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江:单靠设禁区不能繁荣社会科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33 次 更新时间:2014-03-11 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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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江 (进入专栏)  


本文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教授3月7日上午在政协联组讨论上的发言。

按照会议要求,今天我就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作个发言。

我本人就是研究社会科学的。但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对我来说却很神秘。在中央级别的文件中,它一会儿出现了,一会儿消失了,而且你不知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时候又消失。这次出现了,很好。

很好,但却不够。它现在的位置给我的印象是:这儿,有一些人在研究音乐;那儿,有一些人在研究表演;哦,还有一拨人,在研究哲学社会科学。这对研究者是很尴尬的场景。其实,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远远不止于此。在我看来,社会科学至少在三个方面体现着它的极其重要性:第一,它关系顶层设计,因为社会科学意义上的顶层设计和工程学、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顶层设计根本不是一回事儿;第二,它关系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主导就无从谈起;第三,它关系到信仰危机,因为你的哲学社会科学如果缺乏说服力,想让人对你那套理论产生信仰,是不可能的事。

顺着这个思路,我想谈三个问题。

一,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不是繁荣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首先是肯定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状况,确实比过去好多了。项目多了,还不断有“工程”,有时还有学术上的交锋。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总体说还不够繁荣,有时甚至是虚假繁荣、泡沫繁荣、脆弱的繁荣。概括起来有四点表现:一是靠大量政府投资拉动。二是靠权力的强势介入。我不是说在关系到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政府也不要管,当然得管,不管就是失职。问题是,我们往往管到具体的学术观点上去了,这个概念不许说,那个概念有问题,这就不对了。三是禁区多,有瓶颈,不但相关政治的领域,就连和政治无关的领域,到了一些基本问题上,也到处是雷区、禁区。四是市场匮乏。生产了那么多的精神产品,到底有多少人买?反正在我周围,我还没听说有人自掏腰包买那些我们编的教材的。而且,实际上,知识界处在一种被撕裂的状态,一方面我们拼命造势,另一方面不少知识分子越来越远离我们。这是非常危险的。

二,怎样让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起来?

关于怎样繁荣的问题,实际上不需要我讲,学者们都心知肚明。但是,我们确实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在这里我提几个问题:

第一,靠“不争论”能不能繁荣?“不争论”是邓小平老人家的发明。但他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说的。那时候,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内行外行,不分识字不识字,都卷到姓资姓社、姓马姓修的大辩论中来,经济没人搞,生产没人搞,结果把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邓小平看到这个不行,不能再打那些无谓的嘴仗了,不争论,踏踏实实搞经济。这叫不争论。但如果变成研究理论也不争论,不同观点之间不能争论,没有取舍,那理论还怎么发展?

第二,靠设禁区能不能繁荣?完全没有禁区不行,对那些明目张胆地对抗我们指导思想的东西,当然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但在实践中我们往往把它变成了:要繁荣就好比挖水渠,最后把小溪流都汇聚到一起,变成了一条浩荡大河。但这个比喻本身就是有问题的。都统起来,变成一种声音,那不叫繁荣,相反会产生许多“南郭先生”。我们理论界现在不是有没有“南郭先生”的问题,而是批量化地生产着“南郭先生”。

第三,靠大兵团作战、大呼隆能不能繁荣?

把理论家们都集中在一起,是不是就能产生新的理论,实现理论创新?我的看法相反。你想,来的都是大家,我的观点拿出来,你只接受你同意的那部分,不同意的就要去掉。同样,你的观点拿出来,我也只会同意我认可的那部分,一样去掉不能达成共识的部分。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一个谁都接受的、就像“人要吃饭”这类听上去绝对正确、但却无用的废话。英国工党要理论创新,绝不是工党出钱,把全国知名专家请来,一块儿凑成了一个“第三条道路”理论。这不符合理论创新规律。理论创新规律应该是为理论家们提供平台,让他们有足够的思考空间,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力进行创造,形成各种有见识的理论,再由需要它的人在其中进行选择。

三,我的结论是,要实现真正的繁荣,我们就不能再这么修修补补地对付下去了,必须下决心,真正花功夫去认真研究、解决一些与我们的基本理论、基本信仰有关的重大问题,不能再绕过去,也不要再在研究时动不动就设禁区。这样的重大问题,在我们党的理论中可以找到很多。仅举一例:《资本论》和剥削的问题。至少对我这样一个不是研究经济问题的学者来说,《资本论》告诉我的是这样一个道理:只有人能创造价值,其他东西不能创造价值。所以,所有剩余价值都是人创造的。出资金的人,拿到了回报,多出来的,都是剥削所得。这样解释对不对?还可以不可以有新的解释?用这个道理,我们怎样解释“非劳动收入”?如果它不是剥削,那是什么?如果是剥削,共产党怎能允许?守着过去的解释不放,不告诉人们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人们就可以理解为:我们国家是因为不发达,要补资本主义的课,所以允许剥削。那么私营企业主就理所当然地这样推理:共产党现在容忍我们是一种权宜之计,早晚还是要消灭剥削。所以,赚了钱赶快转到国外,赶快走人!这恐怕是“移民潮”的一个内心深处的原因。像这类问题不去研究,不去破解,我们国家会真正出问题。不研究这些问题,我们这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责任何在?研究不清这些问题,我们这些研究者的脸面何在?假装看不见这些问题,成天去放一些自己都不愿意听的空炮,我们这些研究者的良心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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