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的香港和新加坡，表面上都是繁荣昌盛的城市，但是在看起来勇往直前的冲劲深处，其实又隐藏着一种文化的焦灼。在英国殖民文化所扎下的地基上，眺望中国文化投掷下的巨大轮廓，思索自己手中想建的大楼，究竟该长什么样。传统和现代怎么界定又如何衔接、英语和华语孰轻孰重、北京话和闽粤方言能否共存，文化的归属，究竟那最深的轴，在哪里？这一种存在的焦灼，自觉或不自觉，就在各个领域里流露出来：教育政策、都市规划和保存、文化政策和艺术教育的辩论等等。

这种焦灼，和这两个城市的繁荣昌盛，其实是同一条丝绸花被的面和里吧？殖民主义带来了现代化的经济体制，同时也拆解了原来的传统纹理，留下了文化的顿然失所。十九世纪殖民主义或深或浅的足迹，至今清晰可寻。

写出「东方主义」对殖民主义深刻批判的萨依德，很小就体会了文化失所的意含。失去了巴勒斯坦这个家，流离到开罗，小萨依德进入开罗的英国学校。这个学校使他「头一遭体验到英国人以一个殖民地事业为形式的有组织体系。其中的气候是全体不带疑问的唯唯诺诺，教员与学生都一副可恨的奴相…我和校外的英国孩子并无接触，隔着一条无形界线，他们藏在我不能进入的另一个世界里。我深深觉得他们的姓名才是『正』名，他们的衣着、口音及交游也和我完全不同…他们是有家的，而最深意义的『家』，是我一直无缘的东西。」

在英语学校里，讲阿拉伯语是要被歧视、受处罚的。但是他很快发现，用一个语言去解释另一个语言的世界，是一件极端复杂、困难的事。被迫拥抱一个你无法真正进入的语言，被迫「搁浅」一个你自己身心相属的语言，结果是一种精神的流离失所，萨依德说，就是变成「永远的流浪人，永远离乡背井，一直与环境冲突，对于过去难以释怀，对于现在和未来满怀愁苦。」

萨依德体验到殖民的文化割裂，是在一九四一年，他上小学。循着足迹再往前行，可以看见一九二八年的聂鲁达。

一九七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聂鲁达，在一九二八年，是智利派驻锡兰的年轻外交官。他在赶赴宴会的路上，听见歌声，从一间黑幽幽的屋子里传出。他就叫停了正在奔跑人力车，驻足倾听。「在黑暗中如泣如诉地颤动，这声音高到难以置信的高度，便戛然而止，随即降到像阴影那样黑暗，融会到鸡蛋花香气中去。」

他到了宴会，英国人穿着高雅的礼服，对聂鲁达迟到的原因觉得难解：「音乐？本地人也有音乐？」

聂鲁达深深震动：「英国殖民者与广阔的亚洲世界之间这种可怕的距离，是永无止境的；他还始终表明一种非人道的孤立，表明一种对本地人的价值和生活的完全无知。」

然后聂鲁达很仔细地描写他所目睹的一场大规模猎象行动：农民用火把将大约五百头野象群逼到森林的一个角落，然后诱进一个大围场。当大象发现上当时，它们已经没有退路。这时，大象退到围场中央，把母象和幼象围在中心，有组织地抵抗敌人。「它们发出马嘶或刺耳的号声似的令人痛苦的叫声，绝望中把最柔弱的树木连根拔起。」

这时，农民首先让早被驯服的大象进入围场，攻击野象，以便让猎人趁机把野象的后腿用粗绳拴到树干上。野象，就这样一头一头被制伏。但是，制伏之后还要驯服：

被俘的大象好几天不肯进食。但是猎人了解它们的弱点，让它们饿一段时间，然后把它们爱吃的植物的芽和嫩枝送来，它们在没有被俘时曾经在大森林里长途跋涉去寻找这种食物。大象终于决定吃东西了。大象就这样被驯服了，而且开始学干繁重的工作。

我想，聂鲁达绝不仅只在谈大象。而猎人，也不仅只是英国人。被驯服者对待自己的同类，往往是同一副殖民者的脸，或者更严峻。精神一旦失所，不知要花多少时间和智慧到丛林里再度找回「家」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