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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龙:从难办案件透视当下中国司法权的运行逻辑

更新时间:2014-02-16 19:33:36
作者: 王国龙  

    

   【内容提要】在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难办案件是由于现代技术型司法权威遭遇到了诸多的困境所造成。为克服这些困境,情理型司法作为一种现实的司法策略,往往被法院和法官普遍性地加以运用。由此,在难办案件当中,面对当事人强烈的权利诉求,“秋菊的困惑”似乎已经戏剧性地转移到了中国法官们身上了。这一现象所折射出的则是,当下中国技术性司法权的运行逻辑,正处于被情理性司法权运行逻辑和政法思维司法权运行逻辑所支配的现状。

   【关 键 词】难办案件/技术型司法/情理型司法/运行逻辑

    

   近些年来,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度展开,案件却越来越呈现出一种难办的发展态势。相对于法律适用、事实查明和法官个人素质等问题而言,难办案件却更多的是由于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司法权运行所面临着的诸多复杂形势所造成的。从宏观上而言,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司法权总是摇摆于现代技术性司法权运行逻辑、传统情理性司法权运行逻辑和政法思维司法权运行逻辑三者之间。针对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司法之转型年代,苏力以电影《秋菊打官司》为素材对此状况作了分析,所得结论为:在中国乡土社会当中,现代法教义学的相关技术型司法难以被人们所接受,其所追求的法律效果也无法同时保障相关社会效果的实现。①因此,当秋菊本着“向村长讨说法的诉求”,发展到“村长被公安局施以行政拘留”这一现代司法权运行的结果时,“秋菊的困惑”出现了。②其中所折射出的既是公民和社会对现代技术性司法权运行实效性的一种“不解和错位”感受,更是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司法权运行逻辑的一种自我追问和反思。在今天,曾经发生在秋菊身上的“秋菊的困惑”,似乎已经戏剧性地转移到了中国的法官们身上了。在基层法院的司法活动当中,经常发生的一个近乎难以被理解的现象就是:在难办案件当中,法官们努力地给当事人讲“情理”,而当事人却努力地给法官讲“法律”。

    

   一、难办案件当中技术型司法权威的困境

   从西方法治社会中技术型司法运行的实践经验来看,尽管人们对技术性司法的相关缺陷进行了不少的批评,但坚持技术性司法和克制主义司法乃是人们对法治实践所达成的基本共识。“好法官清楚他的职责,而且运用他所拥有的手段以实现其职责……好法官总是为其据以裁判纠纷的文本所限。法官不可以赋予文本语言无法支持的含义。”③现代技术性司法权的运行逻辑之所以重要,其原因就在于,国家对社会纠纷的解决既需要依据权威性的法律,也需要依托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地位的法院来承担,“‘法治’一词所意味着的不只是单纯的法律存在。它指的是一种法律的和政治的愿望,即创造‘一种法律的统治而非人的统治’。就此意义而言,法治诞生于法律机构取得足够独立的权威以对政府权力的行使进行规范约束的时候。”④现代法律的构成内容主要包括各种法令、技术和理想,即按照权威性的传统理想由一种权威性的技术加以发展和适用的一批权威性的法令。其中,发展和适用法令的技术、法律工作者的业务艺术,都具有同样权威,同样重要。⑤从此意义上而言,现代意义上的司法权运行所具备的司法权威,甚至就可以归结为一种技术型司法意义上的司法权威,“这些技术本身不是制裁,都是送达制度,既是传达的方法,同时进行威胁和说服,具有传达方法的有利方面和不利方面。”⑥

