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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杰 施戊杰:建立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增长方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

更新时间:2014-02-26 12:43:25
作者: 魏杰   施戊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新重大成果。在《决定》中,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总原则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可以讲就是“市场决定论”。这标志着我国将正式告别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向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增长方式转型。只有正确认识这一重大转变,我们才能统一改革的思想与行动!

    

   一、转变增长方式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动因

   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甚至形成“中国模式”。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改革,不断拓展改革的广度与深度?只有充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才能真正凝聚改革共识,才能告别过去、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改革的新征程。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动因,是中国的内外国情发生深刻变化,原有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建筑其上的体制机制也亟需转型。唯有按照“市场决定论”转变增长方式,实现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才能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将发展成果惠及全民,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基础、以资本积累与对外出口为主动轮的增长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以地方分权竞争与晋升激励为内核的机制安排。这一增长模式具有内在的协同性。政府既有能力也有激励招商引资并主导基础设施投资,从而突破资本稀缺与外部性产业投入不足的发展瓶颈,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则能通过出口保证价值实现。但这一增长模式也不断累积着自身矛盾。一是生产出的财富更多用于积累,必然减少消费,压抑国内有效需求,从而导致依赖外需消化国内生产。一旦外需减弱,过度投资就会在实体经济层面造成生产过剩,在金融层面累积政府债务。二是政府推动投资,虽然可在后发国家通过模仿先进国创造赶超效应,可随着发展差距缩小、后发优势减弱,政府犯错的可能性大为增加,极易导致资源错配。相较于企业在市场中不断试错、优胜劣汰,政府犯错的成本极其高昂。三是政府以经济增长为目标、专注资本积累,就难以全面履行其保障个体产权、维护劳动者权益、提供公共服务、保护生态环境等各项职能。这是导致国内民众难以分享发展成果的重要原因。

   中国内外国情的深刻变化是原有增长模式难以持续的根本原因。一是全球化格局发生重大变化。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曾是中国通过开放利用外需的历史机遇。但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主要发达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复苏艰难,贸易保护抬头。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也使得高端制造业开始向母国回流。我们的全球化战略必须转向以扩大内需为基点。二是国内要素相对价格发生重大变化。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是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极度稀缺,而大量剩余劳动力却未能得到充分利用。但近十年来,我们的劳动力价格大幅上升,其上涨将呈长期趋势。人力资本则因大学扩招等供给结构变化,价格保持低位。物质资本总体充裕,但呈现二元分割,民间资金投融资成本高昂。而随着环境污染愈发严重,民众健康需求增加,环境价格上升。我们必须根据新的要素相对价格调整发展路径。三是国内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随着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政府公共服务长期缺失,公众权益诉求迅速增加,社会冲突加剧,增长成本的社会承载能力正在迅速衰减。内外国情的变化内生于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迁。因此,我们既不能因当前的改革而否定原有增长模式的成就,亦不能因过去的成绩而懈怠抵触改革的全面深化。

   在新的内外国情下转型中国经济,其根本点就是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转变为由市场决定。只有在 自由竞争中激发创新动力,在自发试错中探寻创新路径,在产权流转中保障创新实施,我们才能从以成 本优势为特征的增长方式转变成为以技术优势为特征的增长方式。只有将分配消费与积累的决策交还 个体,将运用资本的判断交还企业,将投资主体的选择交还市场,我们才能从盲目强调扩大出口和吸引 外资的增长方式转变成为内需支撑性增长方式,从单纯强调政府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转向同时重视社 会资本和消费的增长方式。只有政府不再作为配置资源与促进增长的中心,切实担负保护产权、社会治 理、公共服务的职能,我们才能从高消耗能源与高污染的增长方式转向节约与环境友好型增长方式,从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社会矛盾突显的增长方式转向公平公正与和谐性的增长方式。而确立市场在经济 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正是《决定》阐释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突破。

    

   二、转变政府职能是实现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动力

   政府是全面深化改革最主要的推动者,也是全面深化改革最重要的对象本身。内外国情的深刻变化要求转变增长方式,我们为此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理论、新思路与新举措。但实现从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转变成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增长方式,动力在于政府职能转变。其路径包含两条:简政放权与正确有为。

   (一)简政放权

   “简政”就是要减少政府的非生产性支出对经济的影响。一是减少政府编制。《决定》要求,“严格控制机构编制,严格按规定职数配备领导干部,减少机构数量和领导职数,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推进机构编制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二是减少政府消费。《决定》要求,“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改革会议公文制度”,“健全严格的财务预算、核准和审计制度,着力控制‘三公’经费支出和楼堂馆所建设”。三是减少政府不当投资。《决定》要求,“改革政绩考核机制,着力解决‘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四是杜绝政府工作人员寻租。《决定》要求,“完善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和责任追究制度,着力纠正跑官要官等不正之风”,“完善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亲属经商、担任公职和社会组织职务、出国定居等相关制度规定,防止领导干部利用公共权力或自身影响为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谋取私利”。五是仍由政府配置的少量资源应坚持市场化原则。《决定》要求,“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

   “放权”就是放开政府配置资源、管理社会的权利,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一是向市场放权。政府不再是资源配置核心,能通过自由竞争有效配置资源的都交给市场。《决定》要求,“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二是向社会放权。政府不再是社会治理的惟一主体。社会组织要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决定》要求,“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三是向企业放权。政府不再是经济建设的中心。企业能够自主决定的,政府不再干预。《决定》要求,“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企业投资项目,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决定》还提出,“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削减资质认定项目,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把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四是向地方放权。应充分发挥地方政府贴近基层的优势,实现央地优势互补。《决定》提出,“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决定》还提出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间的财权与事权。【9】

   (二)正确有为

   “正确有为”的本质是政府积极承担社会公共管理职责,保证市场有效运行。

   加强宏观调控,保障经济稳中求进。一是限定宏观调控内容,政府克服市场失灵的同时应保持市场自主,实现市场与政府职能匹配。《决定》提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二是明晰宏观调控手段,尊重市场机制规律,实现政府与市场手段协调。《决定》明确宏观调控体系“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包含“节能节地节水、环境、技术、安全等市场准人标准”。三是提升宏观调控能力,增强调控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实现市场与政府作用契合。《决定》要求,“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提高相机抉择水平,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四是精准宏观调控发力,推动产业协调升级。农业是稳定之基,科技为发展之源。但市场机制中,两者皆因巨大外部性而投入不足。《决定》要求,“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改革农业补贴制度,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完善政府对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的支持机制”。【9】

   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公平有序。只有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才能保障利益最大化的个体行为与社会利益一致,否则将出现行为扭曲,甚至“劣币驱逐良币”。一是加强产权保护。必须严格保障产权所有者权益,坚决打击违法犯罪欺诈行为。《决定》要求,“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严密防范和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二是加强质量监管。必须严格保障消费者权益,尤其是生命健康安全。《决定》要求,“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建立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三是加强安全监管。必须严格保障劳动者权益,不能让鲜血成为利润与发展的代价。《决定》要求,“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四是加强环保的制度建设,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决定》要求,“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强化和优化公共服务,推动公民受益均等化。一是文化服务。《决定》要求,“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统筹服务设施网络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整合基层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学普及、体育健身等设施,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二是教育服务。《决定》要求,“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三是就业服务。《决定》要求,“完善城乡均等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增强失业保险制度预防失业、促进就业功能,完善就业失业监测统计制度。”四是社会服务。《决定》要求,“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健全残疾人权益保障、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五是社会保障。《决定》要求,“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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