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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励生:全球化语境、人类生存处境与交互性文学

——评林湄长篇小说《天望》并与韦遨宇先生商榷

更新时间:2014-02-23 20:49:16
作者: 吴励生 (进入专栏)  
乃至戏讽和解构而已。

   这样,我们就该直接进入林湄小说文本的具体分析。如果离开了文本实际,哪怕罗列出的理论再正确,恐怕多少也有点无本之末罢。也许需要解释一下,我所说的交互性文本不仅仅是指一种互动概念,比如作品中的人物与人物之间、作者与人物之间、作者与世界之间,而且指作者与读者之间和作者与评论者之间——更为重要的是,交互性(interactive)概念还不仅仅来自互联网或者多媒体领域的运用上,更是在互联网实际上“命令”与“撒播”的关系上的描述,比如随着我们输入的不同“命令”只需“点击”不同字词、概念或者链接,就可能被引向不可知的方向与迷宫等等。我所强调的林湄文本的交互性,就分别带有上述二者的不同特点,从而形成林湄特有的超文本探索指向的。因此,林湄的叙事特点就是把人物环境虚无化,甚至笔下的欧洲也是个大欧洲或者抽象的欧洲,也即连哪个具体的欧洲国家都不是很确定(尽管不同的人物可能会有或西欧或东欧或北欧的血统或者国籍,当然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有中国血统的混血儿或者干脆来自中国),这当然跟当下的欧洲已经把地理的欧洲和问题的欧洲联结在一起有着很大关系——如果把欧洲各国历史和具体情境暂时放进括号里的话,有着共同文化渊源的欧洲和共同命运的欧洲就可能是世界公民的或者欧洲共同体的欧洲,不仅他们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后现代世界风险,需要共同体共同面对,即便是气候变化这样的现代性直接后果也是他们需要共同面临的政治重建问题等等——顺便说一句,林湄小说的大部篇幅中,因地球变暖的缘故欧洲大地总是暖洋洋而又懒洋洋的,这似乎就形成了林湄叙事中特有的病态氛围和基调。当然我们可以说,关于大欧洲的抽象目的是为了突破时空限制,从而为问题的展开和讨论提供方便,尽管其中讨论的所有问题也大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无须讳言,中国人在欧洲尤其是新移民们在欧洲的生存状态,林湄比对欧洲社会和生活本身的体验显然直接得多也用心得多。比如微云表哥阿翔和表嫂赵虹的关系,微云与留学生老陆的关系,老陆在中国餐馆打工引出的跟餐馆老板妹妹阿彩的关系等等。这样一来,作为具体的中国人便是中国文化的最为重要的载体(所谓人走到哪里文化也就到那里),也就非常自然地参与到林湄的文本性经营之中。似乎也便是据此,韦氏才得出了“交互主体”或“主体互置”概念,并以此概括了林湄文本的主要特征,我想是有其道理的。

   或许应该进一步引用韦氏的说法:“作者有意‘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使故事发生的地点虚拟化、抽象化、象征化,形成一个不同肤色、语言、宗教、不同文化特性、思维方式、感受方式、表达方式互相作用的物理学意义上之‘场’,并带着对现实的思考和对文化典籍的梳理、探讨和研究,架起一座东西方得以沟通、理解、信任、宽容与博爱的桥梁。作者选取的弗来得祖上三代人分别具有西班牙人,英国人和印尼血统,而弗氏又娶中国姑娘微云为妻,麦古思、罗明华与海伦等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东西方人种的混血儿,更是文化学意义上的符号和象征。”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虽在诸如麦古思、罗明华与海伦等人身上确实具有文化学意义,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从微云、老陆、阿彩以及等等许多中国人在欧洲生活的情形看,大致是处于社会的边缘,如果基本无法融入欧洲的主流社会,又如何在东西方之间建起真实对话与沟通的“桥梁”?因此紧跟着的问题是,后工业社会已在欧美出现了“自反性现代性”,若要解决那些许许多多的“自反性”的全球性问题,必然得采取超越民族-国家的分析单位和方法,但是悖论在于:超越民族-国家以求“现代性替代方案”又必须求助于民族-国家,才有可能得以真正落实和问题获得解决的可能性。而作为现代性民族-国家尚未真正有效建立起来的仅仅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中国人,双重尴尬则在于,置身于中国和置身于欧洲面临的语境和问题完全不同,前者因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并未能确立起来,后者则是无法真正进入人家运行已久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双重缺失对话资格。这样一来,也导致了《天望》文本探索在中国大陆和欧洲大陆的不同接受状况:《天望》在中国大陆出版,在欧洲以及海外汉学界颇得一些好评,在中国这个作品发表的大陆却被许多人“看不懂”。若加细究,其实也简单,因为中国当下的文学或者作家甚至已经丧失了对民族、国家、历史、个人乃至世界、人类问题的思考能力和兴趣,上个世纪新时期以来,尤其是在搬运、消费和大面积复制西方蓝本的平面狂欢的情形下,尽管文学的技术和形式的能力确实也有长足的进步,但“推进意义的能力”却基本付诸阙如,作家的心灵和精神结构异常苍白。《天望》则反其道而行,游离于当下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之外,自然就会被“看不懂”,而在欧洲大陆语境里面自然就会非常好懂。只不过,让人心存犹疑的是,《天望》是否可以超越中国人在欧洲的尴尬并能进入欧洲的主流社会,比如在欧洲以德文或英文出版?因为作品本身无论如何是建起对话和沟通的更重要的“桥梁”。

