻子就走了。事后曾志批评了陶斯亮,陶斯亮很快就退出了。——《回忆录》,上,页447-448

这是同一件事,《对话》与《回忆录》细节截然不同的典型事例,也是《对话》改写了邱会作的典型事例。

陶斯亮到毛泽东处告状,确有其事。这个情况邱会作是怎么知道的?《回忆录》说是陶铸告诉他的。陶铸当时 是中央第四号人物,也是主管国庆节观礼活动会务工作的主 要负责人之一,他是可以在毛泽东身边,也是有条件在天安门城楼上随便走动的。陶铸将其女儿告状的情况告之邱会作,是可信的,邱会作的反应也在情理之中。反 之,《对话》说邱会作自己“发现”陶斯亮“在城楼内的休息室里向毛主席告我的状”,则没有什么可能性。以邱当时的地位,他站的位置离毛泽东颇远,是不可能 观察得到毛在休息室内的具体活动的,况且他怎么晓得陶斯亮到毛身边就是告状?更重要的是,邱根本没有可能“只好请人帮忙凑过听”!一则偷听毛泽东的谈话在 当时不啻于弥天大罪,杨尚昆所谓在毛身边“安装窃听器”被打倒已是前车之鉴,邱会作如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找个活人去窃听?二则情急之下找什么人“帮忙凑过 去听”?当时天安门上参加观礼活动的除特邀的工农兵代表、红卫兵代表外都是些高级干部,谁愿意去给邱打这个工?

 

六、林彪说过“陶铸方式”吗?

◎ 父:陶铸被中央文革忌恨、盯住了,林彪很着急。中央文革搞陶铸,林彪向毛主席说要保。中央文革几次搬陶铸搬不动,就使了狠毒的一招,把造反派送上的陶铸早年在地下斗争 时的“变节材料”突然向社会公布,大造声势后再报毛主席。毛批评了他们,但是不想给群众运动泼冷水,有些无奈,默认了,陶铸暂不保了,先靠边站吧。可中央 文革立刻开展大批判,把“生米煮成熟饭”,打倒了。林彪得知略微晚了,非常生气,却无力回天了。中央文革“先造声势见毛主席不甚反对,就把材料捅向社会, 得到毛主席默认,再趁机把人搞臭打倒……”林彪把这种打倒人的手段归纳叫做“陶铸方式”,多次告诫我们要提防。1968年初夏,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从存留在南京的敌伪档案中发现了“伍豪自首”(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材 料,送到北京,被江青当作了“把柄”。1967年江青就利 用红卫兵以这件事搞过周恩来,这次又借此事再整他。江青还要抓“红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的祸首”,也是直接威胁周恩来的。对此,林彪找我们,说不许“陶铸方式”重演,并叫把他的态度向周恩来通气。——《对话》上,页74-75

《对话》上述有关“陶铸方式”的话,《回忆录》中找不到相应的叙述。这些话,并非事实。

1966年12月 间,北京社会上批判陶铸的大标语、大字报已越来越多,但都是批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最大的保皇派”等等,并没有“陶铸早年在地下 斗争时的‘变节材料’突然向社会公布”。1967年1月4日下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并作“重要指示”,陈伯达说:“陶 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这些话,在场的周恩来是 默许的。当晚,造反派去中南海揪陶铸,周指示:“一、完全支持揪陶铸的革命行动。二、怎么处理正在协商。”1月8日,毛泽东发话:“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极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 以。……”“陶铸的问题我没有解决,你们也没有解决,红卫兵一起来了就解决了。”

据说,林彪在1966年底毛泽东未有明确表态前对陶铸曾有所告诫称:“要被动被动再被动”。在1967年1月 初毛、周均同意要“解决”陶铸后,林公开是不可能有不同意见的,即便私下里对陶铸这位老下级有所同情,也不会轻易向外人透露,更不会有“对此,林彪找我们,说不许‘陶铸方式’重演,并叫把他的态度向周恩来通 气。”这无异于林彪告诉周恩来要对抗毛泽东对陶铸问题的解决。

陶铸被打倒的过程,研究界大都早已耳熟能详,但迄今尚没有林彪在此问题上与毛、周及中央文革有不同态度 的坚实材料。在文革中,林彪从来没有先于毛泽东对中央的负责人表态要“保”或者要“打倒”,对陶铸也应是一样的。《对话》上述“独家材料”,不可靠也不可 信。

 

七、1967年3月30日回总后

◎  父:就在这时,一个叫我为难的事情来了,周恩来知道了军委的安排,打电话对我说,他要亲自送我回机关,叫我务必请中央文革几位“大人物”也去。我说是他们指使造反派把我差点打死。周恩来严肃地批评我说: “你恢复工作后,总是要和那些人打交道,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其他人不到可以,但江青不到不行!别人请还请不到她呢!我已经为你请好了。那天上午你提前到我 这里来,我们一起到钓鱼台去。我到了那儿,他们就不好临时变卦推辞了。”

1967年3月30日早上,我按时到钓鱼台接人。该到的人差不多都到了,只是不见江青的踪影。叶群向我建议:“你最好到十一楼去请 江青同志?”她见我脸色难看,说:“去不去由你。如果去,我陪你一起去。”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跟着叶群到了江青那里。我被打伤的手臂没好,吊着绷带。江青 看到我,有些尴尬,说:“打得这么厉害呀?”我“嗯”了一声,不吭气了,由叶群向江青说客套话。——《对话》,上,页127

◎  我当时虽然伤势还较重,胳膊还吊着绷带,但因工作需要,我即奉命回总后主持工作。六七年三月三十日,总理打电话让我先到钓鱼台集合,到了钓鱼台,江青在那里,那时我还没有和江青面对面说过话,总理看见我 的手,忙对江青说:“邱会作同志手还抬不起来,没有办法给你敬礼呀,你能参加今天的大会,大家都很高兴!”说完周总理一行就前往总后礼堂。——《回忆录》,下,页513

据邱会作的秘书回忆:邱会作1967年3月 底回总后主持工作,是叶剑英按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思安排的。总后 造反派幕后是些什么人,邱会作当时并不知情。在1967年初的时候,江青的态度还是重要的。因此,当邱知道江青要参加欢迎大会,还挺激动,很感谢周恩来的安 排,认为江青很给面子,江青在大会上也讲了话。江青说,“邱会作同志我是不太熟悉的,大概见过几次面。但是早一向我看过他写的自我批评,也听过他在这次运 动中的一些态度,我对他那个书面检讨,我觉得是诚恳的,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此外,当他在群众面前,当群众运动在一个高潮的时候,出现了某一个偏激的时候, 在这样关头的时候,最容易考验一个人了,考验一个共产党员,在这方面我听到邱会作同志是有良好的表现的,是值得我学习的,我相信也值得同志们学习。”

《对话》上述有关邱回总后的情节,与《回忆录》大有出入。《回忆录》所记述的,是当时的实情,《对话》 的情节,不真实地夸大和提前了邱会作等 与江青的斗争。

 

