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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成仿: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政改释放了什么信号?

更新时间:2014-02-16 22:54:30
作者: 储成仿  
赵紫阳在报告中说: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在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是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样,是一个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矛盾,需要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决不能搞破坏国家法制和社会安定的“大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是我们的特点和优势,决不能丢掉这些特点和优势,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

   赵紫阳的这段表述是中共政治体制改革史上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段经典表述。1989年春夏天安门广场事件后尽管赵紫阳离任而去,然而,此后中共历次会议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表述都没有对此作出任何突破或超越,后来的江泽民、胡锦涛乃至当今的习近平在论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他们的措辞造句都与之一脉相承、大同小异。

   然而,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有另外一种立场和观点,这一立场和观点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其本质就是改制,即:把人民民主改革为宪政民主。持这种立场和观点的大部分是非官方的民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官方的所谓主流意识形态的人民民主阵营相比,非官方的非主流的民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宪政民主的呼声,其力量就显得十分弱小和微博。

   有鉴于此,既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具有它的根本性的优越性,尽管也存在一些弊端,但改革只是对本来就具有优越性的政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更有甚者,本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向世人宣告了制度自信,那么,对于现行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就不用改了,要改,也是对现行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据此,我以为,不用改可能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政改发出的一个信号。

   第二、不许改

   尽管执政党及其主流意识形态势力极其强大,但出于弱势的非官方的非主流的民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力主宪政民主的呼声毕竟也是一种立场、一种观点、一种主张、一种力量,对于这一立场、观点、主张和势力,执政党及其媒体的态度一直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予以彻底否定。

   反对以宪政民主为政改目标的所谓普世价值派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最早表述,一是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二是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前所述,赵紫阳在他作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也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是我们的特点和优势,决不能丢掉这些特点和优势,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江泽民担任总书记期间,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口径与邓小平和赵紫阳完全一致。

   胡锦涛在十八大政治报告中信誓旦旦要“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前任委员长吴邦国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所作的报告中明确宣示要“充分认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体的本质区别,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理论影响,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我们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前任政协主席贾庆林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要“积极引导广大委员从党和国家办成大事、办好喜事、办妥难事的生动实践中,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巨大优越性,进一步增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新任委员长张德江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说“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的成就,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新任政协主席在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强调“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最重要、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自信、增强自觉、实现自强”。“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巩固人民政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号召“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和《决定》进一步明确指出:“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新任分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2013年11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的文章对《决定》作阐释、做解读,他在该文的第一部分“增强战略定力,牢牢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中说:“面对复杂形势和各种风险考验,我们既要有冒的勇气、闯的劲头,更要有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所谓战略定力,就是要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能有丝毫动摇;所谓底线思维,就是要坚决守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条底线,坚决反对任何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的图谋。全党同志必须懂得,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不是为了赢得某些人的掌声,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诉求。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为各种错误观点所左右,不为各种干扰所惑,不生搬硬套西方思想理论和制度模式,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我为主,该改的坚决改,不能改的坚决守住,牢牢把握改革的领导权和主动权”。

   由此我们不难得看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政改释放出的一个信号就是对于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的某些方面的不许改。

   第三、改一些

   正如前面所述,《公报》以及《决定》对于政改选择三个方面给予了重点表述。有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方面,《决定》强调:“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提高立法质量,防止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法制化。健全‘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制度。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各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加强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监督职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加强人大常委会同人大代表的联系,充分发挥代表作用。通过建立健全代表联络机构、网络平台等形式密切代表同人民群众联系”。“完善人大工作机制,通过座谈、听证、评估、公布法律草案等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通过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备案审查等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有关政治协商制度方面,《决定》强调:“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重点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各级党委和政府、政协制定并组织实施协商年度工作计划,就一些重要决策听取政协意见。完善人民政协制度体系,规范协商内容、协商程序。拓展协商民主形式,更加活跃有序地组织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增加协商密度,提高协商成效。在政协健全委员联络机构,完善委员联络制度”。有关基层民主方面,《决定》指出:“发展基层民主。畅通民主渠道,健全基层选举、议事、公开、述职、问责等机制。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建立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然而,有关人大、政协、基层民主的表述还是显得过于宏观、相当模糊,尽管如此,我还是以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政改发出了改一些的信号。

   第四、先改与后改

   除了不想改、不许改和改一些外,《公报》、《决定》和《说明》给我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先改与后改。

   首先,让我们看看《公报》对此是怎么说的。

   《公报》说:“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公报》又指出:“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公报》还指出:“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对改革的领导责任。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及时总结经验”。

   请问:《公报》中所说的“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表述可否理解为改革的顺序有先后之分?“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的“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是否同样可以理解为改革的顺序有先后之分?“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中提出的“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是否也可以理解为改革的顺序有先后之分?

   其次,让我们看看《决定》对此是怎么说的。

   与《公报》相同,《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决定》还指出:“当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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