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中:中顾委生活会及张光年的答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69 次 更新时间:2014-03-10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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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中  

 

1987年上半年,中顾委开了两个“生活会”,批评帮助于光远(见本刊2013年第12期)和张光年。

张光年,笔名光未然,著名诗人。1927年加入共青团,1929年入党。长期从事党的文化工作和文学创作。著名作品有诗歌《五月的鲜花》,延安时期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和长篇叙事诗《屈原》等。中国作家协会原主席、党组书记,中顾委委员。

在2月10日伍修权约谈于光远的当日,伍修权也约张光年谈了话,通知他,根据中央书记处的要求,中顾委准备召开生活会,对他进行批评帮助。

张光年身患癌症,已开过两次刀,精神和身体都显得虚弱。他在性格上与于光远不同,虽然他有不同意见,但态度要温和淡定得多。他表示服从开会的安排,但他郑重地提出,文学界的情况比较复杂,涉及的人和事也多,要求所有的问题到他为止,不要牵扯其他人,有些事情也要借此机会予以说明。

伍修权表示同意他的意见,也请他对照中宣部提供的材料,先写了一份报告,进行自我批评,也可以对有关情况予以说明。和于光远的情况一样,中宣部同样给张光年整理了一套材料,供生活会参照使用。

从这些材料看,1980-1986年期间,文学界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有抵触和不满情绪,出现了许多“不好”的作品。文学界队伍不团结。1984年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既不提反对“自由化”,也不提反对“精神污染”,而且让刘宾雁进入作协领导班子。对此,张光年都负有领导责任。

早在接到薄一波(中顾委常务副主任)的通知后,荣高棠(中顾委秘书长)就向伍修权建议,文学界的情况错综复杂,历史渊源也很深,中顾委历来也不了解,很难介入,这样的会还是由中宣部、文学界自己去搞比较好。伍修权非常赞同,他们把这个意见报告了薄一波,薄也不置可否,于是张光年的生活会就拖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张光年对照那套材料的内容,写了一份检讨报告,交给了伍修权。

后来,在邓力群的一再敦促下,薄一波最终还是应承下来。5月8日,伍修权再约张光年面谈,告诉他还是要开会。

伍修权说:“你身体不好,还是要注意。总的说,你写的稿子(指检讨报告)是个好稿子,有自我批评,但是还不够,还可以再深入些。还是要实事求是,决不要求你写违心的东西。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不要有负担,要放下包袱。”

这次到会的人数比于光远生活会要多些。除中顾委的原班人马以外,来自中宣部、作协以及文学界其他单位的人士,共有20多人。其中有贺敬之、刘白羽、夏征农、欧阳山、朱子奇、孟伟哉、梁光第、阳翰笙、林默涵、马拉沁夫、马烽、冯牧、张僖、唐达成、束沛德、丛维熙、吴祖强、姚雪垠等文化界负责人和知名作家。原来名单中有文化部部长王蒙,但他始终没有到会。

早在3月份准备开于光远的生活会的时候,荣高棠就向会务小组打过招呼,还要准备张光年的生活会。本来,薄一波出于控制范围的考虑,提出凡在外地的人,就不要来京参加会了。但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坚持要求上海的夏征农和广州的欧阳山务必参加。夏征农和欧阳山都是老资格的文学家,也都是中顾委委员。

5月13日,会议在“301”会议室开始,伍修权主持会议。他开始就说:“我们这个会,是中顾委协助中宣部开一个生活会。”

贺敬之马上插话:“是中宣部协助中顾委开会。”

伍修权没有理会,接着说:“会议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弄清思想。会议的重点是谈张光年同志的问题。也可以有重点地联系其他同志,但不要普遍联系。大人物可以联系,一般人就不必联系了。就是对上边,也就是联系到胡耀邦同志。这算是个界线吧。”

伍修权的这番话,正是针对文艺界复杂的情况提出了要求。

伍修权说完,请张光年首先发言。

张光年的发言重点谈了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主要问题和自己的责任。

他说,中央书记处开会审查作协四大的主旨报告的时候,他就说明稿子里没有提反对“精神污染”,但有两处提到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解释说,有的同志主张连“反自由化”也不要提,理由是不容易说清楚。但怎样改,还没想好,请中央定夺。经过简短的讨论,最后胡耀邦拍板:“两个都不提,但也不要去批。”

于是,在作协四大的主旨报告中,就没有提“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自由化”。

张光年说:“一,我在这个问题上旗帜不鲜明。二,我片面地汲取了文艺界历次运动的经验教训,在反‘左’、反右两条战线的斗争上发生了偏差,对‘右’的危害估计不足。特别是对危害极大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抵制不力,斗争不力。三,我脱离了大的生活实际,对文艺战线的全局若明若暗。忽视了大量灰暗的、以致十分有害的创作和评论在青年中广泛传播,泛滥成灾,没有同这些消极现象进行不懈的斗争。”

接着,张光年对作协四大的选举问题作了说明。

原来,中宣部对作协领导班子有一个既定的选举方案。在开幕前,胡耀邦决定撤销原定方案,主张由大会自主,搞民主选举。结果造成了严重的“失误”,刘宾雁被选为作协书记处书记、作协副主席。张光年说自己对此负有责任。

张光年发言结束后,开始大会发言。

中顾委发言的老同志有黄镇、傅崇碧、黄火青、夏征农、朱穆之和欧阳山。其余发言的都是文学界的负责人和作家、评论家。

几位老同志的发言,主要是对前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的一些“不健康”现象提出批评。

