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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凤荣 冯筱才 王绍光等:统计与政治(上)

更新时间:2014-02-15 17:59:59
作者: 左凤荣 冯筱才 王绍光    
也才死亡2700多万人,而且希特勒也没杀那么多苏共高官。从斯大林时期看,我觉得苏联的最大问题就是报喜不报忧,就是对群众有选择地提供信息。这在当时确实达到了一定目的。在斯大林去世时,大家对他的那种怀念,表明还是承认他是伟大领袖的。但是真相一旦被揭开,这种冲击力确实是难以忍受的。另外,画饼不能充饥,苏共给群众描绘那么美好的前景和那么美好的生活,人们看到的社会主义现实却是那么冷冰冰的,最后就把共产主义当成了地平线,当然也就不再相信了,发生信仰危机也是正常的。这些教训是应该吸取的,对历史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以后我们可以以此为话题讨论讨论。历史应该回归本位,历史就是历史,不要把历史当做意识形态的工具,过分政治化。

   冯筱才:浮夸与打折——统计政治中的两种策略

   我是一个做经验研究的学者,这一二十年来一直在看材料,在各地做调研,收集整理各种资料,在这基础上我们会写一些比较实证性的论文。我最近在研究公私合营,就是中共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也涉及“三反”、“五反”、“四清”及“文革”等,我们学生的论文也会涉及一些其他的主题。在分析资料、思考问题的时候,我曾经就觉得“统计”是一个极重要的议题,这主要指数字的问题。在20世纪中国,有两个东西非常重要:一个是概念,一个是数字,它们决定了20世纪中国,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政治演化的基本线索。我们的研究也是想找到一些潜在的线索,以帮助我们理解20世纪中国的政治演化。从数字入手,也许是一种可能的途径。1949年以后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或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数字基础上的。那么,这些数字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些数字,或统计究竟是怎么操作的,都值得深究。中国人经常会提到“指标”一词,那么,指标又是怎样制造出来的?这个指标政治和整个中共政治经济学又有着怎样的互动?上下的实践如何?高层是怎么想的?基层是怎么做的?双方又是怎么样呼应?基层又会渐渐产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要了解这个过程,我们肯定要看很具体的东西,才能真正来讨论。

   在讨论到数字或指标、统计等问题时,我们经常会想到浮夸。浮夸可能是整个指标政治的内在缺陷所带来的,有指标可能就要出现浮夸。为什么呢?这就涉及指标制定的程序与成本。因为指标制定如果是建立在从下到上、全面规范的统计基础之上,那么制度跟技术成本要跟上才行,然而,这一点在实践中很难做到。指标生产常常是在内外形势的压力下进行的,这种生产与当局的政治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所谓浮夸实际上是压力与需求所带来的。同时,如果指标是从上到下以行政命令推行,上下之间便存在博弈,若下级老完不成指标任务,高层有时就会让指标加码,加码就会出现浮夸。这种浮夸,不是从“大跃进”时期开始的,其实很早就出现了,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中共政治实践。当时地方党的报告中,这个看得非常清楚,很多数字指标都有浮夸现象。

   也许玩数字的政治出现浮夸很正常,但问题是怎么去善后。对上级来说,数字指标总是要在一定程度上去执行、去完成的。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按照浮夸指标去做的话,可能很少有人能完成,所以说,指标往往就面临打折。这个打折就包括各种各样的形式,有时候在质量方面增加水分,有时候实际执行的数量指标会减少。我们似乎都觉得“大跃进”时期所谓“浮夸风”,是地方干部故意隐瞒实情,追求浮夸成绩,好像是他们自己的偏好一样。我想这一定不是下面的干部故意要这么做,背后是有制度性诱因的。也许可以叫做“潜制度习惯”吧,因为它可能是一个潜在的规则,而非一个公开的制度。大家都是这么玩的,玩着玩着大家就形成了一种习惯。

