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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国家之下

更新时间:2014-03-12 10:10:51
作者: 史景迁 (进入专栏)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众账号:ohistory

   2014年3月7日,著名汉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继续他在北京大学的系列讲座。《东方历史评论》获得史景迁授权,独家全文整理、翻译了他的讲座录音。未经本刊授权,请勿转载。

   《东方历史评论》编辑部独家整理,翻译

    

   今天的主题,我想把它称为“国家之下”(Below the State),主要谈一谈雍正统治下的世界。雍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权势的皇帝之一。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我想用几个形容词来描述他:难以捉摸,强权,意志坚强,反复无常。我们很难评价雍正,他非常自省,而且看上去对自己在整个帝国中扮演的角色感到愧疚。这些印象都是雍正时期留下来的文献展示给我们的。总的来说,雍正是一个深具现代官僚作风的统治者,他几乎可以记录下所有事情。和他的父亲康熙一样,他认为最好的统治方式就是在自己的头脑中管理整个国家,而这也是唯一安全的方式。

   康熙在清朝初期创立了一套“秘密交流系统”。想一想,如果统治者把所有的东西放在自己的头脑中,那么当他丧失理智时,会发生什么呢?统治者可以用自己的头脑掌控所有的权力,但这不能告诉他在施展权力的过程中应该信任谁。因此,这种情况就导致了英文中所说的“Paranoia”(偏执狂、妄想症),随时随地去怀疑一切。

   我们现有的资料,向我们展示出一幅18世纪早期的中国的面貌。我特别关注1710到1735-1740这个年代,这段时间既是从康熙到雍正的过渡时期,同时也是乾隆逐步进入历史舞台的时期。在学生时代,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来处理这三个人的传承关系。我也研究了曹寅,他是康熙的家臣和幕僚,他在内务府的熏染下成长,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我想回到这个时代,去看一看那些以自己的方式理解现实、解读现实的人。这些人并不供职于任何国家机构,他们只效忠于他们自己或是他们的家人,他们对自己所处的这个帝国也不甚了解——这些人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在这个主题开始之前,我想谈一谈对于这些人的分类。我还会为这些分类提供相应的文献素材。当我们在处理这些位于“帝国的底层”的群体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我们并不知道在历史资料中呈现出来的这个群体,是否能够展现这个群体在历史上的真实状况。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知道他们来自何处:我们要考察的人物主要来自于山东南部、甘肃、地区、湖南中部、西安、浙江,还有一些人来自广西。

   在此,我想首先向我的同事孔飞力教授致敬。孔飞力先生在他此前的作品中,呈现了乾隆年间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他曾经提到过“剪辫子”,在当时辫子是一个男性是满人还是汉人的身份象征。因此,剪下敌人的辫子,成为一件非常具有危害性的事情。为此,孔力飞先生写过一本非常吸引人的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我非常感激这本书把我引向了那个时代。此外,我所使用的史料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人所留下来的。尽管我们对于那个时代有所联想、有所怀疑,但是在我们身后有着大量的文献记录,有些来源于当事者自身的记录,有些则来源于旁人的记录。因此,对于今天的主题,我们会有不少非常好的历史凭证作为参考。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几种类别的人。我从历史中留下的那些模糊的低语声中(murmurs from the past)整理出了五类人群,在此和大家分享。你们可以赞成它,也可以认为这种分类太过宽泛或狭隘,对此提出异议。

    

   商贩和行医

   第一类人是商贩和行医。其次,是国内的流放犯人,这些人犯了罪,因而被帝国的法律判以流放。在清朝,流放是一种相当常见的惩戒犯人的手段,流放的地点依旧在广袤的帝国领土范围之内。在第三种分类中,我把两类人放在一起:行脚僧和考生。第四类,则是客栈或酒肆的店主。在这些地方会经常有流动者来来往往。第五类人,是那些算命者或占卜者,他们会通过观看手相或面相,或是通过一些隐微的迹象,来告知来者的命运。我认为观察这些“帝国的底层”之人的好处在于,在雍正时期,有各种各样的这类人,因此我们在选择上有很大的自由。