在一段时间内,在文艺作品中曾集中地出现一种现象,一是对于“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政治运动给人们带来的命运悲剧进行反思,着力揭露阴暗面,由此引申出对党和现实生活的批评和不满情绪。二是出现了一批描写人性启蒙和心理探索的作品,其中有一些前所未有的情爱、性爱的描写。这些现象,对于持有传统观念的一些老人来说,是“不健康”的,是“精神污染”,对社会风气和年轻人有害,不能接受。

老同志的发言指出,这些年文艺战线的首要问题是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不要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要不要党的领导。文艺创作、文艺批评中的问题以及作协四大的情况,暴露了文艺界在政治思想上的严重分歧。而政治思想上的严重分歧,在组织上必然产生宗派主义,这是文艺界不团结的重要原因。张光年在文艺界,特别是在作协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对以上这些问题是负有重要责任的。有些问题上,还应负主要责任。希望大家的意见对张光年能有所帮助,对今后的文化工作有所帮助。

文学界人士的发言,大部分并非文学创作问题,都是政治斗争中复杂的人际关系或背景情况。从这些发言所提及的人和事可以看出,在文艺界,不同观念、主张的分歧和对立十分尖锐,与之相应的有明显的派别意识。从中央领导人一直向下,几乎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干系,包括许多官员和知名作家,关系十分复杂。一句话,一件事,都会被看作政治斗争,气氛紧张,纠葛不断。

刘白羽、马拉沁夫、马烽、姚雪垠等作家和中宣部、文联、作协的人士陆续发言,他们的发言都很长,有不少言辞相当激烈。这些发言占用了大部分时间。

尽管伍修权在开始的讲话中叮嘱“不要联系过宽”,但这些文学界人士的发言还是联系宽泛,涉及许多具体的人和事,包括文学界的负责人和作家、作品,还涉及一些中央领导人,如胡耀邦、胡启立、万里等,也牵扯了不少历史旧账,把周扬、丁玲等往事都扯了进来。夏衍、王蒙、吴祖光、刘心武、张贤亮等人,以及《人民文学》、《文艺报》、《读者文摘》、《解放军文艺》等刊物,《苦恋》、《芙蓉镇》、《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都在发言中被点了名。

他们对张光年的主要批评是:

一,张光年没有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文学界的一些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没有进行斗争。文学界一些人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当作“左”来批,张光年不制止。

二,邓小平提出不能搞“精神污染”,而一些文学报刊、会议屡屡出现否定反“精神污染”的公开言论。张光年不批评,不纠正。

三,中央决定取缔一批“非法刊物”,张光年说:“不要打击一大片。”

邓小平指示批判电影《苦恋》,张光年说:“不能允许某个权威个人决定一部作品的生死。”对文艺界反“自由化”的斗争态度消极。

四,1984年,中宣部在京西宾馆召开党内小型文艺工作座谈会,有人说这个会是反胡耀邦的,是要在文艺界整人。张光年虽然没有参加这个会,但对这些不实之词没有制止和澄清。

五,作协四大开得很不好。虽然主要问题是耀邦定的,但提出问题的是张光年,因此他有责任。在会上,他凭着个人笔记,向包括党外人士和港澳代表在内的全体人员,原原本本传达胡耀邦听取汇报时的讲话。其中包括谈到“三个不正常”、“三个失误”和“两个不提”。

“三个不正常”是指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正常,党的文艺界领导干部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关系不正常,文艺工作者之间的关系不正常。

“三个失误”是把反对精神污染的口号扩大到全社会,把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不能搞精神污染”改成“清除精神污染”,提法变了,而且一哄而起,大造声势。

“两个不提”,是指会上不要提“反精神污染”,不要提“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次传达,给作协四大定了调子,以致大会一开始就不正常。“最后刘宾雁这样的人居然进了领导班子,一些党培养的老同志却纷纷落选。”

六,在背地里议论中央领导同志,说有人要夺耀邦同志的权,我们要支持耀邦同志。

有位作家在发言时,花费不少时间大谈自己的成就和名气,自己本人和作品在国外如何受欢迎,因此质问作协,为什么中青年作家出国容易,偏偏对他出国加以阻挠?他要求中宣部调查,为什么他的作品没有评上“茅盾文学奖”,是什么人说“水平不够”?他滔滔不绝地谈论所谓高层内幕和各种传闻,其中不乏妄自猜度,却听不出与张光年有什么瓜葛。

有的作家在发言中,称张光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代表性人物,是张光年“和胡耀邦同志挂上钩了”,“是张光年在利用胡耀邦同志”,“在一定的意义和某些问题上,是张光年使胡耀邦同志发生了失误”。扣的帽子很大,好像张光年成了自由化的罪魁祸首。但这些话,都没有拿出事实根据。

对这种发言,张光年颔首正坐,毫不理会。中顾委的老人们也一声不吭。

会下,我们私下议论,当着中顾委老人的面,在这种场合自吹自擂,任意上纲上线,实在是不知天高地厚。本是搞文学创作的,对政治斗争津津乐道,如此攀附,也算是一些中国文人的特色!一些张光年并没有参与、也不知情、甚至是一些道听途说,都把账往他身上挂,也太不实事求是。

这类漫无边际的发言,倒是印证了伍修权和荣高棠事先的预料,文学界内部的确情况复杂。对中顾委的老同志来说,这些情况都是闻所未闻。所以,他们根本插不上嘴。

休会期间,张光年给伍修权写了一封短信,提出会上散发的材料和发言中涉及的人和事需要加以澄清,而且联系过宽,不利于团结,也不符合伍老在会前所提的要求。“会上印发的《中央书记处讨论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的工作会议传达稿》(大概是中宣部提供的),却点了习仲勋、胡启立、万里、乔石、郝建秀等同志的名字和万里等同志的发言内容,似乎这些同志都要多少对‘两个不提’共同负责。此事是否需要弥补,如何弥补”?