   这么讲,是与我们实证研究经验有关。我们的做法有几个特点。首先,我们强调讨论一定要回到历史情境中,就是说,你要回到日常的政治实践中去考虑,不要空讲,这是我们的做法。只有回到历史情境与政治实践,我们才能了解那个时代。当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掌握全面的与这个历史议题相关的材料,包括原始档案以及各种出版物,还有私稿,就是历史当事人所写的工作笔记、日记、交代材料,我们要尽量作口述。所以研究起来是不容易的,要花大量功夫,否则浮光掠影地讲,不是专业人士应该有的态度。如果我们把自己定位为历史研究者,那么我们每一个看法、每一个判断都需要从材料中得来。当然,材料也有可能是假的,档案都有可能是虚假的陈述。材料都有可能是作伪的,数据也可以作伪,因此历史材料需要进行专业解读。你要研究那个时代或那个问题,必须先要读懂那些材料,弄清楚上面写的东西究竟是怎么回事,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这是需要专业技能的。如果没有专业知识,研究者就容易跟着材料话语走。我们甚至选择一些档案对某一个既有的结论作选择性的解释。我们不但要具备专业技能,还要有专业操守,总之这是一个很专业的工作。

   在这一前提下面,我们要做的工作,不是去做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好或者不好,去表扬、捍卫或批判、攻击。我们希望能够探讨一些潜在的结构与机制,然后去做比较理性的分析。比如统计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就是简单地从数字上去争论,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究竟是怎么回事,结构机制是什么,这是我自己的研究立场。讲到指标与浮夸的问题,这与20世纪50年代中国整个统计制度有关,与具体实践有关。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个人建议可以读读1959年国家统计局编的《统计文件资料汇编》。这种资料非常有用,你可以通过它,大致了解统计制度是怎么运作的,问题在哪里。

   当然更重要的是,你要回到档案里面去,去看统计局、统计员以及其他相关机构、人员,他们是怎么做的。另外,还要进行大面积的田野搜集乃至口述访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明白那些统计数字究竟是如何产生的。一定要回到实际中去看这些东西,不回到实际就没有办法讨论这些问题。如指标的形成,是从下到上建立在一个全面、科学、理性的统计调查基础上,还是从上到下拍脑袋想出来的,或者说根据他们所面临的实际压力制造出来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从一个计划经济理想的模型来说,制订指标,首先要对整个国民经济有全面的掌握,包括土地面积、产量、生产率等,但实际操作起来完全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会出现浮夸,我想有几点可以考虑。首先就是制度和技术的问题。从下面的顺口溜可看出一些端倪,这是从1958年中共河北省委关于改革农村统计工作向中央的报告中找到的:“干部把数要,村里赶快造,抬头看房梁,张口把数报,要问准不准,只有天知道。”这种现象在基层是非常普遍的,中央当时把这个叫做教条主义。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在统计制度开始运作的时候,地方基层干部要花绝大部分时间来应付数字生产,由于他们根本没办法按程序去搞清楚,从技术上也难以做到,所以只能瞎报。所以说,浮夸是与整个指标生产机制有关的。

   其次,浮夸也与从上到下的压力传递有关。从高层来讲,中共领袖面临很大的压力,一方面是所谓社会主义阵营跟资本主义阵营竞争的问题,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竞争。在不同的时候,高层实际上还面临很多其他具体的竞争,如国内经济形势、战争的影响等等。比如中国一介入朝鲜战争,整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形势逼人,有时非理性的政策生产也是一步步被逼到那个地步。我是比较反对把阴谋论作普遍的解释。例如讲他就是要怎么样,实情可能不是那个样子。就决策层来说,当事人的做法经常是与环境、制度有密切关系的。也许从理想模型上来讲,可以学习苏联,或按沙盘学习来进行。但在当时的环境下,那是很难做到的。于是,在压力传递过程里面,浮夸就变成一种基本的反应。另外就是所谓的指标竞赛。指标竞赛是一种非理性的政绩竞争,看谁能指导数字弄得更高,到“大跃进”的时候就非常严重、公开了,但实际上这个指标竞赛一直存在。

   第三,浮夸之所以普遍化甚至愈演愈烈,是因为当事人不用承担多少责任。比如你报的数字一出现浮夸,上面就会叫停。实际上在整个机制里面浮夸是不用负太大的责任。反过来,即使上级发现下级报的数字不实,也就是批评工作作风不佳。但如果你不去努力追求指标的完成,上级就会说你工作不尽职。

