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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汝信:“魔鬼在细节中”──《心灵的对话》与《邱会作回忆录》的差异探析

更新时间:2014-03-19 20:37:43
作者: 余汝信  
公安总队改为警卫二师之外,又从野战部队增调了两个主 力师,一个是二十四军的七十四师,这是我军当时的两个机械化师之一;一个是驻石家庄六十三军一八九师。

   ……

   第二是确定首都工作小组的日常工作。……

   对首都安全的任务暂定了两项:(一)制 定对首都的设防、警卫、主要目标控制的方案;(二)准备对首都进行全面的清查清理。清查清理的对象包括社会人口、枪支弹药、电台、监狱、侨民等。——《回忆录》,上,页440-441

   邱会作并非首都工作组的正式成员。但正如《回忆录》所述:“我虽然不是首都工作小组的成员,但参加了工 作组的部分工作”。对此,《对话》是含糊其辞的,极易使读者产生邱是正式成员的误会。

   其次,《对话》将首都工作组的工作概括为三篇“文章”并不准确。《回忆录》对其任务的叙述较为全面,即除了改 组加强北京卫戍区外,其日常工作为:“(一)制定对首都的设防、警卫、主要目标控制的方案;(二)准备对首都进行全面的清查清理。清查清理的对象包括社会 人口、枪支弹药、电台、监狱、侨民等”。

   《对话》关于首都工作组的细节有如下错处:

   1、成立时间不是“1966年 春”,而是1966年5月中旬。

   2、北京军区两个陆军师,1966年调入北京卫戍区时并未改变番号,仍称陆军第七○师(《回忆录》误为七十四师)和陆军第一八九师,改称 警卫第三、四师是在1969年12月。

   3、中央警卫团文革期间一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并非《对话》所称“统一由北京卫戍区领导”或“受双重 领导”, 更不可能“实际上是杨成武指挥”;也并非“行政级别为军”,文革后总参警卫局(不是中央警卫团)的级别方明确为军级。

   4、在首都工作组鼎盛时期亦即1966年下半年,北京卫戍区实际上由首都工作组领导指挥,而非“归军委和北京军区指挥”。

   5、1966年 扩编后,北京卫戍区下辖部队四个师又一独立团,兵力不足五万,而非《对话》所称“约十万人”。

   6、1966年, 军委并没有一个“凡是调‘一兵一卒’(实际一个连),均须经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字”这样的“决定”。严格的《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是黄永胜到 任后军委办事组于1968年4月26日下发的。

   7、首都工作组既有正式文件,也有“定时定点的办公”。首都工作组设有以总参作战部人员为主组成的办公 室,并设有七个组:部队指挥组,治安组,枪支弹药清查组,电台组,社会人口清查、清理组,监狱、看守组,外事、侨务组(参见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4月 版,页95-98)。办公地点先在京西宾馆主楼,后搬至三座门。

   1966年,邱会作虽然不是首都工作组正式成员,但他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对以上情况尤其是部队编制、调动情况 应该是清楚的。上述《对话》错处,显然不会是邱会作本人所述。

    

   四、《五七指示》

   ◎ 父:……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阅读了由林彪转去的我写的《关于全军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封长信,抒发他的想法。

   ……

   父:军队搞农副业生产,算是我在三年困难时期的“创造”吧,…… ——《对话》,上,页27

   ◎  一九六六年四月间,总后向林总写了一个《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他把报告转送给毛主席了。五月七日,毛 主席就是在那个报告上做了批示,《五七指示》即从此而来。——《回忆录》,上,页339

   (三)全军后勤部门组织生产的作用。这也是一种重要作用,事实上,任何工作都有组织实施问题,全军的生产就是 后勤部门组织实施的。我们做了应做的工作,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也遭到过打击,这都是历史事实。我们用自己的思想、智慧、勤劳,帮助全军度过了灾荒,但应不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功劳,而是总后部长和总后 党委及广大后勤战线的指战员应做的份内之事。——《回忆录》,上,页339

   《回忆录》附有毛泽东《五七指示》全文。正如《回忆录》所述,毛泽东所批示的,是以军委总后勤部名义写 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而非《对话》所称“我”(指邱会作)写的《关于全军农副业生产的报告》。这个画龙点睛的“我”字,明显刻意突 出邱会作。

   中共军队的农副业生产,远的不说,至少延安时期,已经有之。以毛泽东《五七指示》中的说法是“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如何能像《对话》大言不惭所称:“军队搞农副业生产,算是我 (指邱会作)在三年困难时期的‘创造’吧”?相反,《回忆录》中的邱会作是摆正了自己的位置的。这样,似乎就有两个邱会作:一个是《回忆录》中谦虚谨慎的 邱会作,一个是《对话》中自我吹嘘的邱会作。

    

   五、1966年“十一”在天安门城楼上

   ◎ 父: 10月1日国庆节庆祝大会,我在天安门城楼上发现上海二军医大的学生、包括陶铸的女儿等几个人被带上了天安门,在城楼内的休息室里 向毛主席告我的状。我急得没办法,只好请人帮忙凑过去听,得知状告得很凶,好在毛主席只是听,没吭气。一会儿,我遇见陶铸,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走开了。陶铸莫名其妙地连声招呼我,我不理睬。晚上,秘书说陶铸 来电话要我听,我生气想不接,但想想还是拿起话筒,陶铸说:“老邱,我们几十年的友谊就这么结束了?我向你申明三点:1、孩子上天安门,事先我不知道,但责任在我;2、孩子退出红色造反纵队,由曾志(陶的夫人)管 在家中;3、我向你道歉!我绝不作对不起朋友的事。”我为 他的坦诚动了情,说:“陶书记,你已经是党和国家的领袖了,还这么看得起我,我们几十年的友谊如旧!”——《对话》,上,页52