伍修权和荣高棠商议,对张光年的这些意见不予回应,总结中也不再解释,以免得节外生枝。但薄一波很不高兴,认为张光年有抵触情绪,他要求伍修权,一定要批评张光年,而且要“加重语气”。

于是,在最后一次会议上,伍修权专门就此批评了张光年。他说,有关情况都是张光年当年在会上公开传达的内容,早已扩散到全国和海外,已不存在什么“扩散”或“联系过宽”的问题。之所以在会上采用这些材料,也正是为了证实张光年违反纪律的问题。张光年应该认真思考自己的问题,不要想别的。

会后,张光年又写了一张便条给伍修权,解释说,之所以写信提建议,是怕这些内容再传出去不好,建议收回材料。“没说清楚,引起误会,太遗憾了。”

会议开开停停,到6月底结束,共开了八次,每次半天。

张光年在最后发言中表示,感谢党委和同志们的关怀帮助,同志们的尖锐批评,引起自己的深思。但有些揭发和批判与事实不符,与自己的思想行为有很大出入。因事关重大,不得不做出申辩和说明。会议提供的材料和文学界一些人的发言,缺乏事实根据,一些分析也不合理,任意上纲上线,不能接受。

譬如,有人在发言中说,作协四大选举结束后,刘宾雁到张光年的房间高喊“我们胜利了”,作协在四大前后脱离了党的领导,1984年中宣部座谈会期间,张光年熬夜给胡耀邦写小报告,号召大家“支持胡耀邦同志”,在批《苦恋》的问题上,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等等,张光年都断然否认,都是根本没有的事。

他说:“我郑重重申:我不但赞成、拥护‘四项基本原则’,而且是力求结合文学工作实际,努力宣传‘四项基本原则’。但是,我也承认,我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方面旗帜不鲜明,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危害性估计不足,是很错误的。”“自己在作协四大的工作中有重大失误,应负主要责任和直接责任,有一种对党深深负疚的心情。”

伍修权在总结讲话中说,光年对自己的问题有初步的自我批评,希望他进一步反思,吸取教训,为党做出新贡献。

在生活会上,伍修权除了开场白和总结,基本没有插话。荣高棠从头至尾什么话也没说。

会后,中顾委不再提及此事,张光年也没有再说过什么,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

(作者曾担任原中顾委办公室秘书)

 

附:张光年:我的申辩和再检讨

 

我参加了五月十三、十四、十五、二十日中顾委临时党委为了帮助我而召开的七个半天的生活会,听取了十九位同志的发言。我感谢党委和同志们对我的关怀和帮助。会上有些同志的尖锐批评,引起我的深思。有些揭发和批判,我认为与事实不符,与我的思想行为的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事关重大,我不得不作出申辩和说明;同时写出再检讨,作为我在今年三月底、四月底两次检讨的补充。

(一)关于作协“四大”的几个问题

一、玛拉沁夫同志揭发:选举结果宣布后,有人到张光年房里高喊:“我们胜利了!”我郑重说明:这是根本没有的事!曾经有这样的误传,说是刘宾雁到我房里这样高喊过,这离事实更远了。我跟刘宾雁素无来往。他在选举理事会的前一天,抓住大会工作人员熬夜工作中发生一件偶然性的差错,借大会发言机会发表煽动性演说,攻击大会临时党组“不合法”、“不人道”、“不民主”。散会后冯牧、王蒙、唐达成等同志到我房里气忿地介绍了刘的发言内容。我非常生气,决定在第二天的大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上指名批驳刘宾雁。这几位同志也赞成。当晚有两位同志先后来劝我,说刘宾雁认错了,建议明天反驳时不必指名,免得把关系搞僵。所以第二天会上反驳时既未指名,措词也较温和。事后我感到我没有坚持指名批驳是错误的。

玛拉沁夫同志还揭发大会期间有个“516俱乐部”,每晚私下串连拉选票云云。这个耸人听闻的“516俱乐部”,我是第一次听到的。玛拉沁夫同志没有作任何具体说明,我也就不必多说了。

二、几位同志指责我将当选理事的票数拿到报上发表。我必须说明,我是第二天看报才知道的,我当时感到难堪难办。所以,这天主席团选举完毕,人民日报两位同志先后打电话问我:主席团名单是否明日见报?我回答说:你们既然问我,我就要求明天不忙见报,因为选举结果不理想,我们要做些弥补工作,希望隔天连同书记处名单一同见报;而且,千万不要再公布票数,就按姓氏笔划排列好了。作协的同志没有不同意见。作协的报刊和作协出版的大会文集也都没有公布票数。

三、玛拉沁夫同志指责我在作协“四大”报告中“鼓吹没有前提的自由创作”(创作自由)。林默涵同志也提出类似的指责。我认为这种指责离开了我的报告的本意。实际上,只要稍稍翻阅一下,就可以知道我所讲的创作自由,包括两个方面的涵义,或曰主观的和客观的两个前提条件。谈到客观条件,一则曰:“就是我们的党和国家重视文艺,信任作家,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帮助作家获得了创作自由。”再则曰:“我们党在文艺思想、文艺政策以及文艺领导工作中做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为文学创作的自由活泼的发展提供了保证。”谈到主观条件时,反复强调了作家的思想感情必须和人民生活、时代潮流合拍;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只有在真正学到马克思主义,用艺术的方式掌握了客观世界的时候,才有可能进入真正的创作自由状态……”默涵同志指责说:“我们的文学本来是自由的,怎么说没有自由?这是曲解,至少是误解。既然没有自由,何以有这样大的成绩?岂非自相矛盾?”