   我们从第一类人——商贩和行医开始。从现有的资料中,我们会发现,他们是雍正时期最具流动性的一类人。商贩和行医这两种身份往往会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因为商贩经常携带着草药、医书、药方,必要的植物、昆虫,以及其他的药剂,将这些东西和他的货物放在一起售卖。他们走街串巷,从一处走到另一处,他们的足迹遍及整个中国。在城镇,或是乡村,这些人挑着自己的货担兜售货品,有一些富裕的商贩也会雇佣他人来挑担售卖。这些兼职(part-time)货郎的生活相对独立,他们带着药草、药方,还有医术四处行医。这些医术一般记录着常见疾病的治疗方法。

   我之所以对此类人深表兴趣,是因为在行医当中有一部分盲人医生,这令我非常惊讶。这些盲人医生大多自小就已失明。据我了解,在清朝,盲人是不可以进入私塾读书的,但是这些盲人获取了相应的知识,并且成长为优秀的医生。这是如何实现的呢?结论令人惊讶,但也合乎情理。

   在这些孩子失明以后,他们的父母会雇佣专人来为他们阅读。阅读者会给这些盲童朗诵儒学经典,同时也会为他们阅读医书。我还不太知道这些阅读者的背景。不过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盲人医生获得了他们流动生活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如果家境殷实,他们还会有自己的仆人。所以这些盲人医生是通过听和记忆来掌握知识的,我们可以把他们看作是一座一座的小型图书馆。对我而言,完全依靠记忆来记住这么多文本是很困难的。但是这些盲医有非常好的记忆力,他们走街串巷,他们传递着新鲜事和各路消息,他们构成了第一类人之中的一部分。

   在商贩或行医之中,还有一些人组成了某种社交团体。这些人相互结伴踏上旅途,他们相互照看,彼此结交为朋友,共同分享信息,比如哪些地方的人比较友好,在哪些地方生意最兴隆。在这些团体中,有些人结了婚,组建了家庭,也有人则回到以前的家庭,和他们的家人生活在一起。

   商贩或行医中的一些人组成了某种社交团体。这些人相互结伴踏上旅途,他们相互照看,彼此结交为朋友,共同分享信息,比如哪些地方的人比较友好,在哪些地方生意兴隆。在这些团体中,有些人结了婚,组建了家庭,也有人则回到以前的家庭,和他们的家人生活在一起。

   非常有趣的是,这些商贩或行医也为女性诊治疾病。当家里有女眷患病或是怀孕的时候,家人就会请这些行医来为她们做一段时间的诊治。我们对于中国医生为女眷诊病的一般印象是,他们除了诊脉意外,都和女眷相隔绝。但是似乎这些行医到那些家境殷实的大户人家行医的状况有所不同。不过这些家庭的主人大多为商人或是地主,很少有官宦家庭会请这类医生为女性看病。

    

   流放犯人

   上述是我所说的第一类人。第二类人是国内的流放犯人。在中国,流放犯人会被发配到一些特定的区域,主要包括湖南(尤其在长沙南部),一些罪犯会流放到广西,甘肃,或者是南部的省份如贵州,四川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流放地。犯人从所在地发配到指定的流放地——这个过程是一套高效运转的系统。现存的官方记录显示,皇帝在数天或一周之内,就可以获知之前的流放犯人现在处境如何,是生是死,位于何处,是否结婚,是否新组建了家庭,是否和以前的朋友还保持着联系等等。这些小人物的生活细节对雍正来说不是件小事,在他看来,好国家的标志之一就在于它能否追踪国内的流放犯人,一旦政治环境发生改变,原先的党派由于某种原因获得国家的承认,那么国家就需要找到这个犯人,撤销他原先的审判,那么他就可以重新回到以前的社会中去。雍正的这个观点为一些学者所研究,他们对比了海外流放和国内流放的概念。在西方,犯人往往会被送到殖民地或附属国,而在当时的中国,犯人则是在自己的国家被流放。

