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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成意:民法的宪法关怀——评《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研究》一书

更新时间:2014-03-12 09:25:44
作者: 梁成意  
在这种活动空间中,人们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实现个人发展。(3)符号性社会空间。在中国,它主要是指以户籍为核心的身份性制度空间。[30]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农民是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是一种职业身份。通过农业劳动,农民获得土地收益,仅能实现生存型社会空间。在股份合作社法人模式下,农民是享有土地股权的人,按股分配获得土地收益。当然,农民还可以通过进城务工或与股份合作社法人建立雇佣劳动关系,获得劳动力价值。可见,在股份合作社法人模式下,生存性、发展性、符号性社会空间都可以很好地实现,从而为农民发展权的实现奠定厚实的基础。

   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由于农民集体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法律主体,农民权利得不到很好的保障。赋予农民集体以法人主体资格,本质上是对个人的权利的全面赋予。这既可以保护团体背后自然人的自由意志,也可以通过团体的经济活动实现自然人的基本权利。[31]关于这一点,《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3项规定,“基本权利对本国法人亦有效力”,这是通过赋予法人基本权利以强化个人基本权利的典型例子。股份合作社法人也有此种功效。

    

   三、民法对宪法实现的关怀

   在法体系中,宪法是上位法,法律是下位法,法律应该落实宪法。因此,在坚持宪法正当性、贯彻宪法价值的过程中,法律必须解决特定的宪法问题。如果没有解决宪法问题,法律无助于法体系的完善;如果与宪法相冲突,法律将破坏法体系的完整性。在这种意义上,能否解决宪法问题是检视法律制度是否有效的重要指标。《主体制度研究》一书作者在坚持宪法正当性、贯彻宪法价值的前提下,将“农民集体”改造为“股份合作社法人”,解决了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缺位的问题,从而推进了市场经济与村民自治两个宪法制度在农村的实现。

   以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核心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实现了家庭对承包地的直接支配,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益,但随着市场经济日益成熟与深入发展,与第二、三产业相比,农业的市场化程度不高,生产效率较低。[32]在制度经济学上,这一“悖论”是由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核心的农地产权结构造成的。这种产权结构存在如下主要问题:(1)家庭从集体中分离出来后,集体名存实亡,集体土地所有权有名无实,国家与集体之间的土地关系演变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土地关系。面对“农转非”,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维权能力较弱,导致农民失地现象频发。(2)产权流转效力较低。一方面,集体土地分解为承包地,家庭与承包地直接结合的成本较高;另一方面,土地承包经营是“社会化小农经济”,[33]土地不能在市场上顺利流通,阻隔了土地与资本的有效结合,从而制约了农业生产效益的提高。[34](3)家庭直接支配(占有、经营)土地。农村劳动力无论是否亲自耕种都无法获得较高的农业收益。(4)将集体土地“一刀切”地分散经营,实行社会化的小农生产,无法实现规模化大生产,不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与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的发展趋势相背离。[35]针对农村土地问题,国内外主要有四种方案:一是国有化方案;二是私有化方案;三是混合所有制方案,即国家所有、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三者并存或者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二者并存;四是搁置集体土地所有权,完善、强化土地承包经营权。[36]

   《宪法》中的集体土地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保障功能。[37]在我国历史上,土地兼并、农民失地是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均分土地、维护社会稳定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重要功能。2011年底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但农村人口仍接近7亿,约占总人口的49%。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尽管农村人口比例逐渐下降,但绝对数量仍然很大,因此农民仍然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农村土地仍将承载社会保障功能。然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深入发展,居民收入水平要稳步提高,还须进一步解放劳动力,提高农业效益。基于社会保障功能与经济功能的双重考量,农村土地产权改造问题本质上是宪法经济结构之内的策略选择问题,而不是宪法经济结构的选择问题。[38]宪法经济结构之内的农村土地产权改造,就是要在坚持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以劳动力、土地、资本为资源配置要素,建立现代农村土地产权结构。《主体制度研究》一书在宪法经济结构之内对集体土地所有权进行股份制改造,构建以“观念支配”为特征的产权模式,既符合现代产权制度的基本要求,也能够促进农业经济的市场化。