八、看守小组与军委办事组

◎ 父:……

军队里这么办事,周恩来清楚,江青却不明白,她提出军队要有个机构承办文化大革命的事,至少是承办驻京 军队各大单位文化大革命的事务。那时,毛主席将到南方巡视,杨成武要随行,周恩来顺着江青的意思,提出成立一个“小组”看家。林彪赞 同,报毛主席批准了,由周恩来口头作了通知。一个由吴法宪、我、张秀川组成的军委“看守小组”处理驻京军队各机关和下面大军区与军委的联系工作。毛主席和 周恩来都提议,叶群要参加。林彪本不愿意叶群这样,但只好同意,就成了“四人小组”,由吴法宪牵头并参加碰头会。……

“四人小组”一开始“当家人”就是杨成武,吴法宪工作上的事情都请示他,不厌其烦,大点的事都由杨决 定。比如,最初时参加“四人小组”本应陆海空军都来当家人,海军是李作鹏在管事,应当他来。但杨成武让张秀川来,就按着杨的意思办了。……

“四人小组”在办事,只是周恩来代表中央口头上宣布,到了8月中下旬周恩来才叫我们起草一个报告,由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向下发一个文字通知,实际上那时“四人小 组”已经工作了一个月了。

……

父:“四人小组”成立后在京西宾馆召开了一次军队各大单位党委书记联席会议,我们进场时大家高兴得起立鼓 掌。吴法宪讲了“四人小组”的工作范围:完成毛主席、林总、周总理交办的任务,负责处理军队系统驻京机关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具体工作,以及各大军区、省军区 文化大革命的联络工作。

虽说是“具体工作”和“联络”,但各单位什么事都报上来,因为他们没其他地方报,而我们又没别处去推,只好干起来,“四人小组”成了 “军政府”。军委各机关在上面有了自己的“衙门”,……从1967年4月 初到7月底,延续了四个月的军队“无政府”状态结束了。——《对话》,上,页136-138

◎  一 九六七年七月中旬的一个深夜,吴法宪打电话来说:“总理让我通知你,经主席批准,成立一个军委看守小组,有你一个,要做 好准备。”

……

军委办事组成立的时侯,全军文革早已垮台了,总政治部也“瘫痪”了。军委办事组把全军文革、总政治部的 工作集于一身。看守小组时期,其主要任务是在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下,负责处理军队系统驻京机关、部 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具体工作。杨成武时期和黄永胜时期的前期权力有所加强,九大以后,军委办事组的权力确实不一般了。——《回忆录》,下,页539-540

关于军委办事组的前身“看守小组”,《回忆录》十分简略,只有两三句话。《对话》讲得似乎很具体,但越 具体,暴露的问题就越多。

1、看守小组成立的时间。

根据总参、总政的官方资料,看守小组成立的时间均为1967年8月17日。根据王年一查核的档案材料,亦为8月17日(王年一《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北京:《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7期)。因此,《对话》将小组成立时间认定为7月14日毛离京前,是错误的。《回忆录》有两个时间,前为“七月中旬”,后为“八月中旬”,应以后者为准。

2、看守小组是谁建议成立及成立的原因。

根据王年一查核,1968年10月30日,江青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军委办事组是怎么产生的呢?1967年夏天,斗争萧华的时候(余注:斗争萧华是在1967年8月 中旬,这也可以作为看守小组成立时间的佐证),出现了不严肃的现象,把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变成低级下流,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侮辱了中国人民解放 军。因此,我建议成立一个看管小组。”(王年一《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

看守小组是江青最先建议成立。成立的原因也如江青所述,而并非《对话》所称:“毛主席将到南方巡视,杨 成武要随行,周恩来顺着江青的意思,提出成立一个‘小组’看家”。

3、看守小组成立是否“林彪赞同,报毛主席批准”?

《对话》此说没有依据。军委办事组1967年10月15日的报告只提及“根据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1967年8月17日指示”。我们至今也没有看到毛、林对看守小组有任何指示的文字依据。

4、叶群参加看守小组是否“毛主席和周恩来都提议”,“林彪本不愿意”?

叶群参加看守小组是否毛的提议,目前并无任何这方面的材料可作佐证。《回忆录》根本没有提及,可见起码 邱会作对此是毫不知情的。看守小组是一临时工作班子,不是一个权力机构,不是政治地位的象征,在当时总政、全军文革都基本瘫痪的情况下,林彪似应更需要叶 群帮他多了解一些军队文革方面的情况,如此说来,又何来“林彪本不愿意叶群这样”?

5、看守小组是否“一开始‘当家人’就是杨成武”?

1967年8月 杨成武尚随毛泽东在南方,毛的行踪不定又极须保密,吴法宪如何能“工作上的事情都请示他”?“不厌其烦”地请示,还要你这“看守小组”干什么?

6、张秀川参加看守小组的原因。

原因很简单,并不是“但杨成武让张秀川来,就按着杨的意思办了”,而是李作鹏当时正随同毛泽东在南方, 如何能“应当他(余注:指李作鹏)来”?

7、看守小组成立有否正式报告和“由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向下发一个文字通知”?

看守小组是一临时工作班子,其成立既没有正式报告,也没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文字通知。即便是9月份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也是由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所决定,并没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正式通知。

8、看守小组的工作范围是否包括“以及各大军区、省军区文化大革命的联络工作”?

不包括。看守小组存在的时间很短,不到四十天。军委办事组1967年10月15日的报告很明确,看守小组“任务主要负责驻京各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看着总政机关的文化 大革命运动不要出偏差”。即使到了军委办事组初期,亦明确“各大军区、省军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军委办事组负责办理主 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交办的一些有关具体工作。”(王年一《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

9、看守小组是“军政府”吗?

不是。看守小组工作范围仅限于京内各单位的文革运动,“看着”其“不要出偏差”。此期间,军委常委还存 在,运作尚正常,根据有关资料,看守小组存在的四十天不到的时间,军委常委开过七次会议,所以,不能说看守小组是“军政府”,更不能说整个军队存在过四个 月的“无政府”状态。

 

九、“七二○”事件

◎ 父:我从江青的话里听出来:一些人冲击了武汉东湖宾馆,毛主席正在睡觉,急忙从卧室转移出去,忙乱之中连睡衣都没有换,说“没想到我们来到了贼窝里了。”毛主 席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后,才叫汪东兴赶紧向北京打通了电话,通报情况。江青说的是从那来的最新情况。

我 急忙离去准备,并按林彪的交待组织了以解放军总医院主任陆维善为首的精干医疗队同行。我赶到西郊机场,有中央警卫团数百名全副武装的精锐突击力量随我行动,首批一百多人与我们同乘两架伊尔 十八型飞机离京。我晚上到达汉口王家墩机场,立即与中央军委指挥所及附近各部队的通信联络接通,向北京报告我已到位。……