关于第一个责问,从刚才的引文,可见他完全出于误解。他的第二个责问,也完全出于误解。因为我的报告的第二部分,包括这部分谈到创作自由等问题,正是试图总结经验,探讨和回答新时期文学的成绩从何而来,其中当然包括许多作家善于利用了党和国家提供的创作自由的客观条件,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我在报告中还说过:“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绝对的、抽象的创作自由。”默涵同志在发言中提醒说:“作家写什么怎样写,有自己的自由。但不是说可以有绝对的、无限制的创作自由。”在这一点上,我同他的意见本来是一致的。

四、朱子奇同志指责说:“根本问题是脱离了党的领导,特别是四大前后。”我对他的这项指责也难以接受。我的记忆力差了。限于时间,我不可能仔细查阅有关的材料和记录。生活会期间,我自觉地约束自己,不同作协任何同志通信通话凑材料。但就我记忆所及,召开“四大”的筹备工作,并没有脱离党的领导。关于开会的宗旨、时间、会议的开法、新的领导机构的候选人名单,都有书面报告经中央书记处和中宣部批准。大会的主旨报告(送审稿)也送请中央和中宣部审阅。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讨论前的若干天,我曾到中南海专程拜访当时分管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一位负责同志。那天下午,在他的办公室等候了一个多小时。这位老同志正患头晕,秘书扶着他走进办公室。我看到这个样子,要求改期再谈。他说既然来了,就拣要紧的谈谈吧。我要求中央加强对作协大会的领导,希望耀邦同志和别的负责同志到会并讲话,也谈到中宣部人事安排小组所提作协新党组名单,我了解的不多;我想经过本届党组的研究讨论,由我向中央提出一个新党组的参考名单。这位老同志说:“你应当提。你讲的这些,我马上报告总书记,定期讨论你们提出的问题。”(大意)当时胡乔木同志、邓力群同志不在北京,从外地打来了贺电。中宣部贺敬之同志参加了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会议。讨论中耀邦同志问到报告中列举的一大批名单会不会引起争论。敬之同志发言中肯定了所提作家名字是比较公平的。他在散会时提出主旨报告中涉及文学界团结问题的某一句话不大妥当,容易发生误解。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定稿时作了修改。我当时很感激中央书记处的具体领导,除代邀几位负责同志到会作专题报告,还代邀了政协和民主党派几位领导人参加开幕式,中央办公厅还派人帮助指导如何排列座次。我那时觉悟不高,没有想到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脱离了党的集体领导,也没有想到他的“两个不提”,完全是他个人的独断专行。我当时是诚心诚意争取并尊重党的领导的。从今天的认识高度来看,如果说我在这个那个重大问题上,争取并遵循了错误的领导,我是承认的,想得通的。如果说我是脱离了党的领导,或者有意摆脱党的领导,那我是不承认的,也是想不通的。

(二)关于京西宾馆会议“黑材料”

玛拉沁夫同志在五月十三日上午发言中说:1984年中宣部召开京西宾馆座谈会时,他有事找冯牧同志解决,正碰到冯牧忙着接电话,电话里谈到京西宾馆的事。他说你那么忙,我就去找张光年同志解决。据说冯牧对他说:“光年同志昨夜写材料熬到半夜两点,你不要去找他了。”玛拉沁夫就从这句话加以引申,说我“熬夜给胡耀邦打小报告”,“制造黑会整人”,“手段太狠了”等等。玛拉沁夫这些话,引起一阵风波。生活会上有些同志相信了他的话,对我提出严厉的指责。我郑重声明:我从没有为京西会议写过任何材料。

一、京西会议开会前,贺敬之同志派梁光弟同志邀我参加京西会议,我是说过我要赶写作协“四大”报告,身体不好,请作协党组同志们先去,我晚点争取参加听听。可是紧接着,中央书记处召集会议,分组讨论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文件修订稿。我认真参加了中央文件的学习和讨论。两个会议时间冲突了,我没能参加京西宾馆的会。这期间虽然听到一点片断的传闻,但没有参加那个会议,不了解那个会上讨论或争论的具体情况。

二、我没有问过冯牧同志,不知冯牧当时对玛拉沁夫怎样谈的。但从玛拉沁夫引用的冯牧的话,怎么能引申出我是写京西会议的“黑材料”?我和胡耀邦同志没有个人联系。退一万步说,如果我对中宣部召开的会议有意见,写材料向当时的总书记提出意见,也是完全合法的。但是我没有那样做,却被玛拉沁夫同志说我是写材料整人,还说“从那时起,同胡耀邦挂钩了。直到今天,我仍然怀疑他对胡耀邦有什么联系。”玛拉沁夫为什么这样说?我认为他这样说是很不妥当的。

(三)关于批《苦恋》

会上印发了一九八一年五月我在作协三项评选发奖大会上的开幕词《发展百花齐放的新局面》,讲话末尾谈到四月间到洛阳看花的感想。玛拉沁夫和别的同志断定我指的批《苦恋》,有的同志上纲为“矛头指向邓小平同志”。这是必须申辩的。

