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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玉坤:性别劳动分工与“农业的女性化”

更新时间:2014-02-22 11:22:15
作者: 胡玉坤 (进入专栏)  

  
一、前言

   在所有已知的农耕文明中,性别劳动分工乃至男女分途发展似乎是一种生生不息的传统。众所周知,"男耕女织"曾是我国悠长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中一个恒久不变的图景。绵延数千年之久的"男耕女织"系自然经济条件下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一个典型,长期以来被普遍公认为是两性之间一种"天然"的劳动分工。然而越来越多的历史证据表明,农家男女劳力基于生理差异的"你耕我织"存在着一种依存关系。这种劳动安排既不是"天然"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传统农业社会农家理性选择的结果。

   例如,李伯重对明清时期从"夫妇并耕"到"男耕女织"的嬗变做了一个饶有兴趣的考察。他研究1250年-1850年江南经济后发现,在劳动强度很大的大田农作中农家妇女因体力较弱之故不能与男子并驾齐驱,而且,繁重的家务缠身也制约了她们参加农田劳动,但在致力于家庭纺织业生产上她们却拥有相当的便利。男子从事大田农作能更好地发挥其体力较强的长处,而妇女从事棉纺织业则可避免其体力较弱的短处,从而使两性的劳动生产率都得到提高。经过长期摸索,江南农民便最终选择了"男耕女织"这一使男女双方的比较优势都得到最佳发挥的分工模式。[1]

   然而自晚清以降,许多地区的传统经济遭遇了现代工商经济的侵扰,小农家庭手工业的根基逐渐开始动摇并被摧毁。先是自给自足而后是商业性的妇女纺织活动纷纷被置换。在沉重的经济压力之下,一些地区失落了选择的农妇--即便是小脚女人--也不得不走出家门下田劳动,而男性则诉诸外出劳动或转入非农活动以寻求新的经济来源。于是乎,今日所谓的"农业的女性化"现象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地方就已初露端倪。[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当乡村妇女尚未有自觉意识和强烈愿望迈出家门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时,接踵而至的集体化运动,连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实践,就以压倒之势将大部分农家妇女裹挟到集体的大田劳动之中。秉承了延安时期的传统和实践,共和国成立伊始,城乡妇女的经济参与就被提升到了政治高度。动员妇女参加社会生产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奋斗目标之一。而对于长期难以摆脱"生在锅前、死在锅台"命运的乡村妇女来说,走出家庭小天地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不啻于一场革命性变革。

   在几近四分之一世纪的集体化时代,绝大多数乡村妇女都被动员起来投身于集体劳动。每当男性在农事活动中缺位时,村妇们就会起来填补上他们留下的空缺。在倚重"人海战术"的人民公社时期,大批男劳力时常被调派出村致力于诸如农田水利建设等工程项目,农业劳动力的短暂女性化因而也屡见不鲜。除了满足生存之需,妇女参加集体生产常被涂抹上浓厚的政治色彩。曾几何时,"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等意识形态深入人心。在一波又一波接连不断的政治经济运动中,村妇们常常被这些抽象的话语所激发,为集体经济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尤其是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无数"铁姑娘"陶醉于"妇女能顶半边天"和"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能干"的官方话语与实践之中。[3]

   在很多地方,很多时候,她们成了名符其实的"半边天"。在中国语境中,这意味着妇女在社会生产中与男性平分秋色。李怀印对江苏东台县秦村十一队的研究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个案。1977年该队19-47岁的女性"整劳力"共计51人,20-49岁男性"整劳力"54人。在这些男劳力中,只有17人(占31%)参与日常分派农活;其余劳力计37人(占69%)均有固定工种,不在派活之列,其中包括3名队干部,3名机工,4名耕田手,3名队办企业工人,3名养猪场人员,2名窑工,2名渔民,3名木匠,1名铜匠,另有3人分别负责鱼塘、粮食加工厂和治虫。相比之下,在51名女性劳力中,有39人可供日常分派农活之用。据一个村民估计,当时该队"至少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活"都是由妇女完成的。用他的话来说,"要不是有妇女支撑,生产队早就完蛋了"。[4]