父:……

我在机场待命之际,叫来一些家住在城里的人向我谈谈情况,大概这样:……。

父:周恩来到武汉后与我通过一次电话,叫我在机场守候,有事会叫我。过了一会儿,汪东兴打来电话找我了,叫我过去。我直奔毛主席那儿。

看上去毛主席很轻松,穿着睡衣正在洗漱。……我把信交给毛主席,他打开看了看,没说什么。我立即告辞,回到王家墩机场临时指挥所值守。

我在回到机场的一路上,看见市内到处游动的杂乱的人很多,不少人戴着柳条编的生产上用的安全帽,拿着大 棒子似乎在准备武斗,也有零散的军人混在其中,但并无开枪打斗事件。

我 在机场待命,看到多架空军当时最大的运输飞机,还有飞机连续从北京运来中央警卫团的部队。我判断:毛主席马上就要乘飞机离开武汉了。

子:毛泽东决定离开武汉,是什么时候走的,现在有不同的说法。

父:7月21日 凌晨过后大约三点的时候,汪东兴与我通过一次电话,问了这边的情况。我说很安全。我明白他的意思,细心地检查了一下周围。不久,一串车队开进了机场,头一辆是北京吉普车,杨成武从里面出来,马上去招呼第二辆轿车中的毛主席下 来。我一看,作为当地军政首脑的陈再道没按惯例来送行,心中马上想,糟了,陈再道要倒霉了!……

我以为毛主席马上要到上海去了,没想到他登上飞机后一直没起飞。不一会儿,我被叫到毛主席飞机上他的座舱里,他说:“我太疲劳了,没有写信。你回去向林彪同志说,我完全同意他对形势的看法。但有一点林彪同志没有提到,那 就是对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一切都是好的。我先到上海去,这的事留给总理处理。你早些回去吧,把情况向林彪同志说说。”——《对话》,上,页147-150

◎ 当天晚六时左右,我带着秘书吴瑞云、警卫员蒋平安从总后出发,路过三○一医院时带上了外科主任陆维善和 一个有工作经验的护士,到了西郊机场,吴法宪还为我们派了空军门诊部主任和两名护士,我们乘伊尔十八专机夜航,于二十日晚十一时左右到达了武汉王家墩机 场。我到了之后,来接我们到场部的竟是一辆帆布篷有多处弹孔的北京吉普。我立即同周总理打通了电话,总理高 兴地说:“好!你在机场待命,过一会有人找你。”

我坐在房间的沙发上抽烟待命。大约二十一日的凌晨三点多点钟,杨成武来了,第一句话就说:“我们胜利了!跟我走。”我听到杨成武的话后,估计主席已经安全转移出来了,我心里也很高兴!我坐上杨成武的伏尔加车,开往主席在机场的专列。毛主席在火车上召见了我。主席见到我时,心情还平静,他同以前一样,首先就说:“‘兴国佬’来了。你那个总后勤部的人现在听你的 话吗?文革是个好办法,好人坏人都会自己去表演的。”接着,我把林总的信及林总要我转告主席的关心他老人家的 话都向主席做了简要汇报。主席一边抽烟,一边听我说。待我说完之后,主席说:“我要先睡一会觉了,待一会给他们写几个字。”我即回到机场宿舍休息去了。

天刚蒙蒙亮,汪东兴又来了,说主席叫我去。我上到主席的专列,他正在洗漱。主席见到我就说:“太疲劳 了,又睡不着,我也没有写信,你回去向林彪同志说,我完全同意他对全国形势的看法。有一点他没有提到的就是对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一切都是好 的。”……

大约七点半左右,停机坪上有三架伊尔十八同时发动,接着主席坐杨成武的伏尔加来了,到了停机坪,主席下 车和我们握手,也和工作人员握手,主席上了飞机,我和杨成武、余立金他们说了几句,我才知道主席要去上海。杨成武搂着我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当时也很激动,我对他说:“你无限忠于毛主席,我要向你学习!”说完他又拉着我上机去看主席。实话说,杨成武对我是很关心的,他让我能多见到毛主席。我一下飞机,飞 机就起飞了,警卫部队上了另外的飞机。——《回忆录》,下,页533-535

邱会作是1967年7月 武汉‘七二○’事件的亲历者,是‘七二○’事件发生当天从 北京飞武汉将林彪(有说是江青)的一封信亲手交给毛的带信人。他关于此一经过的回忆,应比陈再道、吴法宪或其他人的回忆更具权威性。可惜的是,邱会作在 《回忆录》中讲清了的经过,却又被《对话》将水搅浑。

1、《对话》说,“毛主席正在睡觉,急忙从卧室转移出去,忙乱之中连睡衣都没有换,……毛主席转移到安全 的地方后,才叫汪东兴赶紧向北京打通了电话,通报情况”。其实,直至7月21日凌晨转移到王家墩机场的行动前,毛并没有离开过东湖客舍梅岭一号半步。

2、《对话》说,“我赶到西郊机场,有中央警卫团数百名全副武装的精锐突击力量随我行动,首批一百多人与 我们同乘两架伊尔十八型飞机离京”。《回忆录》根本没提有中央警卫团部队随行。邱会作并没有指挥中央警卫部队的权力,中央警卫团即便要增援,也可随差不多 同时到武汉的周恩来行动而不会随邱会作行动。

3、《对话》说,“我晚上到达汉口王家墩机场,立即与中央军委指挥所及附近各部队的通信联络接通”。而 《回忆录》仅是说,“我立即同周总理打通了电话,总理高兴地说:‘好!你在机场待命,过一会有人找你。”

4、《对话》说,“我在机场待命之际,叫来一些家住在城里的人向我谈谈情况”。而《回忆录》仅是说“我坐 在房间的沙发上抽烟待命”。邱会作并没有了解情况的任务,三更半夜又能从哪里“叫来一些家住在城里的人”?

5、《对话》说,“过了一会儿,汪东兴打来电话找我了,叫我过去。我直奔毛主席那儿”。毛泽东那儿是哪 里?《对话》讲不出来。其实,据《回忆录》,邱到达后一步也没离开过王家墩机场。东湖客舍既然已不安全,汪东兴没有理由叫邱来回折腾一个多小时去那儿见 毛。

6、《对话》说,“我在回到机场的一路上,看见市内到处游动的杂乱的人很多,不少人戴着柳条编的生产上用 的安全帽,拿着大棒子似乎在准备武斗,也有零散的军人混在其中,但并无开枪打斗事件”。据《回忆录》,既然邱没有离开过机场,这一段话就纯为杜撰。

7、《对话》说,“7月21日凌晨过后大约三点的时候,汪东兴与我通过一次电话,问了这边的情况。我说很安全。我明白他的意思,细心 地检查了一下周围。不久,一串车队开进了机场,……”。毛的安全至关重要,“检查周围”的活,汪绝不会放手让邱去干。而《回忆录》说的是“大约二十一日的 凌晨三点多钟,杨成武来了,第一句话就说:‘我们胜利了!跟我走。’我听到杨成武的话后,估计主席已经安全转移出来了,我心里很高兴!我坐上杨成武的伏尔 加车,开往主席在机场的专列。”