   在当下中国法院的日常司法活动中,技术型司法权威在难办案件当中却陷入到了诸多的困境当中。区别于案情复杂、事实不清或者在法律的具体适用上存在着争议的疑难案件,也区别于社会影响力重大的诉讼案件,难办案件是指事实清楚却没有明确的法律可以适用或者适用的结果不合情理甚至是有悖于天理的案件。⑦其中,没有明确的法律可以适用的难办案件,则是由于依据现有的法律规定无法通过各种可能的技术性司法来展开依法裁判,从而导致案件的客观事实无法清晰化为一种具有确定性的法律事实。而适用的结果不合情理甚至是有悖于天理所造成的难办案件,往往是由于如果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来展开技术性司法,其结果会导致判决违背了社会的朴实正义观、传统秩序的价值观和良好社会的道德观等所谓的“人情”与“天理”。对于难办案件,如果法官从尊重技术性司法的规则性和约束力的角度来展开裁判,往往会导致“案结事不了”。这不仅化解不了社会矛盾,反而损害了司法的权威,甚至还会对现有的社会秩序产生一种无法弥补的创伤;同时,如果法官无法确定可供适用的法律,或者法官不依据法律展开技术性司法,而是从一种所谓的“情理性”司法知识和司法立场来审视难办案件,这不仅容易导致“于法无据”的“无‘法’司法”与“‘和稀泥’司法”的出现,而且当事人也不容易服判。此时,他们往往会积极地援用法律,并强烈地要求法官展开相关的技术性司法。

   (一)技术性司法展开所面临的一般性困境

   难办案件当中技术型司法权威所呈现出的上述困境,既体现了法治社会中技术性司法展开所面临着的一般性困境,也体现了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司法权运行当中技术性司法展开所面临着的某些特殊性困境。

   首先,严格法律适用当中的技术性司法总是以法律的一致性和权威性来剥离法律与经济、道德和政治等社会因素的内在关联性,这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了诸如法律的教条主义、司法的机械主义和法律实质正义的不足等相关自治型法治的诟病当中。严格法律适用当中的技术性司法在应对上述诟病时,往往只是通过强化形式正义和程序正义的途径来要求社会的服从,而无法保障法治社会中司法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实现。“法治的理念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观念之上的,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互动的某种特质,包括互惠性和程序公正,其本身就是很有价值的;这种特质不仅仅是实现其他社会目的的手段,而且也不能为了这样的其他目的被轻率地牺牲掉。这种特质不只是‘社会控制’或‘社会工程’计划中的一个‘管理技术’。”⑧由此,在法律的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之间,以及司法的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之间,就必然产生出某种紧张的对立关系,司法的规范性和实效性都难以得到保障。例如,针对法律的教条主义,批评者指责道:“合法性被理解为对规则严格负责,它是自治型法的前提;教条主义则是自治型法的苦恼所在。对规则的关注有助于缩小法律上相关事实的范围,从而使法律思维与社会现实分离。结果则是教条主义,即,一种依靠法律权威而不利于实际问题解决的倾向。规则的适用不再充满对目的、需要和结果的注重。”⑨

   其次,自由裁量当中的技术性司法不可避免地陷入到恣意司法的困境当中。由于法律规则的有限性和社会生活的不可预测之间的矛盾,司法的自由裁量总是不可避免。然而,在承认“通过自由裁量当中的技术性司法来追求个别化裁量正义”之必要性的同时,对于如何合理地限制和消除不必要的自由裁量,却难以达成共识。自由裁量当中的技术性司法和恣意司法总是相伴相随。庞德认为,传统上将司法划分为技术性因素和自由裁量实际上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做法,针对不同的案件实际上存在着四种不同的司法活动模式:第一,有些案件的判决必须遵照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并且法官应当依据法律规则作出决定;第二,有些案件并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它的判决也不需要遵照任何的法律规则,但是法官必须根据权威性技术,从权威性起点出发通过推理才能作出判决;第三,有些案件必须依据司法自由裁量来加以解决,这种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应当以它的运用原则为指引;第四,按照个人的自由裁量权来对案件进行裁决,也就是说没有参照任何的权威性依据或指引的必要。⑩在以上四种不同的司法模式当中,第一种即为严格法律适用意义上的技术性司法,第四种即为纯粹意义上的自由裁量,而第二种和第三种则为自由裁量当中的技术性司法。对于频发的诸多难办案件,法官必须在众多原则性和权威性的前提中进行艰难抉择,并推导出相关的判决结论,但其中却没有任何的法律规范可以决定性地支配法官的相关抉择过程,法官则更多的是借助于经验性的法律知识来展开司法。尽管我们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自由裁量,而只能是最合理地限制不必要的自由裁量,但对于与自由裁量当中技术性司法相伴相随的恣意司法,批评者指责道:某种具备良好品质的“判断力”对于实现司法公正虽然极其重要,但是“判断力”总是一种难以被捉摸的东西,具体在个案的司法当中,各种对立的观点和纷争却在不断地改变着司法的品质。例如,“合议庭的作用越来越小,直率、审慎和自尊等品质日渐萎缩;随意使用自由裁量权、偏离主题、傲慢自大和权宜处事的现象越来越严重。”(11)

