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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志勇:国家变革对儒学发展有什么启示?

更新时间:2014-03-04 10:04:50
作者: 姜志勇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对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不但把传统文化作为决定中国发展道路和治理体系建设的核心因素,更对传统文化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从中共领袖习近平的论述来看,他期盼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能在他主导的改革中、在未来中国的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事实上,要求传统文化、儒学发挥积极作用的呼声,这些年不绝如缕,典型的就是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的兴起。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感觉到传统的重要性,也更愿意从传统中寻求解决现代问题的资源。不过,与人们对传统的热情相比,学者对传统文化、儒学该如何发展则缺乏共识,有时更显得茫然。

   思想是时代的精神精华,它离不开时代的现实。当前中国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无论是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还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全面改革,变革都是当前时代的最大现实,儒学要实现自身发展,就必须从国家发生的变革中获得启示,从国家变革的需要中寻找今后研究和发展的重点方向。

   由于历史原因和当前特点,中国的国家变革分为三部分,一是一百多年来要求实现民族富强的变革,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社会变革,三是当前进行的全面改革。以上三个变革是息息相关的,他们都对儒学发展提出了要求和启示。

   第一,建构中国秩序需要中国思想,尤其是儒学思想。自从1840年中国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后,中国的精英就一直在寻求变革之路。从洋务运动开始,精英企求通过变革建立新秩序,从而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从这一角度来看,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正在进行的全面改革,都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精英寻求变革的延续。

   不过,令人深思的是,中国的变革持续了一百多年还没完成,中国还没建成一个可以实现长治久安和民富国强的治理秩序,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这种情况的出现,和中国思想、儒学的衰弱有很大关系。一百多年来,自身文化和思想的衰弱,导致中国精英不断向外寻求资源,尤其是英美法德日俄等国,这些国家的经验、历史和思潮都先后传入中国,中国精英对外来思想具有无比的热情。不过,今天我们都知道,外来的东西因为是舶来品,难免水土不服,那种企图用外来思想实现中国治理秩序的梦想,注定不会成功,中国秩序还得靠中国思想。习近平说,中国文化决定了中国道路、中国秩序的独特性,也就是说中国秩序要靠中国文化、中国思想来建构。

   重建新秩序离不开儒学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为中国新秩序贡献思想的重任,无疑要落在儒学身上。未来,儒学应根据自身传统和时代特点,建构一套治理秩序,就像传统时期的"仁""礼"秩序一样,这套秩序能给国家带来强大、秩序和繁荣。须知,在清朝之前,处于儒家秩序下的中国一直是世界强国。

   第二,治理市场经济带来的精神危机,需要儒学安定人们心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相对于经济、政治和制度的变化,社会的变化,尤其是心灵的变化更大,中国人在一切向钱看的同时,失落了自身的精神家园,中国人的心灵不知应在何处安顿,人们对自身行为变得无比茫然。

   近年来,国人开始反思这一现象,也开始意识到了传统的重要性,传统文化对身心安宁的重要性。在这一反思下,中医养生、佛道养心等逐渐热起来,中医馆、寺庙和道观的门庭,开始出现成群的百姓。在传统中国的思想结构中,儒释道是互补的,中医养生和儒家修身养性也是互补的。如果仅仅养心、养生,而不修身养性,身心是很难安于所处,特别是对于不愿成为宗教徒、生活在世俗中的我们来说,修身养性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

   这些年大陆儒学发展偏重政治和制度层面,对心性层面重视不够,特别是对于心灵层面的传统资源重视,即使一些学者倡导的儒教,也是政治成分居多。其实,相对于政治与制度层面,如何解决因现代社会而产生的心性方面的现代烦恼,社会需求更为强烈,儒学应充分发挥其心性方面的资源,不仅要为现代人心灵的安宁提供思想资源,更要为人们道德的提升和心灵境界的提升提供思想资源。只有当中国人在心灵上对儒学重新产生依赖的时候,儒学复兴才真正算完成。

   第三,新一轮改革面临的不确定性,需要儒学进行引领。当前,中国政府推动的改革,在横向上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党建等六大方面;在纵向上则分为两个层次:思想变革和制度变革。不过,对于这一轮改革,中国政府在指导思想和制度建构上,存在两个截然相反的现象:一方面有明确的思路,对于改革所要坚持的指导思想、道路和理论有明确的规定,对于将要进行的制度改革也有明确的设计;另一方面又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但对于思想解放的方向和解放后所要达到的状态,则无明确规定,同时在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上,要求"摸着石头过河"。这种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并存的现象,折射出了改革者内心对新思想的渴望,儒学未来应在思想和制度的不确定性方面进行大力研究,通过参与这些思想和制度的变革,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同时为新思想和新制度注入中国文化因子。

   在政府推动改革后,社会必然要做出反应,进行变革,这主要包括两方面:生活方式变革和观念变革。对于这两方面变革,改革者在改革的设计中没有提到,但这两方面变革对政府推动的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改革后,百姓不愿意根据新制度调整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新制度将很难良性运转。更为值得重视的是观念的变革,即使百姓的生活方式暂时发生变化,但其内心并没有真正接受这种方式、安于这种方式,新制度将不稳定。因此,对于改革后百姓应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以什么心态来生活,儒学应该发挥引导作用。当然,这不是要人们重过某种千篇一律式的生活,更不是要压抑个性,而是要研究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生活节奏和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的今天,人应该如何调整自身、保持一个更积极的心态,过一种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

   国家变革对儒学发展提供了启示,儒学要真正实现发展,就需调整自身发展道路,改进自身研究方向,在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重点开展实证研究,重点研究现实问题的儒家式解决之策。如果儒学的研究对象,还停留在传统的主题和话题,还停留在王道政治、天理人欲、格物致知、喜怒哀乐和春秋笔法等方面,而不对现实的新问题、新情况进行关注和研究,儒学就很难和现代社会对接,很难成为一种"现代的学问"。须知,儒学的现代化不仅仅是对传统理论进行现代阐释,不仅仅是传统话语的现代转换,还应是对现代问题的研究,对现代需求的回应。

   作者是中国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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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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