8、《对话》说,“我以为毛主席马上要到上海去了,没想到他登上飞机后一直没起飞,”《对话》接着说毛叫 邱到他的座舱里说了一番话。而《回忆录》是说“主席上了飞机,我和杨成武、余立金他们说了几句,我才知道主席要去上海”。邱事前并不知道毛要去上海,毛也 没有在机舱里和他说什么话,那些话其实是在这之前毛在专列上与他说的。

 

十、1966年7月 毛给江的信

◎  父:我觉得有两件事影响了杨成武。一是1966年7月 毛主席给江青写过一封长信,原信只有周恩来、王任重等极少数人看过,杨成武也知道内容。……

子:毛泽东在发起与刘少奇斗争的时刻,写信论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部署。姑且不论信的内容,仅是写给江 青这件事,就大大地提高了她的地位。

父:江青如获至宝,搞得很神秘。江青是直筒子脾气、肚子里藏不住一点事。她以为风声出去了,叶群定会恳求她看一下信。叶群听从林彪的, 装作不知道。后来叶群对我说,果然如林彪所料,江青按捺不住了,叫叶群到钓鱼台十一楼住处去谈一谈。江青很神秘,等房内只有她们两人时,把卧室的门和外边 的门都关上,江青才把藏在她睡的床上褥子下面的信拿出来。叶群看信的时候,江青还在信的上面用报纸遮挡,生怕有人用什么特殊办法摄走了内容。

子:江青把事搞得那么玄乎,令人感到很可笑!真是哪样吗?

父:叶群就是这么对我说的呀!叶群记忆力很强,看了两遍把信的大意记住了。叶群谎称内容早从杨成武那知道了,显出不感兴趣的样 子。……

……

子:林彪就不去和毛泽东谈一谈?

父:他很难启口呀!倒是陈伯达听到这封信的风声,和林彪研究过。我听陈伯达说,可以肯定毛主席是不会“以江 促林”(给江青写信去批评促进林彪搞文化革命),并自告奋勇去“探风”。有一次陈伯达去毛主席那谈论一本他们都感兴趣的书时问:听说主席给江青同志写了封 长信,谈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是否由我们整理一下,指导全党学习……毛主席说:有个什么重要理论,兴致所到,多写了几句罢了。我若把信写给林彪、恩来,他们 党性强,会老老实实锁在抽屉里。写给江青这个小自由主义分子,她就会吹出去。有些问题在小范围内吹一吹有好处。

林彪知道了毛主席那么说,心放下了一些,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1967年毛主席从南方巡视回北京后,和林彪两个人谈论其它问题时,又谈到给江青写的信,说没有不利于林彪的意 思。毛主席为表示诚意,说那封信已经叫人烧掉了。那一次毛主席和林彪是怎么单独谈的,外人一概不知。我是从林彪偶尔带出的一句话中做出了判断,他说:“我 向主席说了,我提的那个‘顶峰’,是当代,不是今后,更不是永远。我并没有什么说得不妥的,主席也同意。”——《对话》,上,页165-167

关于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回忆录》没有谈及。这些经《对话》作者杜撰强加于邱会作身上的话,退一万步说,即 使真是邱所说,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1、1972年5月,江青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华东组和中南组会上即讲清了毛给她的信传达给林彪的过程:“听说主席写 了这封信后,要秘书抄了一个抄件,并在抄件上做了亲笔修改。在主席那里(即白云黄鹤处)首先看到这封信的抄件的,是总理、王任重。总理看了这封信后,提出 他去大连说服林彪改正。主席同意。总理劝告林彪不要再作那种提法,据说当时林彪表面上是答应了。因此,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专门发了一个通知。现在事实 证明,他实际上是耍了两面派。最近查了一下过去的批件,主席把林彪这个讲话,一直压到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几号才批发。”(《江青同志在批林整风会议华东组 和中南组会上的讲话》)

据《周恩来年谱》,“(1966年)7月11日、12日 到毛泽东处谈话。看了毛泽东七月八日给江 青的信后,建议找林彪谈谈。经毛泽东同意,七月十四日,从上海飞大连与林彪谈话,转达毛泽东的意见。林彪表示 接受,答应回京后修改五 月十八日的讲话。十五日,周恩来返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页40)

相信绝大多数研究者更为认可《周恩来年谱》的记载而不会认可《对话》的说法,即林彪、叶群当时不在北京,是周亲自到大连,转达毛泽东的意见。直到1966年8月 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林彪才被毛主席叫回北京。因此,“江青按捺不住了,叫叶群到钓鱼台十一楼住处去”看信的故事,应为子虚乌有。

2、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所表达的对林彪的“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主要是对林过份吹捧毛的不 安。这种“不安”也好,不满也好,毛给江的信并非孤证。在写这封信后十多天,7月25日,毛泽东将一份新华社电讯稿批予陶铸、张平化称:“此件看过,可用。在第五页上将‘最高指示’改为‘指 导方向’。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7月29日,陶铸就毛泽东的批示给中央、毛报告中称:“主席指示:今后不用这类语言。大家认为这是伟大领袖的谦逊 态度。我们应当按主席的指示办。”陶铸的报告还建议采取逐步停用、“不宜突然全部停止使用这类语言”的步骤。陶铸这个报告,毛8月4日同意“可发各省、市、区党委注意掌握”。当日,中共中央将陶的报告发至省军级以上党委、党组。(见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6)394号, 又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页85-86)。

毛泽东对林彪委婉的批评,不管真情也好,假意也好,已由中共中央文件传达到全国的省军级以上单位。即使 没有毛给江的信,也还有中发(66)394号文件。毛给江的信及中发(66)394号文(尤其后者)均可证实:此一阶段,毛对林是又打又拉,在重用其之前已打了预防针。既然如此,江青也 好,林彪(包括叶群)、陈伯达也好,根本已不可能将毛对林的批评再搞得如《对话》般神神秘秘。毛主席的态度林彪已知悉,林彪不会有希望陈伯达去探风的愿 望,陈伯达既没有这个能力,更不会“自告奋勇去”。况且,那时陈伯达还远远没有靠向林彪,可以说基本没有个人来往。

3、毛泽东1966年7月给江青的信,以邱会作、杨成武当时的地位和职务。都是不可能与闻的。毛1966年到南方,杨成武并未随行,杨随毛南巡是1967年,《对话》的作者恐怕是将两年的事搞混了。《对话》说,1967年毛南巡回京后告诉林彪,“说那封信已经叫人烧掉了”,其实,据戚本禹的说法,给江青的原信,早在1966年8月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后,在林的要求下,请示了毛,得毛同意,已经销毁了。(余汝信《与戚本禹面对面》,原载电子杂志《枫华园》第432期,2004年1月9日),因此,《对话》说“1967年毛主席从南方巡视回北京后,和林彪两个人谈论其它问题时,又谈到给江青写的信,说没有不利于林彪的意 思”,在情理上是没有可能的。

 

十一、九大党章

◎ 父:它的错误很多,有些我当时就能看出来,如把“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 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写入了党章总纲,这在我们的党纲上从来没有过的,违反了我党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自我孤立,加深了对方对我国的军事压力。党章上明显的错误还有,只是没有人愿意公开说出来罢了。——《对话》,上,页211

这是《对话》改造了邱会作,将《对话》作者的当代思维强加于三十多年前其父身上的一个典型例子。

九大党章上这句话全文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 党、团体团结在一起,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团结在一起,为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打倒 各国反动派,为在地球上消灭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类似这样的“豪言壮语”,毛泽东说过不知多少次,林彪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中也有引用。

邱会作是九大时期的政治既得利益者,是那个时代的天之娇子。邱会作当时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其自身信仰,怀 疑毛、林的“伟大”与“正确”。在《回忆录》中,根本找不到类似的话。

 

十二、江青、叶群进政治局

◎ 子:毛泽东嘴上不同意江青,一次次划掉江青的名字,可是心里又是另外的想法,如何才能顺利地把这件事办下来?