一、小平同志要文艺报写出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将这个任务交给周扬同志。周扬病了,住在北京医院,将这个任务交给我。我征得他的同意,邀请唐因、唐达成同志执笔,我来帮助讨论、修改、定稿。这期间的种种经过,不仅二唐同志清楚,贺敬之同志也是清楚的。初稿或二、三稿(我记不准)出来以后,胡耀邦同志说不忙发,“先冷一冷”。于是我到青岛疗养,贺敬之同志接管了一段。后来我协同反复修改,直到定稿发表,其间经过情形,贺敬之、唐达成同志也是清楚的。小平同志肯定了《解放军报》首先提出批评,又嫌批判文章说服力不足,将这项任务交下来,我和二唐同志都感到光荣艰巨。在共同工作过程中,我从未说过一句报怨的话,从未说过一句同情《苦恋》的话。这一点,唐因、唐达成同志是可以证明的。

二、那篇讲话末尾引用“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等等一段话,写得不好,引起不良效果,值得我认真思考。回想起来,这段话确是有所指的。当时除内参材料外,上海《文学报》公开报道了几个地方开会批判一些与《苦恋》性质不同的作品,引起中宣部的正当的指责。黄钢同志把《苦恋》的剧本和粗糙的批判文章印发出来,在王府井大街等街头叫卖。我记得稍后思想战线座谈会结束时胡乔木同志讲话中,也批评了这类扩大化现象。我在一九八一年五月那篇开幕词末尾婉转批评的,正是指的这类扩大化现象。我决不是把《苦恋》推崇为那么美好的牡丹花,把自己刚刚承担和参与的批《苦恋》的任务,说成是我参与了对牡丹花的惨重打击。假如我说批《苦恋》是打击了牡丹花,至多也不过打击了一朵!而我说的是“花落知多少”,是“姚黄魏紫”“幼柏新松”,显然是别有所指,是提请防止扩大化。这同我一向厌恶扩大化的心情是一致的。

三、唐因、唐达成撰写的批判《苦恋》的文章,曾经得到胡乔木同志的支持。文章发表后,乔木同志有信给周扬和我,肯定了这篇文章,同时指出几个地方语法修辞上的疏失。这封信在文艺报上刊载了。至于我那篇引起指责的在作协发奖大会上的开幕词,我记得当时经过贺敬之同志审阅同意。后段有“防止病虫害”五字,是采纳贺敬之同志的建议加上的。记得敬之同志在大会上告诉袁鹰同志: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四)关于我对四项基本原则、反自由化斗争的态度

会上好几位同志根据未经核实的揭发材料,断定我不赞成四项基本原则,赞成并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可是一个大问题,我必须进行申辩。

一、有的同志指责我在作协“四大”报告中“只字不提四项基本原则”。这不确切。我的报告是个谈论文学工作的文学性报告。我力求通过文学实际和文学语言,以文学家一员的亲切态度,将四项基本原则、党的改革、开放的总方针,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包括小平同志的重要论述,融汇在各个文学问题的分析探讨中,使理论与实际相印证。我自己做的怎样,哪点做对了,哪点做错了,应当听取批评意见;但我确是诚心诚意这样做的。

我本想专门写一段文字,摘引若干例句,证明我对四项基本原则、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视和理解,如何具体地体现在“四大”报告中。但例子太多了,势必要占去大量篇幅。既然中央3号、8号文件指出作协“四大”严重问题时,并没有完全否定“四大”的主旨报告;公开发表的报告全文也不难找到;中顾委党委负责同志一再劝我不要把我的申辩写得太长,我就不多说了。但我必须郑重声明:我不但是赞成、拥护四项基本原则,而且是力求结合文学工作实际,努力宣传四项基本原则;虽然宣传中也会有差错。

二、欧阳山同志说:“原来读过张光年同志很多文章,都很好。这次会上,头一次了解他从一九七九年就不赞成四项基本原则,听到证据确凿,很吃惊,不可理解。”又说:“你不赞成四项原则,清除污染,反自由化,你就只有赞成自由化了。”(以上均摘自自己的记录。)欧阳山同志这两段话很有代表性。别的不了解情况的同志,听到那些未经核实的揭发材料,也可能产生同样想法。因此,我不能不加以说明和申辩。

一九八一年反自由化的斗争,突出地反映在批《苦恋》问题上。这个问题,我在前面已经谈过了。在反自由化问题上,我有过糊涂和重大失误(“两个不提”),我在前两次发言中做过检查。这里,我着重谈谈我在清除精神污染斗争中的态度、认识和错误。党的二中全会上,小平同志提出反对精神污染。我认为事关重大,我是拥护的。会后中央三委通过《人民日报》召开座谈会,许多老同志参加了。《人民日报》陆续发表这些同志的发言,包括我的书面发言,说是为了配合小平同志讲话的全文发表。可是小平同志的讲话没有发表。后来我听到中顾委负责同志的传达,说胡耀邦同志认为“清除精神污染”的提法不够准确。中顾委本来要就“清污”问题请人作专题报告,负责同志指示撤消这个报告项目。中央和中顾委具体工作上的这些正常的更动,在我的不坚定的头脑里引起误解。因为当时听到首都和几个省市都发生一些扩大化现象,引起我的忧虑。加之这次生活会上提到的,一九八四年耀邦同志同日本客人谈话,说是“清除污染”以后不提了。这些外因,通过我上次检查过的,我的过分害怕扩大化的心理,我就在“四大”报告中没有提反对精神污染,造成了政治性的失误。