   尽管大力张扬妇女的"半边天"作用,但国家和集体为妇女提供的支持和关照却是很有限的。不管生活在何处,经历过集体劳作的中老年妇女都会对那段经历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在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下,作为人民公社社员的妇女也像男性一样被强制束缚在集体农田。她们既不能选择或改变自己的职业和身份,亦无法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劳动,更甭提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男性精英主宰了村庄共同体的政治经济生活。大队妇女主任主要负责妇女工作,而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充其量只不过是领着女队员干活而已。尽管两性的活动有时会有交叠,但男人和女人的活路多半是有明确界线的。妇女很少有机会涉入管理类和技术性的工作。特别是到了集体化末年,农民身份、绝对贫困、性别歧视以及形形色色的其他社会排斥形式,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妇女像男性一样采取出工不出力的消极抵抗。

   农村经济改革之初,当有一技之长或者具有政治经济优势的男性捷足先登实现了非农转移,妇女滞留农田独自耕作的苗头已逐渐显现。尽管经历了60多年男女平等观念的宣传渗透和政策实践,不堪"脸朝黄土背朝天"乡土生活的妇女尤其是青年女性,也像青壮年男性一样憧憬并倾力于在农业之外或城市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和发展前景。具有反讽意义的是,作为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一个政治符号的农田生产劳动愈来愈遭到女青年的鄙夷和拒斥;而父母一代也不复希望女儿仍走自己的"老路"。[5]

   在几十年一以贯之的城乡二元体制之下,不公平的制度歧视与性别歧视往往互为交织。以往半个多世纪中国政治经济的巨变虽然戏剧性地改变了农村妇女的经济活动及其生存境况,然而比照男性,她们的边缘化地位过去如此,如今亦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由于全球化浪潮的推波助澜,势必越发展露出发展中国家共有的一些现象。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同样是出于农家理性选择的结果,越来越多已婚妇女别无选择地滞留乡野守望农田。农业主劳力的女性化在许多地方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与历史上的情形何其相似,但就当下妇女经济参与的规模和性质而言,这绝非简单的历史翻版。在当下"386199"部队普遍遗落乡野守望农田之际,重温20世纪30年代至今就业方面社会性别差异的变化与连续性,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和农民大国来说无疑不无理论与政策涵义。

  

   二、村落世界里的动态流变

   在微观的村落层面,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乡村妇女劳动就业的流变图景。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一书便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令人信服的证据,使我们得以走向历史的纵深处去探寻20世纪30年代就已发轫的"农业的女性化"现象及其嬗变。该著作系加拿大麦吉利尔大学人类学家宝森(Laurel Bossen)的一部力作。这份"草根叙事"揭橥的虽是囿于南国一隅的历史现象,折射的却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一些主题。该书英文版问世后,被欧美一些高校列为有关社会性别与农村发展问题的教科书,成为了解中国乃至第三世界乡村妇女发展历程的一扇窗口。

   中国最知名的已故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1938-1939年间深入西南边陲的云南禄村就土地制度和农村发展进行了一项拓荒性的田野研究。由费孝通撰写的《禄村农田》会同其同事张之毅完成的《玉村农业和商业》和《易村手工业》,1945年以《乡土中国--对云南农村经济的研究》在美国结集出版,迄今仍不失为研究乡土中国的一部经典之作,而禄村则早已因费先生的著作而扬名海内外。作为其农地制研究的副产品,费孝通对禄村社会性别关系的描述迄今还频频为研究农村妇女问题的境内外学者援引。费孝通对禄村的调查过去半个世纪之后,人类学家宝森重访了该村落。她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先后六次亲临现场做田野考察并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艰辛研究。