父:这就靠周恩来了。他带着康生、黄永胜先到毛主席处,说:我们向主席真诚地提出,江青同志一定要列进 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之内。……

毛主席说:你们的道理是对的。这个问题不管怎么说,责任在我毛泽东身上,我应当完全负责。我不愿意和她一起工作,受她的气!她从思想上来说不是一个纯洁的党员,另外,她也不是一个女人。——《对话》,上,页258-259

◎ 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到了毛主席住处。周恩来说:“我们诚恳提出江青同志一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之内。把她列入固然有一定的政 治影响,不列入也会产生政治影响,甚至会产生的更大的政治问题。权衡利弊,我们提议一定要把江青列入候选名单之内!”

毛主席:“你们要那就要吧。不管怎么说,列上了责任在我身上,就这样吧。”

周总理等三人接着就到林总家里去了。——《回忆录》,下,页651

从《回忆录》的叙述来看,九届一中全会前后,毛泽东对江青进入中央政治局口头上从来没有表示过明确的反 对态度,也没有任何对江青的评论、评价。

《回忆录》称,4月26日 后毛泽东曾先后两次在拟定名单江青的名字上打叉。这是毛在做做样子。周恩来最能揣摩毛的心态,两次坚持将江青、叶群的名字都列上。到了4月27日,周、康、黄三人到毛处汇报,周讲了上述《回忆录》中的一番话,毛则最终表示了同意。

与《回忆录》相比较,《对话》中的毛多了几句话:“我不愿意和她一起工作,受她的气!她从思想上来说不 是一个纯洁的党员,另外她也不是一个女人。”这是邱会作回忆录原稿中所没有的“僭建物”。

正如在毛、江身边十八年的戚本禹所言,“毛、江的关系一直很好,感情甚笃,直到晚年,尚为如此。说毛对 江没有感情,那是骗人的话。”(余汝信《与戚本禹面对面》,原载电子杂志《枫华园》2004年1月9日第432期)尤其是在1969年4月 九大时期,毛对江青是不会说这些话的。从文革的整个实践来看,毛与林彪、与周恩来、与邓小平等人的关系相比,毛与江青不能说没有感情,仅就江青九大、十大 进入中央政治局而言,不能说毛主席“不愿意和她一起工作”。而且,“另外,她也不是一个女人”是什么意思呢?几十年来,有关毛、江关系的各种资料,信息不 断丰富,惟从来没有在别处听到这样的说法。

 

十三、邱鼓动别人不投江青的票?

◎父:……

我来到会场,看好了我的座位在哪里,就退出来在大厅门口外坐下来休息,正巧广州军区的丁盛、任思忠等人 和其他几个军队中央委员来了。我想起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指使造反派对我和老干部的人身残酷迫害,想起江青这个霸王对党和国家的祸害,我话在口中,如鲠在 喉。我大胆地讲了一句:“江青他们是反对解放军的,是反对林副主席的,如果有她的名字,我是不投票的,红人的脸上也可以抹黑嘛!”我觉得大家原来心里就有 想法,经过我这么挑明、鼓动,肯定有人和我一样,不会投江青的票。

子:你的此举在“九一三”以后被中央专案组查实,是政治上将你置于死地的重要“罪行”,说你“疯狂反对 文化大革命,迫害江青同志”。别人没投江青的票是躲在暗中,而你在明里煽动。

父:对此我无悔无恨。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许多人表白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反对“四人帮”。但是,高级干部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在党的全会上敢公开和江青对着干的,除了我们几个,能再找出其他更多的人来 吗?——《对话》,上,页265

◎不一会,就发选票了,我这时才看到自己名字在候选人之中。选举很快就结束了,……由于自己可以选自己, 得全票的不少。江青没有想到自己会少几张票,心里很不舒服,但没有发火也没有退席,只是坐在那里象一块木头那样连动也不动一下。——《回忆录》,下,页652-653

邱会作九大不投江青的票,据切实了解,应是事实(《回忆录》中对此未有提及),但如《对话》所说邱公开 地去挑明、鼓励别人也不投江青的票,并不可信,这是《对话》人为地拔高邱会作的一个典型事例。

1、《对话》借“邱会作”的口说“江青他们是反对解放军的”,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江青并不反解放军。 毛泽东依靠解放军搞文革,解放军在文革中为毛泽东所用,这一点江青是很清楚的。请解放军为“尊神”,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 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江青《为人民立新功》)就是江青的提法。一言以蔽之,江青不是反对解放军,而是想把解放军抓在手,想让军队听她的。

2、《对话》借“邱会作”的口说江青“是反对林副主席的”,在九大期间,没有这个迹象,邱会作也不可能看 到这个迹象。由于林彪当时的地位如日中天,江青是靠颂扬林彪来为自己服务的。九大以后,特别是到了1970年下半年,那就是另一种情况了。

3、在党的代表大会期间,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地鼓动别人去投某某人的票,不去投某某人的票,都是很犯忌 的、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真实的邱会作想必不会那么傻,尤其《对话》称邱“我觉得大家原来心里就有想法”,就更没有依据。

 

十四、对九大的认识

◎父:党的“九大”是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中期之时召开的,相对来说,国家已经算是进入了比较平稳的时候了。本来“九大”应当是有所作为的,但是它无所作为,“九大”是一个平庸的会议!不但如此,“九大”的路线 是错误的,它口头上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但没有通过总结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来把它结束,非但没有那样 做,反而决定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对话》,上,页271

◎我参加过三次代表大会,感受是不同的。参加第七大感到很光荣;参加第八大军队干部就感到很平淡;参加九 大的印象最深刻。在党的九次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中央委员,后又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我十四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经过四十年的革命斗争,我从一个普通战士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并成为党的最高领导集体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之一。——《回忆录》,下,页616-617

九大在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对于极为拥护毛、林的邱会作来说,九大是他政治上回报最 丰盛的鼎盛时期。从《 回忆录》中他对九大的叙述可以看出,他对此时期是“印象最深刻”的,他认为象他这样“进入政治局的人,大多数都得到全党的拥护”。可以说,邱此际正是踌躇 满志之时。故而,邱在《回忆录》中虽然谈到了九大期间的一些党内斗争,但却从来没有说过“九大路线是错误”之类的话。《对话》所称邱会作说九大“无所作 为”,“是一个平庸的会议”,“‘九大’的路线是错误的”,决不会是邱会作本人的思想,而是《对话》作者程光本人的思想。

 

十五、林彪说过“就让她当个‘宋庆龄’”吗?