   ◎  陶铸的女儿陶斯亮也在天安门上,他看见毛主席进了休息室,就跑进去向毛主席告我的状,陶斯亮说邱会作 “镇压群众运动”,他以军队有纪律为借口“定了很多条条框框”,不许我们到北京串联,赶我们回去,我们“在总后大院连饭都吃不上”。陶铸看见女儿跑到毛主席身边去说话,怕她影响毛主席休息,就去叫她,毛主席说:“我想听听,做调查研究 嘛。” 陶铸和我甚好,他出来后走到我跟前,搂着我的肩膀说:“嘿,亮亮在主席那里告你的状,你对亮亮管教不严,她是你的兵。”我不服气地说:“我前几天就给她写 了一个条子叫秘书送去,我写的是‘亮亮你不要跟着闹,要退出,否则我告诉你爸爸了’,她不但不听,还在大会上念了我的条子,表示要坚决和革命群众在一 起。” 陶铸说:“她怕曾志。”他边说边刮了我一下鼻子就走了。事后曾志批评了陶斯亮,陶斯亮很快就退出了。——《回忆录》,上,页447-448

   这是同一件事,《对话》与《回忆录》细节截然不同的典型事例,也是《对话》改写了邱会作的典型事例。

   陶斯亮到毛泽东处告状,确有其事。这个情况邱会作是怎么知道的?《回忆录》说是陶铸告诉他的。陶铸当时 是中央第四号人物,也是主管国庆节观礼活动会务工作的主 要负责人之一,他是可以在毛泽东身边,也是有条件在天安门城楼上随便走动的。陶铸将其女儿告状的情况告之邱会作,是可信的,邱会作的反应也在情理之中。反 之,《对话》说邱会作自己“发现”陶斯亮“在城楼内的休息室里向毛主席告我的状”,则没有什么可能性。以邱当时的地位,他站的位置离毛泽东颇远,是不可能 观察得到毛在休息室内的具体活动的,况且他怎么晓得陶斯亮到毛身边就是告状?更重要的是,邱根本没有可能“只好请人帮忙凑过听”!一则偷听毛泽东的谈话在 当时不啻于弥天大罪,杨尚昆所谓在毛身边“安装窃听器”被打倒已是前车之鉴,邱会作如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找个活人去窃听?二则情急之下找什么人“帮忙凑过 去听”?当时天安门上参加观礼活动的除特邀的工农兵代表、红卫兵代表外都是些高级干部,谁愿意去给邱打这个工?

    

   六、林彪说过“陶铸方式”吗?

   ◎ 父:陶铸被中央文革忌恨、盯住了,林彪很着急。中央文革搞陶铸,林彪向毛主席说要保。中央文革几次搬陶铸搬不动,就使了狠毒的一招,把造反派送上的陶铸早年在地下斗争 时的“变节材料”突然向社会公布,大造声势后再报毛主席。毛批评了他们,但是不想给群众运动泼冷水,有些无奈,默认了,陶铸暂不保了,先靠边站吧。可中央 文革立刻开展大批判,把“生米煮成熟饭”,打倒了。林彪得知略微晚了,非常生气,却无力回天了。中央文革“先造声势见毛主席不甚反对,就把材料捅向社会, 得到毛主席默认,再趁机把人搞臭打倒……”林彪把这种打倒人的手段归纳叫做“陶铸方式”,多次告诫我们要提防。1968年初夏,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从存留在南京的敌伪档案中发现了“伍豪自首”(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材 料,送到北京,被江青当作了“把柄”。1967年江青就利 用红卫兵以这件事搞过周恩来,这次又借此事再整他。江青还要抓“红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的祸首”,也是直接威胁周恩来的。对此,林彪找我们,说不许“陶铸方式”重演,并叫把他的态度向周恩来通气。——《对话》上,页74-75

   《对话》上述有关“陶铸方式”的话,《回忆录》中找不到相应的叙述。这些话,并非事实。

   1966年12月 间,北京社会上批判陶铸的大标语、大字报已越来越多,但都是批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最大的保皇派”等等,并没有“陶铸早年在地下 斗争时的‘变节材料’突然向社会公布”。1967年1月4日下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并作“重要指示”,陈伯达说:“陶 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这些话,在场的周恩来是 默许的。当晚,造反派去中南海揪陶铸,周指示:“一、完全支持揪陶铸的革命行动。二、怎么处理正在协商。”1月8日,毛泽东发话:“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极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 以。……”“陶铸的问题我没有解决,你们也没有解决,红卫兵一起来了就解决了。”

   据说,林彪在1966年底毛泽东未有明确表态前对陶铸曾有所告诫称:“要被动被动再被动”。在1967年1月 初毛、周均同意要“解决”陶铸后,林公开是不可能有不同意见的,即便私下里对陶铸这位老下级有所同情,也不会轻易向外人透露,更不会有“对此,林彪找我们,说不许‘陶铸方式’重演,并叫把他的态度向周恩来通 气。”这无异于林彪告诉周恩来要对抗毛泽东对陶铸问题的解决。

   陶铸被打倒的过程,研究界大都早已耳熟能详,但迄今尚没有林彪在此问题上与毛、周及中央文革有不同态度 的坚实材料。在文革中,林彪从来没有先于毛泽东对中央的负责人表态要“保”或者要“打倒”,对陶铸也应是一样的。《对话》上述“独家材料”,不可靠也不可 信。

    

   七、1967年3月30日回总后

◎  父:就在这时,一个叫我为难的事情来了,周恩来知道了军委的安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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