三、我从社会主义事业、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着想,认为必须反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以及不道德的精神污染。可是对于点名批评周扬同志,我在思想上有所保留。我在二中全会小组发言中,在拥护整党、反对精神污染的前提下,表示过这点保留意见。当时我说,我不赞成周扬同志的异化论,但我认为他不是有意反党,而是长期脱离实际,思想钻进了牛角尖。相信他在党中央和同志们的批评帮助下,能够认识并改正自己的错误。我的这段话摘发在二中全会简报上。我至今对这段话负完全责任。我愿意接受同志们的批评指正。

四、作协的两位同志批评说:文艺报批现代派时候,光年同志说批的不对,批的对象不对,要求拆版。中宣部坚持住了(大意)。我回想确有其事,发生在清除精神污染斗争中。那时文艺报特意转载了徐迟同志一篇论点不妥的文章,同时发表了李基凯的简单化的批判文字;还同时发表了指名批评叶君健同志的文章。我当时认为,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得到中央负责同志的肯定和文艺界、知识界的广泛赞许,对于拨乱反正中调整知识分子政策起了积极作用;他的其它几篇报告文学也是好的。“清污”中抓住他一个小辫子,把他当成现代派的代表人物来批,是不妥当的。叶君健同志多次代表我国作家出席国际笔会。笔会里有些外国资产阶级作家总是抓住魏京生事件进行反华叫嚣,都遭到包括叶君健同志在内的我国作家的严正驳斥,使得每次以国际笔会名义草拟的反华呼吁不能成立。我想,我们今后还要派他担任这项任务,有时派他一人只身前往。我们不能因为他一篇错误不太严重的短文,使他丧失了在国际会议上代表中国作家发言的条件。当时我不赞成抓住除、叶二同志作为“清污”对象,我提议批评谢冕和孙绍振,因为这两位评论家同志在鼓吹现代派思潮中宣扬了很错误的观点。稍后文艺报转载了一篇徐迟同志称赞周立波的现实主义成就的文章,弥补了李基凯的批判文章造成的不良影响;后来也发表了批评孙绍振和谢冕同志的文章。当时我对文艺报同志表现出生硬态度和急躁情绪,我愿意道歉。但对这个问题本身,我不能作言不由衷的自我批评。

会上还有同志指责我“在一九七九年曾经积极支持西单民主墙和地下刊物”。这离事实太远。为节省篇幅,不在这里申辩了。

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我承认自己觉悟不高,斗争不力,顾虑多端,旗帜不鲜明,并在“两个不提”上铸成大错。但从我的全部言行来考察,我在维护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反党反社会主义、主张全盘西化的反动路线作斗争的信念,是从未动摇过的。

(五)关于宗派主义问题

生活会上几位同志的揭发批判中,硬说我拉帮结派,搞宗派主义、小圈子。我以为这些说法与事实不符。现申辩如下:

一、姚雪垠同志揭发说:“外面有这样的谣言:一个张光年,一个王蒙,一个刘再复,结成铁三角,搞反马列主义。”明知是谣言,拿到中顾委召开的这样一个严肃的会议上散播,我以为是很不妥当的。姚雪垠同志还指责作家中“拉帮结派”“搞哥儿们”,“这问题光年同志要负主要责任。”很遗憾,我对他讲的“哥儿们拉帮结派”的话不大懂,不知其何所指;他未作任何解释,因此我难以对这种指责表示意见。

二、有的同志指斥我搞宗派主义,说是继承了周扬同志的作法;夏征农同志还说要追溯到三十年代。我要说明,无论是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的宗派纠纷,还是后来延安文艺界的宗派矛盾,我都不曾参与其间。三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我在武汉活动。一九三九年春我从山西吕梁游击区被抬到延安二十里铺医院治病养伤,在延安没见到周扬,那时也不认识他。解放前不久,我从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迁到正定时,同周扬同志才有短暂的工作接触。我在周扬直接领导下工作,是在建国以后。我在文化部、剧协、作协工作期间,曾经得到他许多帮助。我对他那时的工作精神保有良好印象。一九五六年我被调到作协文艺报工作,我同作协党组和文艺报的绝大部分同志都是初次见面合作,虽然在搞政治运动和思想批判中共同犯过一些“左”的错误,而在日常生活中互助互谅的友谊关系是正常的。五十年代中期,我调到作协前后,曾听到有的同志指责作协有“周扬宗派”,觉得奇怪。经过十年浩劫,大家都被打成“周扬黑帮”,这些疙瘩大部分焕然冰释了。白羽同志在发言中回忆说:“共事十三年,感情融洽,亲密无间。”默涵同志回忆说:“私人友谊一直很好。”“筹备(恢复)文联时也合作很好。”我想他们二位都不会认为,我们那时是一种不正常的宗派关系。

三、可是白羽、默涵同志还是指责我搞宗派主义。我就他们二位提出的根据,略作说明。一项是白羽同志指责我“坚决反对”中组部为丁玲同志的历史问题平反,“是宗派主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要说明的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前后,我从未主持过或参与过作协审查丁玲历史问题的专案,对她被打成叛徒的根据很不熟悉,而白羽同志是很熟悉的。当中组部写出为丁玲同志平反的报告,有乔木同志批示,正式向包括白羽和我在内的几位同志征求意见的时候,我确曾专程拜访白羽同志,问问他是怎样提意见的。白羽对我说:“乔木同志都批过了,我还提什么意见?”我说:“那也不一定,正是乔木同志要中组部征求意见的。”即令我漫谈中说过什么不妥当的话,我也没有表示“坚决反对”。我答复中组部所提书面意见原件具在,不难调阅查清。至于丁玲同志创办《中国》杂志,我和作协党组同志们也曾在人力物力上予以支持。丁玲同志后来身体不好,编辑工作上也不太顺手。我对她照顾不够,关心不够,这是迄今引为遗憾的。