◎ 子:陈伯达能影响林彪吗?

父:能,有时还相当大呢!

针对江青的活动,林彪曾对我们说:“他们对谁出气不是实质问题,主要是有人没当上中央常委,没有创造出骑在别人头上的条件,在发泄不满。对 她这个特殊问题,我们要多用脑子,想复杂一点不够,还要想到两点、三点……”

我觉得林彪把问题看重了,江青掀不起什么大浪。我有一次斗胆问了句:“林总,日后真要是主席百年了,你怎么摆弄那个三点水(江青)。”林彪不假思索地 说:“就让她当个‘宋庆龄’!冷一点还是热一点,看她的表现。”——《对话》,上,页406

林彪八大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他是深谙“中央政治”的人,决然不会在一个部下面前随便对中央主席的夫人说三 道四、品头论足。作为部下,真实的邱会作知道林彪的为人,当着林彪 的面,邱会作决然没有这个“斗胆”问这个“将林彪军”式的问题。林彪对自己能不能接上班,心里清楚得很,他也不会去设想毛“百年以后”如何如何的事。林彪 思想深沉,邱会作在老干部中也算是有思想的,因此,邱会作不会问这个“只能会意,不能言传”的问题,林彪更不会去回答这个“只能会意,不能言传”的问题。 《回忆录》中也找不到如此“只能会意,不能言传”的对话。

 

十六、1970年5月17日谈话

◎父:……林彪很生气地说:“江青攻击总理,还攻击了中央常委的大多数,是严重的违反纪律行为。应当向主席汇 报……”他还列举江青的一些劣迹。林彪的谈话,后来李作鹏整理成四条,我把它抄在我的工作笔记本里了。

……

父:……

我打通了周恩来那的电话,问:“总理有空吗?”他明白我的意思,答:“你现在就到我这儿来。”待我赶 到,他立刻支开旁人。我把那天下午江青谈的内容、情节都汇报了,并把林彪的态度和黄永胜向毛主席报告的事也说了。周恩来心情沉重,非常难过地说:“自从江青到了延安和主席在一起,我照顾了她几十年,一直对她非常关 照,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人要讲良心呀……”周恩来说他和江青的交往时很伤感,最后说:“我感谢军委办事组的同志能向我及时通报情况,这对我是很大的帮助。 你们都是老同志,对于过去党内发生的那些事,虽然你们当时不在领导岗位上,但事情的经过、内容、中央最后的结论,你们知道。我相信你们对她的胡说,也就是 听听而已。在我们中央里,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你们是清楚的,这是件坏事,但是当你们理解了就是好事!”

……

第二天5月18日 下午,黄、吴和我向周恩来汇报了毛主席的态度和林彪的问候,大家谈得非常知己。我们觉得毛主席对江青严重的 错误只说了那么几句不痛不痒的话,不仅是袒护,也太放纵了,不免发些牢骚。周恩来却说,主席能那样说江青几句就已经很不错很不容易了。

那天晚上我们聚餐,喝了酒。周恩来兴奋地说:“我们有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有众多的老同志,什么风浪 也不怕。”我们畅谈到凌晨才分手。——《对话》,上,页409-410

◎  一 九七○年五月十七日,江青又叫我们去钓鱼台十一楼,这次可大不一样了,江青 主要是攻击总理。……

……

我们出来以后到了毛家湾,向林总作了汇报。林总很生气,他说:“江青攻击过中央常委的大多数,今天是直 接攻击总理,这个事情你们应当向毛主席报告清楚。”

……

大概七点多钟,我就到了中南海西花厅总理的家里,我把整个过程都向总理说了。总理对江青的话、主席的话 都不吃惊,但听我的话时很激动,眼眶都是湿润的,总理拉着我的手连说了两句:“老同志就是老同志!”接着总理又说:“老同志是能够理解大事的!”我望着总理慈祥的面孔和疲惫的双眼心里也是很激动的。

不久,李先念跑来找总理,总理还有事,我就没有和总理一起去大会堂开会,我先走了。——《回忆录》,下,页682-683

1970年5月17日江青找黄吴李邱等人谈话,是一次重要的谈话。这次谈话过程及事后各人的反应,对我们研究文革当中毛、 林、周、江青,以及黄吴李邱的思想状况是大有帮助的。惟在《对话》和《回忆录》中,同一个邱会作,对此事经过的描述却大不相同。

1、江青谈话后到林彪处汇报的过程。《回忆录》及《对话》及提及林彪说了意思大致相同的一句话:“江青攻 击过中央常委的大多数,今天是直接攻击总理,这个事情你们应当向毛主席报告清楚。”但《对话》随后又说,“他还列举江青的一些劣迹。林彪的谈话,后来李作 鹏整理成四条,我把它抄在我的工作笔记本里了”,这并不符合我们所知的林彪沉默寡言,从不在部下面前公开点名议论人的性格。同时也可以合理推断,这一段话 邱会作原稿是没有的。

2、到周恩来处汇报的过程。《回忆录》记载简洁明了,听完邱会作汇报,周恩来只讲了两句话:“老同志就是 老同志!”“老同志是能够理解大事的!”而《对话》则说周讲了长长的两段话。

程光写于2006年的《1970年 庐山会议背景的研究》写到此事时还称,邱会作说:“这一次我把下午江青讲的详细地说了一遍,周恩来一听就觉得有份量,一边听一边做笔记。”(《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下册,田园书屋出版,2007年3月 版,页632)不知什么原因(也许程光自己也感到说周恩来“一边听一边做笔记”太不真实?)在《对话》中将此删掉 了。

周恩来是一个很成熟很老道的大政治家。他有话都不敢跟邓颖超说,自己放在肚子里,怎么敢与邱会作这么一 个低一辈的“外人”说江青的坏话,甚至“一边听一边做笔记”?众所周知,在文革中周恩来对江青从来都是毕恭毕敬,不敢得罪,甚至悟出文革中的“中央政治” 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他怎么敢对邱说攻击江青的话,他不怕别人把话捏在手上吗?伍豪一事已被毛等人捏在手里,还不够难受吗?还要把 攻击江青的话让别人捏在手上吗?

3、《对话》中“第二天5月18日下午”这一段,《回忆录》是没有的。黄吴邱与周恩来一起议论毛及江青,以当时的情势及周恩来的性格,都 是难以想象的。

 

十七、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吗?

