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民族，都有不同的历史伤痕。作为民族的一分子，个体与集体的伤痕往往交错在一起，纠缠不清。民族的悲剧制约着个人的命运，个体的无奈又构成了集体的记忆。文革于中国大陆，二二八于台湾，以至大屠杀于犹太人，都有着同样的震憾。而在太平洋彼岸，对许多美国退役军人而言，越战对其心灵的创伤，相信到今天仍未能抚平。

前阵子从电视英文台的时事节目中，看到一位美国退伍军人的故事，一直萦绕心间。这位军人在十八岁那年入伍，旋即派到越南服役。有一次，他在围剿敌军时，在丛林中与一名北越军人碰个正着。这位北越军人虽然手持步枪，但却只是盯着敌方。出于军人的本能，美军首先向对方开枪。这是他与敌人第一次面对面的接触，也是他有生之年第一次杀人。他在倒毙军人的皮包中，找到一张合照。主角是这位被击毙的北越人，身旁有一位大约七岁的女孩，相信就是他的女儿。两人的神情异常严肃，目光忧郁，满有离愁，也许是在父亲服役前所摄。父亲在上战场前舍不得女儿，一直带着这张照片。无情的战火，拆散了无数的家庭，这位北越人只是众多死难的军人之一，但对其女儿而言，却是独特而不可替代的父亲。

不晓得是甚么原因，这位美国军人无意识地把照片放在自己口袋中，然后继续向前推进。事隔多年，他已儿孙满堂，与妻偕老。但他一直没有忘记这段死亡边缘的经历，每当他掏出旧照时，便为到自己亲手杀死一位父亲而内咎。沉重的罪咎感如鬼魅般随着他，那位女孩的眼神，更像在发出无声的控诉般。他一想起自己的所作所为，便抱头痛哭！当年这张被他不经意地拿起的照片，却成为其内心深处久久不能卸下的沉重包袱。

有一次，他到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凭吊。那里树立了一堵低矮的长墙，上面刻有全体越战阵亡军人的姓名。许多幸存者，都会带同鲜花，或是一些纪念品来表达对死者的哀思。他把这张伴随身边多年的照片放在墙旁，并给那被枪杀的北越军人写了一封信，真诚地向死者及其家人致敬及道歉。他这样写道：

亲爱的您：二十二年来，我一直把您的照片放在银包内。那天当我们在越南相遇时，我只有十八岁。至今我仍不明白您为何不取走我的性命。您良久地盯着我，手持的ＡＫ-47步枪却没有开火。原谅我夺去您的生命，我只是按着我接受的训练来作出反应，要击杀越共……多少年来，我凝视着这张照片中人，那位相信是您的女儿。我的内心被罪咎的火燃烧。现在我有两名女儿……我认为您是捍卫国家的勇敢军人。最重要的，是我现在能够尊重您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我认定这是今天我为甚么能够在此的原因……这是适当的时间，把我的痛苦与罪咎释放出来，并让我的生命延续下去。请您原谅我。

照片放下了，内心背负了多年的罪咎感好像得到释放。

情戏剧性地发展，另一位退役军人，在纪念墙前发现了这张照片及信札，深受感动。于是他决定将之收入其主编的一本题为Offerings at the Wall的图片集内。那位以为自己心灵已经得到抚平的退伍军人，在偶然间看到这张照片及自己的信札竟附于图片集内，刚止血的伤口再被撕裂。于是他找到这位编者取回照片，并决定到要把它归还给照片中的女孩。

他把整个故事告诉一位记者，并接受其访问。一位越南记者得悉后，予以转载。人海茫茫，没有人真个有信心可以找到相中人。报导刊登后，一切如常，没有半点回响。天晓得在越南，新闻纸另一个用途，就是在市场上用作包装之用，这则刊载了照片的报章亦不例外。皇天不负有心人，有一位乡间农民，收到其儿子从胡志明市寄回家的邮件，赫然发现包裹东西的新闻纸上的照片主角，竟是他认识的故人。于是他特地跑到另一条村落，找着故人的儿女。然后便设法与这位「杀父者」联络。

这边厢，退伍老兵得悉越南传来的消息后，毅然决定把照片亲自送给这位女士。他再次踏上曾经誓言不再回来的土地，也不晓得这位从少便失去父爱的女士，是否愿意原谅他。终于车子驶进女士居住的村落，他当下便认出照片中人，岁月无情，昔日的小女孩，如今已成为人母了。当他把照片物归原主时，用特别学习的一句越南语，向这位女士道歉。两人相拥而泣，教每一位目睹者都不禁流泪。民族的仇恨、个人的恩怨，就这样化解了！沉重得叫人透不过气的历史包袱，其实也可以轻省地卸下。

这个真实的故事，令我想起许多许多……对这位美国人而言，他没有把自己的「罪行」，完全推诿于那个时代。这张照片，不断提醒他，他摧毁了一个家庭，女孩失去了父亲。易境而处，每一个在枪林弹雨中偷生的军人，都会作出相同的反应。但是，他却受到良知的谴责。他曾经逃避，但最后仍勇敢地面对自己，也面对被他伤害的人。

回首祖国，多起政治运动对个人、社会以至整个民族，都构成创伤。曾读过一些文革回忆录，主角好像完全置身事外，把自己看成超然的旁观者，绝口不提自己的脚色。也有人视昔日的「进步」言行为忌讳，把个人历史完全抽离于集体历史。因此，当我读毕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及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后，便为到作者可以把自己的亲身感受写出而感动。季老更呼吁那些曾经在运动中折磨别人者，为了自己的良知也好，为了民族教育也好，能够「秉笔直书」。

中国教会一直与身处的社会休戚与共。教会在历起政治运动中，均成为重灾区，历史在许多信徒生命中留下创伤。老实说，在那个时代，整人者与被整者都同样是受害者，也许更多人同时扮演着这两种角色。这些人今天都如深秋的树叶，无法逃避自然生死的规律。遗憾的是，除了《又四十年》一书中记述了王明道的晚年心境外，今天我们仍未看到一本「过来人」的文字记录。若果知识界中不少值得我们尊敬的老学者都可以不讳言自己的过去及失败，那么，中国教会的老牧者，为甚么又不可以这样做呢？我们不是常夸口基督信仰的忏悔精神吗？保罗不是说我们可以自夸自己的软弱的吗？

我不是鼓吹仇恨与报复，我仍相信，创伤是可以止血，甚至被抚平的。问题端在于我们是否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历史。出于良知与信仰的真诚痛悔，肯定是不会受到历史谴责的。往事不堪回首，但却是一面镜子，照出真诚与虚伪，勇敢与懦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