   窃以为,从对话与沟通的意义上讲,似乎又有必要做些更深入的文本分析。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天望》简单的故事结构:由于爷爷马里若士的去世,弗来得既与其孪生兄弟依理克分别得到一笔遗产,又分道扬镳然后各自创造新生活,然后引出W牧师与弗来得堂叔保罗(前者为马里若士好朋友也是弗来得决意做个传道者的直接鼓励者),在保罗家里引出女儿卡亚和她的性伙伴汉学家麦古思;开始传道生活与教友罗明华结伴同行(罗明华借了弗来得钱做生意,破产后最终又当了依理克公司里的助手,直至依理克的公司也破产),之后引出罗明华的同性恋伙伴艾克(既是画家又是拉皮条者),又引出Z牧师和学富五车又放荡不羁的浪子比利,以及慈善工作者和志愿者菲里、海伦;之后再引出异教徒H牧师等……而以微云(因弗来得忙于传道而引起的)单调的生活为主线,先是微云初到新大陆饱受“官二代”的表嫂赵虹之气后由赵虹朋友翠芯(过渡性人物)牵线成就婚姻,之后引出偶遇的老陆并与之发生婚外情;在老陆打工的餐馆认识阿彩,之后引出阿彩的婚姻生活并为生下与老陆的私生子后离家出走的微云合作办“看相馆”埋下伏笔,中国大陆的偷渡客、打工者或者留学生等芸芸众生大都生活悲惨,直至最后,微云重新带着私生子“撒母耳”回到弗来得身边……我们看到,也便是双方的生活情境不断“引出来”的人物和故事构成了基本的文本交互性特点。如此简单的故事结构却又能不断地推进意义,承载那样巨大的思想含量和文化信息,假如没有特别强大的语言和形式的张力,并在艺术效果上形成强大感染力的超级文本,是有相当难度的。坦率地说,由于林湄完全反其道而行,游离出中国当下“文学史”写作方式也付出了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在叙事和表达方式上反而没有中国当下作家的技巧来得娴熟和老到,从而给人留下不少艺术上的遗憾。事实上,林湄的心灵感觉和艺术感觉原本是相当敏锐的,尤其是《天望》的前十多个章节之内,有关心灵与感觉的暗示性描写有时还特具大手笔,如:

   这一刻,好像睡在月亮上,迷蒙而奇妙,因为是异族婚姻;这一刻,床是水做的,柔软而飘忽,因为是初尝禁果的男女;这一刻,他在杂草灌木缠绕的旷野里,找到了天地之间的一道‘天桥’,啊呀,他兴奋地忘我地迈开步,走过去,走过去,然后……经过阶层……来到另一头,踩下去,踩下去……万籁俱寂,只能感觉到人体磁场中发出的兹兹声……弗来得突然发现世界之美,风景之无穷,原来延续生命的奥妙,全在于这神奇的桥梁!……空气停止了活动,家具换上了新装,花朵发出芬香,树叶临窗窥视,烛光在跳跃,野鸟在鸣叫,宇宙间所有的美与善,都聚拢在伊甸园里了……