另一项是默涵同志提出:“组织工作搞宗派主义,拉帮结派,这几年发展不少会员,建议查一查。”我很赞成默涵同志的建议。这几年作协书记处讨论各地分会及其它单位提出的新会员名单,我没有参加讨论。我对书记处及书记处下设的初审小组采取信任态度。我对某次名单中的个别人入会是否适宜提过意见,也转达过主席团某个同志的意见,我想这不应属于“拉帮结派”“搞宗派主义”的性质。

大家知道,文艺界特别是文学界,长期存在不团结的现象。建国以后的十七年中,历次运动都发生扩大化现象,团结面一次一次地缩小了。粉碎“四人帮”后,在党中央、中组部、中宣部的正确领导和具体帮助下,作协较早成立了清理已往积案的专门机构,使得一大批过去被错划错批的文学家重新回到文学岗位;作协及各分会又从新时期文学新人中吸收了一大批新会员,文学界的团结面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扩大了。我们在团结工作上还存在一些亟待纠正的缺点错误。但是把“宗派”“小圈子”等等帽子加在我们头上,是难以接受的。

虽然如此,我还是应当反躬自省。在座的有些同志知道,我过去是搞大圈子的。在白区工作时候,在党的领导下,长期做文艺界、文化界的统战工作,联系党内外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协助民主党派——主要是民盟的工作。这些工作的性质,逼得我必须搞五湖四海。我在解放区和建国后的各项工作岗位上,虽然毛病很多,失误不少,但在历次鉴定或评估中,也都还有“坚持原则,团结同志”这个积极方面。为党工作几十年来,我从没有过“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的坏名声。为什么现在产生这样严重的误解呢?这可能是由于自己年纪大了,体力差了,身子懒了,自己把活动的圈子越缩越小。不但同在北京的文艺界以外的各界的党内外老朋友们大多失掉联系,就连文艺界的老战友们、新同志们也很少来往。思想感情的沟通越来越少,误会和隔阂就越积越多了。再就是会上张僖同志指出的,工作中有了点成绩(成绩是党的领导、同志们奋斗的结果),我就有点骄傲了,有时固执己见,不那么遇事向同志们虚心求教了。这一点,我还没有完全想通。因为这些年忙忙乱乱过去了,写作很少。我常自恨自嘲自己是空头文学家,总想抓紧余年写点什么,留下点可读的东西。但张僖等同志的提醒,是值得我认真考虑的。因为只要有骄傲自满情绪,就会固步自封,听不进不同意见,甚至拒人于千里之外。那是很危险的。

(六)我是否违反了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一位我非常尊敬的中顾委老同志语重心长地发言说:“听了刘白羽、林默涵同志的发言,使我知道这里思想路线分歧是严重存在的。”“一个要搞社会主义;搞自由化的要全盘西化。”问题已经提到这样的高度,我不能不提出申辩。

一、在我的记录本上,白羽同志确实说过“全盘异化就是全盘西化”。听时我不大留意,我以为他不是讲我的。因为我并不赞成“异化论”,我这些年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中,从未宣扬“异化论”,连“异化”这个名词也没有用过。我想白羽同志不会不知道,无论是政治上的全盘西化,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文学上的否定民族传统、否定革命传统的全盘西化,都是我竭力反对的。我所宣扬我所维护的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会主义文学,我所热望我所追求的是高质量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我这样说,也这样做的。为着发现新人新作,促进创作繁荣,这些年我同作协及各分会许多同志们一起,在文学评奖工作上倾注了大量精力。我参加较多的是小说和报告文学的评奖,特别是协助巴金同志主办了两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奖)。作协主席团、书记处为历届的各项评奖都设有评选委员会,各委员会都包括首都和外地的著名作家。作协这些年的评奖工作是否符合党的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精神,这是值得仔细检验的。我个人认为,虽然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作协对这项工作是郑重其事的;总的效果是好的,是符合社会主义事业、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利益的;根本不存在全盘西化或全盘异化的问题。

二、一九八三年六月底至九月中旬,中宣部文艺局赴作协调查组到作协调查研究两个半月,事后写出了《中宣部文艺局赴作协调查组〈关于作协工作和领导班子状况的调查报告〉》,同年十月二十二日打印成册,曾分送作协党组和我个人各一册,据说还送给了中央书记处。送给我的一本,一时找不到了。我只从旧笔记本上查出当时摘录下来的几段《调查报告》中对作协党组和我个人工作情况的估计(鉴定语或评语)。《调查报告》一分为二地指出作协党组和我个人的优缺点。指出缺点方面,例如说:“但也有一些同志反映,光年同志近年来,对作家作品强调保护多,而对错误倾向进行批评少,在反对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文化思想(如西方现代派)的侵蚀,反对文学领域的自由化倾向方面,旗帜不够鲜明。”是说得对的。我曾当面向调查组的各位同志表示接受和感谢。《调查报告》在肯定作协党组的优点方面,指出“在政治上努力同中央保持一致,积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关于张光年》优点的估计,有“作风正派”“注意和中央保持一致”的评语,说这是调查中“大家几乎一致反映”的。倘使这些估计和评语还可以继续成立,那就并不存在我和作协党组根本违反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问题。

三、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指明:“全党同志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两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赵紫阳阳同志《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共中央认为,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路线的基本点是两条: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条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两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又说:“只讲一条,不讲另一条,不符合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以上均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书)

