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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方彬:伟大思想:中国梦的瓶颈与突破口

更新时间:2014-03-19 15:51:31
作者: 公方彬  
我们已经到了必须在政治观上实现重大突破的时刻,唯此方可保证信仰大厦的重铸。也就是说,既然我们已经决定不再通过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那么就必须重新诠释共产主义信仰,弄清这是一个政治目标还是精神目标,或是社会目标。更具体一点讲,在中国坚持“命运共同体”、“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中国不输出革命也不输出贫穷”等理念下,我们需要寻找共产主义信仰的新路径。

   第二,以世界观的突破支撑中国融入世界、引领世界。世界有三个探究领域,一个是宗教世界。所谓“一沙一世界,一树一菩提”。我们是否还继续把整个民族带向无神论,由此失去敬畏,同时让没有或不接受共产主义信仰者的灵魂永无归宿?如果太多人的灵魂无所寄托,结果就是滑入现实功利与及时行乐。另一个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就是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其重要表现之一即是冷战时期的二元对峙,坚持二元价值与二元对抗,我们只能运用革命的原理对待和评价世界,形成非敌即友,非此即彼。这种世界观下的理论和观点,突出表现为不接受“意识形态终结”和文明冲突理论,如此,世界就不会走向和谐。再一个是国家形态和国家关系。比如,早期讲的“三个世界”理论,后来提出“南南关系”“南北关系”,那么今天我们该秉承什么理论,这直接决定了我们大国道路怎么走及走向哪里?总之,世界观不改变,中国与世界就永远处于碰撞和摩擦,而不会真正找到共同点,因而也就不会进入主流成为主导力量。

   第三,以人生观的突破提升民族人文品质。中国人的人生观内含两大基因,一个是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儒家文化基因,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是革命基因。不管怎样评价这两大基因,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围绕自身和本阶段展开的利益追求。所以,我们的价值目标和精神追求很难超脱利益,更难进入无我的精神境界。尽管这样,由于共产党在为人民群众追求利益过程中,确实让自己集团内的成员放弃了个人利益,因而成就了伟大。问题在于当下政治生态变化后,我们的精神大厦中的软肋暴露出来,以牺牲自己成就别人失去了环境条件的支持,结果造成物化严重,这既导致社会关系紧张,同时也影响着中国走向世界,树立大国形象。这个问题还可以再作进一步分析。较早以前习近平提出要“学习雷锋的幸福感”。表面来看这只是一个号召,仔细思考这涉及到人生的根本命题,就是人为什么活着和怎样活着。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我们区分了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和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实际上两大人生观都离不开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在于,我们的人生观更多建筑于革命和斗争之上,一旦这种人生观失去了政治环境或政治生态的支持必失去应有的力量,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这个方面穷于应付的原因。由于我们目前的政治观尚未实现自我超越,这就很难用更开放的视野,获得更多人类文明的精神因子。某种意义上,建筑于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化之上的人生观,的确不是我们想借鉴和接受就能够实现的。那么,我们该怎样建筑和突破,才能够找到现有政治基础之上的能够支撑这个民族在新的政治生态和世界关系基础上的足以满足中国人精神需要的人生观,这恐怕已经成为绕不过去的坎儿。否则,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越大,中国的力量越强,与世界的不和谐就越甚,这甚至已经成为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

   第四,以价值观的突破改善中国社会生态。这里的价值观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走向世界的民族核心价值观,当然也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另一个是民众的价值观。前者来讲,我们现在正遇到瓶颈。我们可以不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核心价值观,但却不能否认普世价值,因为人类失去了共同的标准和追求,必出现虚无主义,出现绝对价值的丧失,那是十分可怕的。尤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如果再否定人类最终目标的共同性和相通性,只能堕入虚无主义的深渊,金钱主义、享乐主义将愈来愈严重。类似的重大思想和理论命题还有很多,比如,我们走向世界过程中,讲的是和平和不干涉内政,实际上背后有两个价值元素,一个是政治制度也就是意识形态,另一个是利益。处在冷战时期,讲意识形态有市场,在文明冲突和意识形态渐成主流的情况下,很难赢得响应者。至于利益,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能脱离开,但大国是需要道义责任的,如果过多的谈利益,由于过重地以本国的利益为核心,同时不善于平衡与人的利益,那么就异化为民族主义,与世界的走向也不一致。我们必须明确自己究竟想以什么与世界沟通,找到共同点、共鸣点。至于社会和大众层面的价值观,我们同样有一个平衡物质和精神追求的问题,长时间以来我们灌输了太多的利益观,结果形成了利益趋动成为了一切,这显然是应当予以改善的部分。

   第五,以政治伦理突破推进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党风决定政风,政风影响着民风。党风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好转?目前的制度建设很重要,制度更带有根本性。但制度设计也只是管理人的外在行为,而不会解决价值观层面的东西。西方国家的官员除了制度的约束,很重要的是职业意识和政治伦理规则。在我们国家,我们党,从革命之初就走了与西方议会政治相异的道路,我们是通过政治信仰和政治纪律来规范行为,这种规范和约束是需要政治环境的支撑,也就是说,很长时间我们党靠这种力量保证党的强大,然而政治生态的变化已经削弱了政治信仰的基础,我们需要找到新的精神力量的增长点,重要的突破口就是构建政治伦理体系。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国家和社会正在以更大的包容为我们提供思想的空间和土壤,我们还需要助产士。人民论坛首次评选十大思想人物,这就是一个信号,一面旗帜,一声号角。这种担当和勇气、见识和深刻已经充当起思想助产士的角色,相信这种努力会获得回报。我们共同期待并作出更大的努力。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

   作者感言:

   人民论坛记者:公老师,在新形势下,中国若想占据世界的制高点发挥引领作用,您认为最缺少什么?

   公方彬:世界的眼光和博大的胸怀,放飞的思想和创新的勇气。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说过一句话,中国若想领导世界,需要学美国脸皮厚。此话虽属调侃,其实想说明,当领袖需要宽广的胸怀,同时容得下批评。我们今天确应思考大国崛起的本质,进而努力修养和提升大国品质。与此同时,还要着力于民族创新能力的提升。既然大国崛起于文明创造,引领世界的最基本要求就是走在前面,如果没有世界眼光和强大的创新能力,不可能担当此任。

   人民论坛记者:中国共产党为何要强调信仰信念?

   公方彬:规律而言,政治集团是因相同的信仰信念凝聚起来。从特殊性上讲,中国共产党更需要强调信仰信念,因为不仅是集团的性质宗旨,还是对集团成员的要求,都在强调党没有独立于人民之外的利益,党的成员也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然不是私利驱动,就必须依靠信仰信念的力量。人的动力之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物质,另一个是精神。

   人民论坛记者:当前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当如何解决?

   公方彬:主要问题是教育方式和方法问题,我们还没有做到,把价值理念有效灌注于人们的行为,存在着教育和行为的脱节。对照分析更清楚,西方的核心价值观写进宪法,进入社会规范和评价体系,即起于柔性落实为刚性,让人在生活中直接感知,并且不能违背。我们则是教育归教育,实际行动是另一回事,甚至最终价值观成了抽象的符号而缺少质感。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借助法律来推进和强化,努力将柔性约束刚性化。

   (人民论坛记者徐艳红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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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3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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