   在流放的路途上,流放者们逐渐形成了一些小的社群。被流放者一般不会独自一人,来自不同城市的不同的犯人会形成一个团体,他们在当地犯了罪,审判之后在差役的押解下前往流放地。押解的差役多为清朝的贵族,也就是旗人,毕竟在清朝是满族人掌握着政权。

   白天,这个流放的团体主要负责赶路;到了晚间,这群人则会形成一个非正式研讨小组(seminar)。白天行路的过程中,流放者、狱卒、差役各司其职:狱卒或许可以乘轿,不过我认为这不大可能,他们多半也会走路,最多会有一至两个人骑马。而到了晚间,当这群人驻扎进城镇之后,他们便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享有一些工作之外的自由,比如聚在一起共同吃晚餐。这顿流放者的晚餐将当地的居民聚集在一起,农民、过路人、差役、包括被惩罚的流放犯人,他们围在饭菜周围,坐成一圈,听犯人们讨论彼此的刑法、量刑,当时的政治传闻等等。我非常希望自己能有机会加入到这样一个群体中,亲口和他们交谈,聆听他们所谈论的主题。不过,这类群体往往是没有组织的,不具社交性的小圈子。我并不认为这些犯人们喜欢流放生活,他们只是充分利用这种社交圈子,记录下他们的流放动态,为自己和家人保持联系提供更多的机会。

   在此,我还要简要介绍另外一类流放者。他们听闻谣言,认为有些流放地的生活要比他们所在的地方更好。一些人相信“井田制”,一种理想的土地制度,它的愿景是回到周朝甚至是周以前的朝代。一些流放者团体认为“礼乐”文化的复兴近在眼前,他们会因此受益,并且生活得更加富足。出于上述这些原因,一些地区的流放犯人会逃到那些充满诱惑力地区,如四川。举个例子来说,流放至广西的犯人会真诚地相信四川的流放生活会更好。这是我们从一些档案中发现的材料。

   在这一分类下还有一类人,他们是生活在船上的人。如若不是探索“帝国的底层”这一领域,我们甚至都不能相信中国是一个“水上的国度”。在两百年前,中国的水运系统或许更加复杂,水上交通纵横交错,大大小小的水系、支流成为很多人的家乡。一些水路交通发达的地方逐渐发展为重要的商业区域,人们付给船家摆渡费用,乘坐船只从一个城镇来到另一个城镇,在那里进行贸易,太阳落山之前,他们又乘船而归,回到他们所居住的城镇。当人们从集市满载而归时,你可以看到一幅繁忙热闹的景象。这就是18世纪30年代,雍正统治时期,生活在船上或是水上的人组成的流动的群体。

    

   僧侣和考生

   下面是我之前提到的第三个分类。在这个分类中,我将两类非常不同的人物放在了一起:僧侣和考生。我们可以对此提出异议,但在雍正时期,把这两类人放在一起确实出于一定的考虑。我们发现,很多考生尽管屡次落榜,但他们仍坚信自己终有一天能够及第。这个庞大的考试系统给年轻的文人们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我们不太清楚落榜考生的具体人数,但是确实有不少关于屡次落榜的考生的事例。

当时有一个文人前往湖南省去看望一个曾经的考生,这个考生通过了科举考试,但是后来从官僚系统中脱离出来。我觉得这种去官的现象没有获得充分的重视,这类人没有从考试的成功中获取任何好处。只有一两个学者做了对于这个群体的专门研究,我们还不知道究竟哪些人在科举中取得了成功,却主动没有进入官僚系统。雍正对这个群体很感兴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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