◎ 父:退一万步讲,就算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也在情理之中,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林彪在这件事上的考虑,我判断是借着宪法修改中“设国家主席”的讨论,作为话柄打击上海帮张春桥。毛主 席同样也对国家主席看得很轻。——《对话》,上,页430-431

◎  林 彪同意设国家主席,全国基层同意设国家主席,几个常委都同意设国家主席,全党全国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从国家体制去考虑,建议设国家主席。只有毛 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虽然他说是为改变国家体制,实际上主席的目的就是不想让林彪当。也许毛主席把“国家主席问题”和接班人问题连在一起去考虑了。——《回忆录》,下,页679

关于国家主席一事,《对话》的作者按今天的思维去“推测”当年的林彪,借“邱会作”之口得出自己的结 论:“退一万步讲,就算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也在情理之中,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对话》的作者有什么依据可以设定林彪头脑中那怕是闪过当国家主席的念头? 笔者认为,《回忆录》说得对。毛“不想让林彪当”,又不好说出口,是问题的实质,毛提出改变国家体制只是一个借口。在毛极端重视权力和实际权力集于毛一身 的毛泽东时代,所谓国家体制,对毛来说并不重要。毛1971年8月 南巡时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国家主席问题”,只是毛泽东不想要林彪的一个借口。没有国家主席问题,还有“四个伟大讨嫌”,还有 “缔造的为什么不能指挥呀”,还有“天才”问题这一“反党理论纲领”,等等。即便没有这些,毛泽东一样会“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脚”。毛泽东为什么不想要 林彪了?毛林之间的蜜月为何如此短暂?毛林之间后来真正的分歧何在?毛林分歧中林彪是否一切全对?林彪如有错错在何处?这些,都是文革史研究中尚未研究透 彻,还须深入钻研的问题。

此外,《对话》中的“邱会作”说“林彪在这件事上的考虑,我判断是借着宪法修改中‘设国家主席’的讨 论,作为话柄打击上海帮张春桥”,也并非事实。宪法修改过程中吴法宪与张春桥有过争论,但不是国家主席问题。况且,“上海帮张春桥”在庐山会议之前,在宪 法修改过程中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有关讨论也没有什么把柄可抓。

 

十八、陈伯达把林彪推上第一线

◎  父:我和李作鹏反对把林彪推向第一线,但苦于没有机会进言。相反,陈伯达则通过叶群、吴法宪和林彪沟通。以 后黄永胜对我讲,陈伯达为林彪打上海帮,提了三个方案:“出题目”、“指出来”、“敲边鼓”。“出题目”是把上海帮的问题正式提到毛主席那里去,看毛主席 怎么办。“指出来”是在一定场合向大家指出上海帮的问题,“敲边鼓”是旁敲侧击他们,给以警示!林彪想选择“出题目”,想对毛主席说,或写信给毛主席。在 林彪犹豫之际,陈伯达提出最好是“指出来”。

子:陈伯达那么有把握?

父:他分析了理由:其一、毛主席和林彪是亲密战友,历来互相支持,毛主席要打倒的人,林彪支持。林彪讨厌的 人,毛主席就搬开。其二、毛主席知道上海帮的宗派活动和反林彪、周恩来的事,批评了上海帮,表示以后要拆散他们。其三、高级干部绝大多数人讨厌上海帮,受 过他们的伤害,只要林彪“点”一下,就会受到广泛的拥护。

……

父:如果此时林彪把“指出来”降为“敲边鼓”更好。即便引起毛主席的不快,但也不会令他过分在意,更不会让 他掀起一个保护上海帮、打击军委办事组的运动。党内政治生活,毛主席主张“君子动口不动手”。林彪讲话,事先毛主席知道,是在党的会议上讲,是“动口”, 没有“出手”搞什么动作嘛!但是,陈伯达、吴法宪、汪东兴发难了,把事态急剧扩大,变成了“动手”。 ——《对话》,上,页439-441

《对话》上述演义式地讲述陈伯达与林彪的关系,对人们弄清历史真相的反作用十分大。

1、历史真相是:陈伯达和叶群稍有往来,从而黄吴李邱和陈伯达也有些来往。从现在的各种文字资料、回忆录 等来看,这样的来往不多不深,远未达到“陈伯达为林彪打上海帮,提了三个方案”甚至“他分析了理由”的地步。《回忆录》从未透露过这样的信息,陈伯达的秘书们都在,据 切实了解,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彪和陈伯达来往极少,陈伯达的闽南话,林彪听不懂,九届二中全会后更无来往。

2、九大尤其1969年 下半年以后,毛泽东对军队、对林彪有所不满,对江青却基本上是肯定的,没有听说有什么批评。这些,林彪是清楚的,陈伯达是清楚的,黄吴李邱也是清楚的。江 青的确飞扬跋扈,但说此时已有明显的“上海帮的宗派活动”,应非事实。在这样的大前提下,“陈伯达为林彪打上海帮,提了三个方案‘出题目’、‘指出来’、 ‘敲边鼓’”应无可能,“林彪想选择‘出题目’,想对毛主席说,或写信给毛主席”更不可能。如果上面是事实,毛泽东提出“林陈反党集团”一点也不冤枉。康 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是政治局委员,林彪和陈伯达都商量好了对付他 们的方案,不是“林陈反党集团”是什么?《对话》这样做,是借邱会作的口授人以柄,对历史、对林彪、对陈伯达,及对自己的父亲,都是极不负责任的。

3、《对话》说,“林彪讲话,事先毛主席知道,是在党的会议上讲,是‘动口’,没有‘出手’搞什么动作 嘛!但是,陈伯达、吴法宪、汪东兴发难了,把事态急剧扩大,变成‘动手’”。道理同上面一样,你自己都承认“发难了”、“把事态急剧扩大,变成了‘动手 ’”,毛泽东不收拾你收拾谁?!事实上,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吴法宪与陈伯达、汪东兴并不是一个组,也没有像陈伯达、汪东兴般坚持设国家主席,《对话》将吴法宪与陈、汪捆绑在一块,亦有失公允。

 

十九、“九一三”凌晨的政治局会议

◎ 父:……

周 恩来刚进入四川厅,我发现他的神色非常特别,面容不仅疲劳,而是心中沉甸甸地装着件大事。……他看江青毫无反应,补充了一句:“林彪坐飞机走了。”

子:对周恩来说的,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父:我听到周恩来说“林彪坐飞机走了”,一时糊涂了,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也想不出来解释。……

……

父:周恩来说完“林彪坐飞机走了”,疲倦地合上双眼,靠在沙发里休息了足有五分钟以上。

……

周恩来说,……凌晨1点50分 左右,北京空军的雷达最后搜索到飞机,飞机向北去,以后就搜索不到目标了。

……

子:有史学研究者认为,周恩来已经知道林彪外逃了,并举出了吴忠回忆作证,说吴忠和吴德已经知道了,作 了防范的准备。

父:周恩来告诉吴忠、吴德,事情本身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周恩来要紧急通知卫戍区防止万 一,这种可能性有。但说到周恩来对他们说林彪外逃了,不可能!因为他没有那个时间找吴德、吴忠谈话。再说,飞机才消失,到哪里去了还不知道嘛!周恩来说的是“失踪”!他呀,那么谨慎的人,在那种情况不明 的情况下,会断然宣布林彪“叛逃了”?根本不会!