从以上征引的党中央对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正式的全面的阐解,可以看出来:

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总目标来看,我是根据小平同志的思想,结合文学工作的实际和文学改革的要求,在“四大”主旨报告中向全国文学界正式提出“建设高质量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的课题。这是符合党的路线的要求的。

从这条路线的第一个基本点来检验,我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努力和中央保持一致的。虽有缺点错误,但决不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另搞一条全盘西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反动路线。前面已经申辩说明过,这里不再重复了。

从第二个基本点来检验,除了我所发表的一些宣扬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言论可资验证外(单从“四大”报告也多处可见),还可以从我积极参与的作协举办的文学评奖来检查。在评奖工作中,我和作协及分会的许多同志,力求通过小说和报告文学的选拔和评奖,鼓励作家投入城乡改革的实际生活,多写出一些反映改革的好作品。这方面获奖的不少佳作,经过发表、出书、改编成戏剧、电影和电视片,在群众中产生了积极影响。有些作品被译成各国文字,向各国人民宣传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动人情景。我认为这些良好的开端,是应当受到支持的。

总之,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总目标及其两个基本点结合起来看,我和作协党组是努力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是努力和中央保持一致的;虽然执行中有差错。我认为,会上几位同志指斥我违反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时候,如果下判断不那么匆忙,如果能够把这条路线的唇齿相依、缺一不可的两个基本点结合起来考虑,对作协工作的成败得失做出准确的判断,那就对我、对我们的事业,定会有更大帮助。

(七)我的再检讨

我从会上几位同志的发言得到启发,其中林默涵同志、唐达成同志对“四大”报告提出的问题,引起我进一步的思考,并连类而及地想到“四大”前后的思想问题。

一、达成同志说:“光年同志的主旨报告,全篇报告没有针对消极现象提出批评,没有号召对不良倾向进行斗争,这涉及方向问题。”默涵同志回忆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讨论“四大”报告时,他曾提议报告中重温小平同志对文艺工作的多次批示,说明成绩之由来,应归功于三中全会路线的正确领导,还由于小平同志多次提出批评指示,使我们避免犯大的错误(大意)。显然,默涵同志的提示是十分重要的。当时我很糊涂,我想,报告中已经一再征引了小平同志的重要指示;既然已经说过“两个不提”了,小平同志那些针对自由化和精神污染的批评指示就不好在这里再引。现在想来,我那时如果稍稍虚心一点,即令还是“两个不提”,而补写当时可以看到的重大缺点和创作上的不正之风(我在报告里只不过抽象地指出“有的作者路子还不是很正”),像达成同志这次说过的那样,针对不良倾向进行严正的批评,那就对会后歪风邪气的泛滥,多少起到些提醒或抑制的作用。因此,对于默涵同志、达成同志这方面的批评指责,以及会上别的同志类似的批评,我是心服口服的。

二、我从一九八一年正式接手作协党组工作后,由于思想文化领域常受来自“左”的、特别是来自右的干扰,文艺上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的斗争不得不警钟常鸣。这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斗争,是无可避免的。在政治斗争空气比较紧张的时候,同志间的指名道姓的自由批评要特别慎重。由于我时常想到“文革”前历次思想批判的经验教训,我非常害怕混淆反自由化、反污染的斗争与日常同志间自由批评的界限。我强调“鼓励为主”,而把对不良倾向的批评放在很不重要的地位。作协党组和文艺报的同志有时向我反映某某有问题的作品和言论,我也未充分重视。我很少认真研究这些不好的作品和言论,更没有下功夫组织深入的讨论和批评。我承认:这是严重的失职。“四大”后退居二线,看东西少了。听说有些青年作家和评论家走得太远,我找几篇来看看,很生气,也不过在与同志们谈话中发发牢骚,在自己的几篇文章和几次讲话中,不指名、不具体地发表一点批评意见,起不了多大作用。我空担了一个“理论批评家”的虚名,却对文艺上的歪风邪气的泛滥采取这样不负责的态度,是不可挽回的过失。

三、我同意同志们的批评,我让唐达成同志向“四大”代表们原原本本传达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的内容,是我的又一个错误。因为原来的报告送审稿发的较宽(为的向文艺界负责同志等征求意见),现在经过删改,“两个不提”了。加上原来的中宣部人事安排小组曾向各分会及许多作家征求意见,形成了一个人事安排初步方案,现在人事安排小组撤销了。这两个变动太大了,不向代表们传达是很难办的。书记处工作会议在谈及人事安排小组名单时,耀邦同志说:“如果是中宣部中组部圈定的,一律撤掉。”随即对我说:“你们讲一下,充分民主。”虽说这样,我让达成同志传达时,未再请示,还是错误的。达成同志比我细致些,他对于那次工作会议上耀邦同志指名批评上海“左”的由来以及别的同志谈到类似的问题,并没有原原本本地传达。总之,这个问题的责任在我,不能推给别人。

我的申辩和再检讨说完了,其中难免有许多不妥之处,请同志们给予批评和帮助。

(一九八七年六月八日抄改毕)

 

(说明:1998年岁末,我拜见张光年老,就第四次作代会采访。在讲述了这次大会的情况后,他也讲到了1987年中顾委的“生活会”,并找出这份《我的申辩和检讨》。他说:你可以参考,也可以引用,若收录书中,也无妨。很多年过去了,这份材料没有全文公开过。现公布这份材料,可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生活会”的情况。——徐庆全)

 

来源: 炎黄春秋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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