   最后,浮夸也与运动治国有关。动不动就搞政治运动,浮夸现象就不可避免。基本上不浮夸就没有运动可搞,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指标的完成。无论是什么运动,不管是“镇反”运动、反右运动中那些政治性的指标,还是统购统销、公私合营乃至集体化等运动中的经济指标,都是在运动推行过程中展开非理性竞争,形成了一种攀比现象。我在研究公私合营的时候,就写过一篇《政治生存与经济生存》的文章讲这个事情。

   浮夸不仅仅是数量上的,也包括速度方面的,比如说新民主主义搞多少年,从15年、8年、5年到两年,甚至几个月,这就是非常典型的速度浮夸。有时也会出现质量上的浮夸。质量型浮夸是什么意思呢?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刚发表一篇文章,讲1959年到1961年期间上海的粮食紧张问题。①粮食紧张的时候,上海当局就推行所谓“先进烧饭法”。也就是说,比如原来1斤米能做3斤饭,通过“技术革新”就能烧出12斤饭。其实,那个饭就几乎不能吃了,因为质量完全不行了。

   浮夸实际上也是有限度的。计划经济必须要有计划,但最后政策执行还是要接地气,还是要落到实际上来,不可能一直这样浮夸下去,所以这个指标究竟应该怎么落实极为关键。不管前面怎么激进,怎么吹得天花乱坠,到最后要落实那些数字的时候,理性就回来了。“大跃进”时期各地拼命在粮食产量方面“放卫星”,但最后怎么落实呢?各地报来的亩产量这么高,即使按最低的数字再打个七折,按照这个交粮食,也是很恐怖的,这大概也是大饥荒发生的一个很大原因。许多产粮省也根本没有办法,因为前面报的数字太高了。

   不过,有时政策指标打折幅度非常大,比如说“三反”、“五反”运动,那时候“打老虎”报的违法收入数字浮夸得不得了,上海“五反”打老虎打出来的数字已经远远超出上海前一年的生产总值,这就没办法交差了。如果当时中国的“资本家”,也就是工商业者,按照他们自己报的违法收入来退补的话,那基本上私营工商业部门全部要歇业。所以政府便主动打折,将工商业者分等级:“大老虎”、“中老虎”、“小老虎”,中老虎、小老虎就不搞了,全部放过,大老虎就打折,在他们报的数字上面打折,甚至低到一二折。“四清”的时候也是这样。那些“四不清”的干部报出来的贪污数字加起来非常大,但是最后真正落实的并不多。大部分的干部都不用退了,中央最后都要讲“宽了”,要宽大,尽快了结。上级也很清楚,如果按他们所报数字退赔,基层干部大多数人就要倾家荡产。这些时候打折幅度非常大。当然有时打折幅度不大,可能有策略的问题。像政治数字,打折幅度就不大,比如反右时全国有多少右派分子,“镇反”时有多少反革命,这个数字不能乱打折。

   如果打折打多了,甚至形成上下级之间数字博弈的习惯性策略,那是相当危险的。当打折形成习惯,就会造成干部间的一种预期心理,尤其是在经济事务里面。我做过一些访谈,问一些基层的干部,如一些生产队长,我说你们这个数字报上去之后,没办法兑现怎么办。他们说,反正大家都瞎报嘛,往上说就是了,报到最后大家做不到,上级肯定还是要解决。当大家形成了一种习惯,都去瞎吹,你吹两万我就吹三万,你吹三万我就继续往上吹,这是很恐怖的,因为这会影响到整个后面的结局,甚至造成灾难。1952年“五反”时,上海有很多商人被迫自杀,因为他们多数人不了解这个游戏规则——雷声大雨点小,数字最后是可以打折的。

“大跃进”时,经济数字完全脱离了计划经济的轨道,根本就是非计划的,也可以说是从理性浮夸发展到了非理性浮夸。所谓理性浮夸,就是说那种浮夸还是有一定的限度,到“大跃进”时完全是非理性了,就是瞎吹。“大跃进”也许是从“统计大跃进”开始的,这是我的看法。“统计大跃进”比“生产大跃进”还要早发生,1958年初就开始出现“统计大跃进”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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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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