……

子:我注意到了,周恩来在政治局上讲话,在没有摸清林彪飞机下落的情况下,他没加上任何结论性的用语。

父:但是对林彪违反纪律随便乘飞机夜航,对林彪走了,是贬意的口气,是反对的。他心情沉重,说话严肃认真。——《对话》,下,页610-614

◎ 我们大概等了近三小时,于十三日早六时,可以看到窗外的光线,天都快大亮了的时候,政治局的会议才开始的。……

周总理坐下之后,习惯性地扫视了一下全场,就特意对着江青说:“江青同志,今天凌晨发生的事你不会感到 突然吧?”江青当时不可能理解总理的话,因此她没有回答总理的问话。总理看他的话毫无反应,又补充了一句:“林彪坐飞机走掉了,飞机出境到外蒙古了。”——《回忆录》,下,页792

关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的政治局会议,《回忆录》与《对话》的细节分歧关键在于:《回忆录》中周恩来是说:“林彪坐飞机走掉 了,飞机出境到外蒙古了。”而《对话》中周恩来仅是说:“林彪坐飞机走了。”

据多种资料综合分析,9月13日凌晨周恩来知道林彪的专机越过了中蒙边界上空是铁定无疑的。

9月13日凌晨一时前,得周恩来同意,吴法宪已经到达西郊机场空三十四师指挥所。吴法宪在回忆录中称:“我一直在 雷达监视器前关注着飞机的动向,并随时向周恩来报告。”“当飞机飞到了赤峰附近的时候,我想到在赤峰附近有我们的歼击机部队,就问周恩来要不要把三叉戟拦 截回来。周恩来说:‘这要请示毛主席。’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答复我说:‘毛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到九月十三日凌晨两点 多钟时,周恩来又来电话问飞机到了什么地方。我说:‘已经快出国境了,离中蒙边界只有一百公里。飞机高度只有三千公尺,快看不见了。’很快,飞机就从雷达 屏幕上消失了。我立即报告了周恩来,说飞机已经飞出国界,雷达看不见了。”(《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页863-864)

很简单的道理是:256号专机有没有出境,空军的雷达是能够侦测得到的,此情况吴法宪也会马上报告周恩来。因此,周恩来才须在 凌晨三时将李作鹏、邱会作等“请”到人大会堂。试想林彪的专机不是强行起飞,不是飞出了国境,只是“违反纪律随便乘飞机夜航”,半夜三更、心急火燎地将全 体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召来干嘛?

我们不明白的倒是,《对话》为什么要反复强调9月13日这一天周恩来只是说“林彪坐飞机走了”,只是“情况不明”?《对话》似乎有意将政治局得知256号专机越境的时间推迟一天,但这种歪曲事实真相的做法又有什么意义呢?

 

二十、中央宣布林彪死讯的时间

◎父:……最初,毛主席在没有弄清楚情况之前还没有下决心做什么处理。如果说发现林彪乘坐的飞机在外蒙古失事,让中央了解了实情,我倒是立了功的。

我 在总参三部(情报部)例行的情况简报中看到一条不起眼的消息:蒙古人民共和国指责我国,昨天凌晨三时许,一架中国大型军用飞机入侵其领空,在温都尔汗附近 坠毁……

……

父:军队的战备一直作得好。我立刻打电话把这条消息向周恩来汇报了。他说:“我已知道了,你心很细,我通知外交部查 办。”

……

父:就是经过这一条线索,中央知道了飞机的下落和林彪的死讯。

……

子:9月14日是“九一三”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中央没有找你们有什么事吗?

父:我和周恩来有一次电话联系,就是我看到了总参三部那则情报后向他报告。我的感觉是,中央第一件要紧 的事是了解林彪那架飞机的下落,在没有搞清楚之前,不会有什么大动作。

14日晚上,周恩来召集政治局会,研究战备问题,……

……

子:“九一三”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你们还能正常地参加中央政治局办公吗?

父:还算正常。9月15日 晚上,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一开始周恩来就宣布,林彪乘坐的飞机已在蒙古共和国温都尔汗失事坠 毁,机上的九人全部死亡。——《对话》,下,页623-627

◎  九月十四日 ……

我同住常一样在家里的办公室一一翻阅文件,我在《三部要报》中看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通报,昨凌 晨一时许,中国一架大型运输机入侵,在肯特省温都尔汗坠毁……”

我立即将此事报告了周总理,总理说:“很好。我已知道了。”

今天下午中央政治局没有开会。晚上开会时,周总理宣布: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在外蒙古温都尔汗堕毁了,机毁人亡,飞机上九个人都死 了。——《回忆录》,下,页797-798

1、关于256号 专机越过中蒙边境及失事的情况,总参及空军技侦部门(总参三部是技侦部而并非情报部)先后都有及时的报告。如果非要说什么立功,只能说是技侦部门立了功, 如何会像《对话》所说是看到了《三部要报》的邱会作立了功?“让中央了解了实情”的是三部和空军,怎么会是邱会作?而《回忆录》只是叙述了事情经过,没有 说什么立功不立功的。

2、《对话》将中央宣布林彪死讯的时间说成是9月15日晚上。《对话》也说中央14日 上午已从《三部要报》中得知了256号飞机在外蒙失事坠 毁,天大的一件事,为什么14日晚政治局开会时不宣布而要 拖延整整一天至15日晚才宣布?这是毫无道理的。而《回忆 录》则十分明确,9月14日,“晚上开会时,周总理宣布: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在外蒙古温都尔汗堕毁了,机毁人亡,飞机上九个人都死了”。

《周恩来年谱》1971年9月14日条记载:“9月14日 下午连续工作达五十个小时后刚休息,即接到来自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特急报告,获知林彪等机毁人亡的确切消息。随即,亲往毛泽东处报告情况,……”“傍晚, 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通报林彪等人机毁人亡的消息,并在会上分发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页482-483)

据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符浩回忆:9月14日 中午,外交部即收到中国驻蒙大使馆的报告,得知一架中国喷气式军用飞机于13日凌晨2时 左右坠毁在蒙古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十公里处,机上九人(八男一 女)全部死亡。报告即送达毛泽东和周恩来处。下午2时,周 恩来来电话,对外交部的工作感到满意并指示:一、将今天收到的我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用三号铅字打印十八份,下午6时由符浩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内,交中央办公厅王良恩副主任;……(符浩:《林彪之死》,载《60个瞬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9月 版)

根据多种材料比对,《回忆录》所说为确。然而,《对话》为何有意将中央宣布林彪死讯的时间推迟一天?却 是令人颇感跷蹊的。

 

2011年9月13日改定

    进入专题: 邱会作   九一三事件   林彪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学术 > 历史学 > 文革研究专题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73135.html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