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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汝信:《廖汉生回忆录(续)》辨正

更新时间:2014-02-26 12:36:51
作者: 余汝信  
因此,林彪要‘削其羽翼’,我是在劫难逃的”。

   廖汉生认为,是军委第一副主席林彪,要削去第二副主席贺龙的“羽翼”,而同是红二方面军出身的廖本人及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都是“羽翼”之一。王尚荣早于1966年9月2日已被总参宣布停职反省,起因为与代总长杨成武的矛盾冲突,杨认为王要夺他的权。对王停职一事,目前尚未有任何证据证明林彪涉及其中。而林彪是否真的说过要对贺“削其羽翼”?他在什么场合、什么时候,对什么人说过这句话?亦无从考证。事实上,直接对贺龙采取“措施”的,却是周恩来。

   贺龙的政治生命其实在1966年9月后已出现危机,延至1967年1月19日,周恩来与李富春代表中央,正式与暂寄住周处的贺龙谈话,据《周恩来年谱》引述谈话的大意为:“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在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后他不放心等。又说:毛主席是保你的,我也是保你的。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不安全,连朱老总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10〕次日凌晨,周派杨德中秘密护送贺龙和薛明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不知所谓“安静的地方”,与打入冷宫有何不同?“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事后证明也是一句假话,周借此扔掉了贺龙这个熨手的山芋。

   上述谈话内容显然并非原话。以周的性格,当时不可能直呼林彪其名,这是其一;以谈话的口气,周似乎不是在代表中央,而是代表林彪与贺龙谈,这是其二。周即便是说了这些话,那也是借林彪为自己找个台阶下。自1927年南昌暴动始,在共产党最背运时(贺龙语),贺即追随共产党,周对其应十分了解。追随四十年的结果,是将其弃之如敝屣,对此突而其来的打击,贺只得对天长叹:“我没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贺指谁“把我看成这样的人”?林彪?周恩来?毛泽东?贺龙与林、周、毛三人的关系,以及他在文革前期即被打倒的整个过程,说来话长,这里就此打住。

   廖汉生是先于贺龙而被关押。“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古今中外,莫不如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队伍,也不例外。

   1967年1月8日。“军区党委常委会议在城里庆王府的原司令部办公地、现为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召开,研究“文革”运动的有关问题。正在开会期间,军区保卫部打来电话,报告说:‘文工团‘造反’的人已经出发,到廖政委家里去了’。我的家就在后海,离庆王府很近。接到报告,党委副书记郑维山同志离开会场,出面去和文工团造反的人交涉。郑维山同志走后,列席常委会议的干部部董奋部长说道:‘今天早上,在西山的军区司令部办公楼里,有人给廖政委贴出一张大字报。他们大概就是为着这张大字报来的’。会议室里的气氛紧张而压抑。会议无法再开下去,大家都在默默地等待。我清楚地知道:厄运已经来了。过了一些时候,郑维山副书记返回来。他对着我,也是对着大家说道:‘没有事,他们要廖汉生同志去看大字报’。我知道这一去肯定是凶多吉少,於是收起笔记本,掏出文件柜的钥匙,一同放在桌子上,然后向主持会议的党委第二书记杨勇和全体常委委员们告辞:‘我回去见他们,请常委将情况报告军委和总政’。一出会场,我就失去了自由,被人押着回到家”。

   廖汉生是话中有话。郑维山明知廖厄运将至,但却轻描淡写地说“没有事”,实际上是将廖骗出了会场。杨勇和全体常委在最后关头也没有明确表示什么态度,实际上是将还是军区党委第三书记的廖交给了群众,廖当日即被关押。这一切是否早有预谋,仅廖一人蒙在鼓里?荣损之间,廖汉生肯定深深感受到人世间的世态炎凉。

   “我是1月8日被抓起来的,1个多星期以后,杨勇司令员也被抓了起来。就这样,北京军区成为全军12个大军区当中最早受到冲击的一个军区,也是司令员、政治委员双双被抓的一个军区,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

   杨、廖被抓,直接得益的应是郑维山。1967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郑维山代理军区党委书记。1969年6月,中共中央正式任命郑为北京军区司令员。〔11〕至於那一张挑起事端的大字报──“他们简要讲述了大字报的内容:你有4条罪状,一是杨、廖两家关系密切,杨尚昆的问题出来以后,你为什么不揭发?二是1964年大比武的错误,政治委员难道不负责任吗?三是你身为北京军区政治委员,为什么插手第1军?四是对总部不尊重”。

   大字报是谁写的?廖没有点明,仅说“这张大字报是由‘全军文革小组’的几个人写的”。后来“1979年秋,大字报的署名者中的一位给我写了道歉信”。

   据笔者了解,大字报的署名者,是谢镗忠和李曼村等,写道歉信者,指的是谢镗忠。谢,时任总政文化部部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李,时任总政宣传部部长。两人均为1967年1月11日改组后的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未几,双双被打倒,文革后期获解放,谢镗忠1975年任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后任军区顾问,1985年9月离休。李曼村文革后任军事学院副政委、国防大学副政委至1988年离休。文革中先是积极分子而后成为受害者的,谢、李也算是典型。

   1972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中办信访处摘编的廖汉生女儿廖春英致毛本人的信“内容摘要”页上批示:“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毛所谓林彪指使的“个别人”,指的是谁?郑维山?谢镗忠和李曼村?所谓“未经中央讨论”,恐怕亦非事实。北京城里的一个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双双被关押,“中央”及毛本人难道从1967年至1972年五年间都从未听闻?据有关组织史资料,1967年3月,中央军委就已批复“责令杨勇、廖汉生停职反省”,前述1967年10月郑维山代理军区党委书记,是中共中央批准的,1969年6月郑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是中共中央任命的,杨、廖不倒,郑何以能任命?这一切难道“中央”及毛本人也能说毫不知情?林彪一个人可以批发中央文件吗?毛泽东讲的,显然不是真话,说穿了,他是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自己永远正确。(2004年3月,文革史读书札记之一)

    

   注释:

   〔1〕廖汉生:《廖汉生回忆录(续)》(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本文引自该书的叙述,不另一一注明页数。

   〔2〕廖汉生自华北局于1960年成立始即为书记处书记。惟中央“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是5月24日才发出,华北局是否4月14日已开会传达,存疑。

   〔3〕《杨尚昆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页221。

   〔4〕同〔3〕书,页234-235。

   〔5〕〔9〕参见《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1921-1987》(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北京市军事系统组织史资料部分。

   〔6〕《陆军第63集团军组织沿革史》(第63集团军军史编研办公室),页58。

   〔7〕《周恩来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31-32。

   〔8〕《陆军第65军军史》(第65军军史编审委员会,1989),建制序列沿革一览表。

   〔10〕同〔7〕书,页114。

   〔11〕《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五卷(北京:长征出版社,1995),页153-154。

   〔12〕《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下册(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页1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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