   又如:“尤其睡觉前,非音乐催眠不可,至于选择谁的音乐却因心情而定,高兴时听韩德尔轻柔细腻、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阿里路亚’合唱曲,休闲时听贝多芬扫描田园风光、雷雨场面的狂热、高傲情绪的发泄,天气不好时听充满哀伤的福列管弦乐名曲‘佩里亚斯与梅利桑德’。此时,乐声在空气里荡漾,拍击着旧式建筑物上的彩色玻璃窗,忽而,顺着彩色玻璃中的图案线路上走,忽而被外面的一阵嘈杂声推回来……有时,乐声围着烛光跳跃,有时跑到钢琴上穿梭,偶然间,好像在召唤——劳……路……任……”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后面章节的展开中虽有许多类似描写,却由于常缺乏心理和情节发展的根据,呈现的则是另一种景观。假如说弗来得在传道与发传单的过程中,“好心办坏事”(比如向警方举报妓院等)而常遭人暗算,属于有正常的心理依据在,那个A镇上成批人患上“恐惧症”以及若干“胆大症”等,似乎也有依稀邪教的“世界末日”心理依据,而弗来得在海伦(因微云出轨产下私生子并出走后,某日弗来得在心智有些错乱的情形下与其有染)那因余小姐的“死”而让灵魂“复活”受到了“启示”,在祈祷的过程中突然陷入迷糊并在醒后发觉左脚短了一点:瘸了,其心理依据就显得比较薄弱(尽管据说圣经故事里有关于此的典故被教徒们所熟知,但在作品里不予突出就难以获得心理依据的较大支持)。因为哪怕是“不可见领域”也必须有效地通过中介物或者有效地呈现成为“可见”,何况在情节发展上似乎也没有逻辑的必然性,至于到了最后,弗来得双目失明,因为是出于对弗来得“多管闲事”的报复,在情节发展的合理性上则能得到逻辑的说明。韦氏以为该文本还带有魔幻特点,大概即源于这些似是而非的非现实性描写,但如所周知:意识流小说也好魔幻现实主义也罢,要不有心理现实的根据要不有文化背景与语境的根据,不然就不易建立起读者阅读想象的通道。内心思维的自由联想是意识流小说的主要技巧,虽然有直接联想和间接联想之分,但在其特有的(常带有主导性的)重复、意象等的强调,一般还是很容易找到中介物和根据的;魔幻现实主义更是跟特定的文化语境相关联,如国内小说模仿拉美魔幻以西藏为背景的就比以其他地域为背景的更容易找到心理根据,也便可资证明。至于《天望》中提到的达利的超现实主义代表作《记忆的永恒》,说道:“弗来得并不喜欢达利的画,钟表全熔化了……他不明白,既然是永恒的记忆,怎么会熔化呢?”而弗来得又为什么自己在并无多少征兆的情形下突然就瘸了,又为什么因为瞎了就变得忽然可以接受微云的私生子“撒母耳”了呢(哪怕灵魂得到某种启示或者拯救也理应有个心理过渡)?比如记忆有创伤的、苦难的乃至发霉的、扭曲的或者断裂的种种情形,前提是必须建立起想象逻辑的合理性通道,才能进入真正的创造之境。

因此不能不说的是,林湄的叙事文本在由事件引出人物并由故事推进意义的过程中,也即所涉及的许多跨文化、跨哲学、跨宗教、跨艺术乃至跨学科的精神性探索,尽管颇为精彩而且深入,但可能是太过醉心于建立“不同文化特性、思维方式、感受方式、表达方式互相作用的物理学意义上之‘场’”了,以至很多时候连必要的认真描写都免了,到处可见诸如“走啊走”、“看啊看”之类的草率字句,这就不能不说是确实有点顾此失彼了。尤其是在不同人物和场景“对话”描写中,忽略了许多规定情境,假如我们不能用恩格斯著名的老话说叫“概念大于人物”,至少许多人物的内心独白就并非出于自然而且必须。又比如弗来得出身于基督教传统浓厚的家庭,从小受到唱诗班训练,在平时的生活场所也许有可能(触景生情)遇事就唱(不时地来一段歌词演唱),那么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闽南人微云又如何也能跟着上来就唱?特别是大凡中国人出场,不分男女老幼几乎都是随口一个接一个地运用歇后语,假如一定要说这是反传统的小说并不坚持传统小说那样讲究细节的真实,那么在后来被不断地“引出”的一个个人物出场时,又在不同章节之中反复交代每个人物身世的来龙去脉,其繁琐甚至细碎不亚于国内当下连篇累牍着的电视连续剧(不断地“闪回”)。本来在文本结构可谓精炼(小说凡50万字,具体章节却有五十五章)的安排中,许多地方都带有“素描”性质的描写,却在上述多种原因所导致的拖沓、有欠考虑甚至多有随意性笔墨而终于破坏了其艺术的感染力。如果一定要用现代叙述学理论中特有的如视角、人称、作者、叙述人、叙事等术语来讨论,除了上述我已指出的林湄的叙事未必就是宏大叙事之外,全知全能视角其实可为精神探索和跨文化互动提供极大方便,假如能够更自觉地采用本来就具备的“素描”式的简约描写,不仅笔墨节省还能有效避免上述那些叙事上的瑕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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