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口有个犹太难民纪念馆，当年叫“摩西会堂”。不久前几位犹太艺术家从美国来到上海戏剧学院排演音乐话剧《苏州河北》，都去了那里参观。他们告诉我，遇见一位白发苍苍的义务讲解员，热心地向他们介绍当年犹太人的情况，英语字正腔圆，每当碰到吃不准的词，还会一个个字母拼出来，拼得都很准确，让他们既感动又佩服。我想起几年前陪美国朋友去那里，也遇到一位那样的“老克勒”，说不定就是同一个人？他1940年代就住在附近，说起犹太人的掌故如数家珍，对当年犹太人的轶事和今天新上海的变迁，全都充满了热情；讲到历届以色列总理和美国部长等高官纷纷来参观致谢，那份自豪更是溢于言表。真是个在老外面前很给中国人长脸的上海人。

犹太人和上海有缘，我这个上海人和犹太人也有缘。在美国三个大学读研究生，导师都是犹太人，世界一流的戏剧家思想家理查·谢克纳是我的博士导师，一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上海戏剧学院2005年成立了“谢克纳人类表演学研究中心”，他差不多每年都来上海讲课、排戏。去年一月起上戏和布朗、纽约、普林斯顿和耶鲁等名校合办每年一度的“冬季学院”，那四所大学里三所的首席教授都是犹太人；上戏招收的头两个来自世界一流大学的博士生硕士生恰巧也都是犹太人，来自哥伦比亚和耶鲁大学。我在美国戏剧界的朋友中最多的也是犹太人。接触多了，发现中国人和犹太人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上海人又像得更多些。勤俭、精明、顾家，重视教育，家庭中母亲的地位很高，凡此种种，都像得很。但中国人和犹太人也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我们总爱说我们中国人如何如何，犹太人就极少这么说；我们喜欢说以做一个中国人而自豪，而他们几乎正相反，不但拒绝讨论犹太人在各个领域的成就多高、占了诺贝尔奖的多大比例，还常会说是别人故意夸大了犹太人的成就。

犹太人之所以如此不愿露富和炫功名，是因为他们千百年来流离失所，饱受歧视和迫害。最惨的时候就是二战期间，六百万左右犹太人死在了纳粹手下，而他们想逃去避难的国家——包括现在最支持犹太人的美国——大都对他们无情地关上了大门。华盛顿的“大屠杀博物馆”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艘满载犹太难民的欧洲轮船在美国沿海绕了一圈，等待移民局报告罗斯福总统和国会后做出决定，最后还是不被允许靠岸，只好怅然驶向亚洲。就在那样无望的时候，有近两万犹太难民来到了当时世界上唯一能接受他们并让他们感到安全的城市——上海。只可惜好景不长，希特勒要求日本占领者解决犹太人问题，又一次将犹太难民置于极度的危险之中。这就是我写的《苏州河北》的历史背景。

上海的艺术家对犹太人在上海的故事很感兴趣，多年来一直在探索创作相关的作品。但写犹太人的戏很不容易，有关犹太人的跨文化戏剧更难，就因为犹太人一般不愿意公开谈论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特点。事实上一流戏剧家中很多是犹太人，除了我的导师谢克纳导演，剧作家哈罗德·品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瑟·密勒（《推销员之死》作者）、尼尔·赛蒙、汤姆·斯托帕等等都是，但他们甚少创作公开身份的“犹太戏”，更鲜见拿犹太人和其他民族、文化作比较的作品。戏剧史上最有名的犹太角色竟一直是《威尼斯商人》那个中被很多人视为反面人物的夏洛克。其实那是莎士比亚刻画得相当丰满的一个圆形性格，但作为一个跨文化戏剧的主人公，这个要挖基督徒一磅肉的高利贷者毕竟是以恨和报复为主，而我们的《苏州河北》这个跨文化戏剧强调的是身处危难之中的爱、友谊和互助——这也是犹太人和上海人在二战中那段历史的真实反映。

历史上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遭遇惨得很，一直被赶来赶去，没有稳定的家园，所以他们特别珍视二战那些年里上海人对他们的接纳。但我写这个戏，倒未必是要为上海人向犹太人以及全世界的人表功；其实，越了解犹太人，越感到惭愧。看看人家，那么多磨难都没能阻止他们在许多领域做出世界一流的骄人成就，而他们还一点都不想用这些成就来“骄人”。这种刻意的低调极大地帮助了他们的国际公关。陈思和教授看了《苏州河北》以后告诉我，他认真地比较过中国的抗日作品和犹太人关于二战的作品，二者反映的是同一个正义的斗争，但作品在国际上的接受程度却很不一样。我们的片子大多突显暴力反抗，作品很难走出国界；而犹太裔导演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等一大批二战影片走遍了世界，他们刻画的多半是犹太人受难，而不是造反。是因为他们都是窝囊废吗？显然不是，以色列的军事力量谁敢小觑？但他们在向世界讲自己的故事的时候，韬光养晦的功夫实在了得。他们的这种智慧，很值得我们好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