   在追溯60多年中国政治经济历史变迁的情境下,作者围绕妇女与农村发展这个主题,比照费孝通翔实的田野研究,以独到的视界与方法挖掘并梳理了缠足、农地制与农作活动、农业、就业、贫困与富裕、婚姻与家庭组织、人口变迁、计划生育与性别偏好以及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社会性别方面的变化和连续性,从而再现了乡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妇女发展和汉人社会性别制度嬗变的微观动态。通观全书,无论其一些观点、视角、材料抑或方法均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对于我们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以及妇女学等各界的证实研究应多有启迪。

   譬如,作者放宽历史的视界对一个村落做了具体而微而又极富现场感的深度描述,并在流变的宏观社会文化背景下探究了妇女发展问题的症结所在。她突显了国内学者少人问津或忽略了的主题诸如女巫和缠足等;既阐释了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又不乏对个体能动性的张扬。除此而外,作者还通过探讨计划生育和性别偏好等主题致力于人类学与人口学之间的沟通。其论述精当、平实,匠心独具且颇见功底。宝森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便执著于中国农村妇女的研究。作为一个境外学者,她能以学者本色的严谨奉出如此贴近中国乡村生活的佳作,真可谓用心良苦,实属难能可贵。这种学术路向也是值得称道的。

   作为译者,该书最打动笔者的莫若它对社会性别与农作系统的关系尤其是对禄村日常生活中农田劳作和农村就业中社会性别差异的深度挖掘。宝森对村妇农业和非农劳动之变动图景的历时性梳理,让我们得以重返"历史现场"洞悉一个村庄几十年的变化。在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妇女固守农田就像一条割不断的链条贯穿了这个南国村落的发展历程。

   在费先生做调查的20世纪30年代,禄村男女村民在农业生产上存在着很明确的性别劳动分工。在稻米和蚕豆双熟制的轮作实践中,妇女总的来说在这两种主食作物的种植上比男性承担了更多劳动。此外,她们还负责种植供家庭消费之用的各种辅助性作物和蔬菜。宝森在书中引述了费孝通对禄村稻农中性别不公平现象的观察:裹脚并没有使禄村妇女和女童免于定期参加农田劳动。不管其家庭财富如何,所有妇女都必须参加田间劳动,而富裕之家年长的甚至是年幼的男性则可以享有不下田劳动的特权。据费先生估计,约有1/3家庭的男人脱离了农业劳动。特别是当贫苦人家的男人外出从事采矿、建筑或长途买卖时,村妇们就得走出去种地、背运庄稼甚至煤到市场上去卖,以寻找为家庭经济做出贡献的各种替代性方法。就在那时,农业劳动力的"女性化"就已多少在像禄村这样的村庄初露端倪。不过在那个年代,尽管妇女是农田劳动者,但土地等生产资料却被认为是属于男人的。费先生1938年从其被调查者口中得知,禄村妇女干一天农活得到的现金收入通常只有男人的一半。尽管这个标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但妇女所获的报酬少于男人是可以肯定的。

   从不同村落的角度来观照,农业劳动中的社会性别分工模式其实是在特定时空延续并发生变异的,呈现出并非铁板一块且凝固不变的多元化区域差异。时任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的美国知名学者卜凯(John Lossing Buck)1929-1933年开展了一项覆盖22个省份、3.8万多农户的全国农业调查。该研究表明,妇女在华南依赖灌溉的稻作区承担了少量农田劳动,而在北方旱作的小麦种植区则似乎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卜凯大规模定量调查得出的结论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再加上男人是养家糊口者的刻板定型观念一向根深蒂固,以至于学者们多半没有考虑过妇女有可能比男性承担了更多的农活。费孝通对禄村妇女劳动的刻画有力地反驳了卜凯对南方妇女农业劳动的低估。

与费孝通先生几乎同期开展研究的社会学家西德尼·甘博1926-1933年在河北定县进行的一项研究也揭示,这里的缠足妇女除了从事某种形式的家庭手工业外还得务农。宝森的不凡之处在于,依据费孝通对农作物生产周期家庭劳力配置的信息,从女性能动性、妇女作为农夫的重要性、妇女的户外劳动特别是在换工和雇工中的活动以及妇女在庭院经济和养猪中的贡献四个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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