   最后,司法政治化当中的技术性司法不可避免地陷入到政治性司法的困境当中。由于任何司法审判必然承担着纠纷解决和实施国家政策的功能,为克服自治型法治的相关困境,司法与政治尤其是与行政之间,开始呈现出一种相对融合的司法政治化发展趋势。由此,一种主张“司法应当回应社会发展之需要”的能动主义司法开始兴起,集中表现为:第一,为回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增强司法的社会参与性,法律机构逐渐放弃了传统自治型法治“司法与外界相隔绝”而获得的某种安全性,逐渐成为政策调整和社会变化的更加能动性的工具,“在这种重建过程中,能动主义、开放性和认知能力将作为基本特色而相互结合。”(12)第二,在社会控制当中,社会政治组织所拥有的权力往往占据着特殊性地位,而任何强大的、有组织的政治权力,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都会努力形塑自己的法律命题和法律观念,“因为政治是各种社会力量抗衡的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为获取自身社会利益的活动,必然会表现为政治上的权力之争,为这种政治权力之争的最终结果,又必然会表现为靠政治权力来强制推行的法律命题。”(13)由此,在司法的政治化过程中,技术性司法开始陷入到政治性司法的困境当中。批评者指责道,伴随着市民社会正当性的丧失,在公民之间自发形成的规划和视角开始受到怀疑,这主要是由于它们可能与政府所支持的规划和视角发生了冲突,或者可能削弱了人们对国家目标的支持并影响到国家行动的信心,社会的“国家化”现象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政治性司法的凸显,“社会被‘国家化’了,或者说是被国家吞并了。于是,社会问题和社会政策消解为国家问题和国家政策。”(14)

   (二)中国技术性司法展开所面临的特殊性困境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司法,难办案件当中技术型司法的权威除了面临着一般性的困境之外,也面临着某些特殊性的困境,主要可以类型化为以下三大类:基于现代技术性司法展开所需要的法律内在理性缺失的困境,基于公正解决社会纠纷所需要的司法参与性不足的困境,以及基于司法与政治相对分离所需要的自主性司法权威式微的困境。

   首先,现代技术性司法的展开往往是建立在法律体系自身具备相对充分的内在理性基础之上的,而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乃是通过“法律移植型”和“政府推进型”的立法机制来完成的。由此,技术性司法在中国的展开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到社会转型时期中国法律在内在理性层面缺失的困境当中。伴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崛起,现代法治社会中的法律乃是一个明确规定权利和资格的规则体系,“更多的权利、更多的资格则意味着更多的法律。”(15)对于立法而言,现代法律体系自身应当具备相对充分的内在理性这一品格,则要求每一部法律的制定都必须经受得住对其“是否合理”、“是否公正”和“是否可行”的追问。对于我国过去的立法实践,批评者指出,由于中国制度的特殊性,人大代表往往不能如同西方议员那样积极地参与法律制定的过程并发挥其实质性的作用。大量的大学教授和法律专家以及政府的政治和技术专家,承担了事实上的立法任务,而这些专家所制定的法律,最后往往沦为西方现成法律的复制品,而不是基于中国人民长期生活实践的一种升华。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司法判决执行难问题,一直就是这个问题的副产品。(16)

由于法律体系自身在内在理性层面的缺失,社会对日趋复杂和繁乱的中国现代法律体系一时既难以深入理解和掌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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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2013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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