   在我国宪法经济结构中,集体土地所有权基于身份而产生,是身份权与财产权的复合体。股份化的集体所有权是社员权与股权的复合体。社员权由户籍制度强制确认,是一种公法权利,只能基于法定事实的变化而变动,因此不能通过约定的方式自由取得、转让或放弃。每个社员(不以家庭为单位)平等享有股权,并通过股权获得土地收益。在集体土地所有权中,股权的效力及于土地的每一部分,对集体土地任何部分的侵害,都会损害每个社员的利益。基于股权的此种效力,全体社员都有维权的动力,从而强化了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保障。当然,为防止土地兼并与土地资本的过度集中,必须为个人或社会组织所拥有的股权数量设立法定最高限额,以保证农业生产的适度规模。这种产权结构具有如下经济功能:(1)能够有效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的自由流通。股权关系不是实物支配关系,而是观念支配关系,使得土地与劳动力相分离。成员既可以参与股份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得股权收益和劳动收益,也可以不参与股份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活动,仅获得股权收益。股份合作社可以雇用非本社社员参与生产经营活动,促进非农业人员(特别是具有一定农业科技知识的人)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以提高农业效率。另外,由于股权是观念支配,可以自由、高效地在市场上流通,从而促进资本与土地的结合。(2)适度规模经营有利于提高农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要赢得竞争就得提高效率,而适度规模经营是提高效率的重要途径。股份合作社有助于改变家庭承包责任制下分散经营的状况,实现适度规模经营。这既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边际效率,也可以解决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提高农民在市场中的地位,有效提高农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3)股份合作社法人能够有序拓展农业经济的市场空间。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农业生产的导向是生存伦理,农业经济的目的是解决吃饭问题,因此农业产品单一,经济活动主要体现为以个体农民为主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与农业产品的交换。交换的主体、内容、方式单一,与现代市场中的商事行为有本质上的区别。在股份合作社模式下,农民集体是法人,农业生产的导向是经济伦理,农业经济的目的是市场利益。这将促使农业产品多元化,农业生产行为商事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合作社逐步拥有类似于公司法人的管理机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从而有序拓展农业经济的市场空间。

   当前,《宪法》中的村民自治几乎瘫痪,与家庭承包责任制不无关系。(1)在集体土地被农户承包后,(特别是欠发达地区)集体经济被掏空,农民只关注个人承包地的经营状况,没有公共参与的经济动力,村民自治无法运转。(2)家庭承包责任制仅为农民提供了生存性社会空间,无法提供发展性社会空间与合理的符号性社会空间。在这种制度下,农民的基本价值追求仅是生存--“活着”,而不是“有尊严地活着”。民主是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方式,在农民“活着”而无法“有尊严地活着”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下,村民自治中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无法实现。[39](3)在人与土地紧密结合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中,农民要想走出农村成本很高,城市居民及其资本要进入农村也很困难。这种封闭状态不能培育村民自治所需要的多元、开放的社会环境。(4)一元、强制性的土地制度决定了一元、强制性的村民自治模式--村民委员会。作为一元的治理模式,村民委员会不能满足多元的民主需求;作为强制性的治理模式,村民委员会这一模式并非由农民自主选择的,因而有违民主行为自我选择之本质。

   将农民集体改造为股份合作社法人,可在以下方面发展村民自治:(1)股份合作社法人是集体经济的代表,农民股权及于集体经济的任何部分,因此农民将获得公共参与的动力,从而推动村民自治的运转。(2)个人将获得土地收益和劳动力价值,增加农民创收的渠道,为村民自治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3)股权将在市场上自由、高效地流通,实现农村与城镇的对流,能够培育村民自治所需要的多元、开放的社会。(4)股份合作社满足了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的治理需求,创造了新的自治模式。当然,作为普遍、典型的治理模式,村民委员会仍有存在的价值,只不过不能将视其为唯一模式,而排斥、否定其他模式。

    

   四、结语

   通过法律逐渐把宪法所描绘的理想蓝图变为实现,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事业。就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股份合作制改造而言,首先,构建可行、可操作的精细法律制度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其次,培育相应的社会条件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最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要求这项事业的建设者们(主要是政治家)具有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审时度势的政治智慧。基于此,《主体制度研究》一书作者认为,改造农村土地制度、建立股份合作社法人是一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40]这表现出一个学者所具有的审慎务实态度,难能可贵!

    

   注释:

   [1][4][16][17][20][23][25][26][27][29][31][35][36][37][40] 参见高飞:《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序言,第218页,第57页,第182页,第257页,第188页,第189页,第190页,第183页,第313-314页,第255页,第288页,第215-230页,第260页,第270页。

   [2][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条第2款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5] 参见[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54页。

   [6] 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可见,宪法、法律虽然都是法,但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不能将“法治”简单地等同于“宪法之治”或“法律之治”。

   [7] 参见童之伟:《“良性违宪”不宜肯定---对郝铁川同志有关主张的不同看法》,《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

   [8] 实际上,人民公社制、家庭承包责任制均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实现方式。

   [9] 由于特定的法学流派就是一群秉持相同研究范式的人,因此法学流派的产生也可以说明法学是一门科学。耶林也认为法学是一门科学。参见[德]耶林:《法学是一门科学吗?》,李君韬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86页。

   [10] 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必须是特定范式的崇拜者、信仰者与追随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抛弃、怨恨自己的工具(范式),因为“只有低劣的木匠才会责怪他的工具”。参见[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页。

   [11] 参见刘茂林、石绍斌:《宪法是法律世界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兼对“宪法是公法”的质疑》,《法商研究》2006年第1期。

[12] 近20年来,对良性违宪论的成功批判,对宪法与民法之关系的深入探讨、对宪法文本的尊重(以韩大元教授的宪法解释学为代表),都为这一研究范式的形成贡献了力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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