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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允星:浅析中国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更新时间:2014-02-13 20:10:39
作者: 辛允星  

  

   最近阅读摩罗先生的《中国的疼痛》一书,从其副标题“国民性批判与文化政治学困境”就可以知道,作者在本书中再次重申了他对中国自清末民国以来社会启蒙思想的批判,而所使用的理论武器同样也是老一套:民族文化本位主义和西方阴谋论,最终得出的核心观点就在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悲剧在于西方的殖民,而中国知识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动性批判乃至抛弃进一步使中国陷入西方的“文化殖民陷阱”,从而至今也不能走出国家民族的信心危机困境。这些老调重弹的东西并没有引起我的关注,但作者在本书后序中所讲述的内容却让我产生了很多的思考,他谈到了自己母亲的菩萨信仰和对毛泽东的情感,并从中受到很大启发,随之得到了一个足以让他颠覆既有知识信仰的观点:所谓精英文化对草根文化的批判其实就是为了确立自己的正当性,文化的关系背后就是权力关系,而自己既然注定是闰土、阿Q、祥林嫂的后代,那么就应该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去体会他们的需求和疼痛。

   就在阅读本书这段时间前后,我也经历了一些相似的事情,但却得出了与摩罗先生截然相反的结论。半年多之前,父亲从农村前来我现在的住所帮忙维修房子并小住了一个多月,他喜爱喝酒并对一些生活道理高谈阔论,特别是知道我经常写文章针砭时弊后更是拿出长者的姿态对我进行劝诫,核心的意思就是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中国人自古就是学而优则仕,我虽然不顾亲朋的意见而选择了学术,但也不能过于坚持自己那套所谓的“真理”,中国再有问题也不是少数人能解决的,多数人选择适应这个社会规则,而我却要抗拒必然难以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那么家族和亲人就不能从我这里获得荣耀和其他好处了。此外,父亲还是我所界定的“毛粉”,他经常拿一些他所知道的高官来表达自己的精神寄托,而我这方面的认识和他几乎完全对立,因此多次发生争执,并最终爆发了一场严峻的“餐桌斗争”,面对我的极力驳斥,他不得不拿出“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你爸”这样的话来应战。我也以最严厉的警告将他驳倒:“你爱追求什么自己去,别指望我帮你们实现你们的梦想,我有我的信仰,不可能按你们的想法做事…我若读书20年还和你们的想法一致,那岂不是把书读到狗肚子去了?别和我讲农村那套规则,什么孔孟之道,全是狗屎,我是现代人,要为社会正义说话,绝不可能再过你们那样的生活”。我最后还说了句狠话:“你以后最好别给我摆老资格,否则别怪我口下不留情”,母亲见势赶快劝阻,父亲也只好老老实实躲进房间不说话了;一周后,他就返回了山东老家,并说以后尽量不来金华,我也因“生气”好久不给他电话,而最让我不能接受的一点就是:长者凭什么要求晚辈延续自己的人生路线和实现自己的生活理想?

   很显然,面对长辈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摩罗先生选择了“理解认可”,却把与这种传统文化形态对立的现代文化视为“文化侵略”;而我坚信五四启蒙精神是进步的,而中国传统文化是落后乃至“吃人”(鲁迅语)的,但是我也深知中国基层民众接受启蒙价值观的艰难,所以对其表示理解,而自己一旦受到传统文化的“干预”,也会做出勇敢的抗争乃至强烈的反击;相信,我对父亲的严厉驳斥就是这种文化信仰的充分体现。摩罗先生及其相同观念者也许会说我太过“叛逆”,甚至认为我的思想也被西方文化“殖民”了,那么我倒想反问几个小问题:中国人在商周之前是否和之后时期有着相同的思想观念?三纲五常难道是中国人天然的观念意识?若没有周公旦、孔孟、董仲舒以降的历代大儒对国人进行洗脑教育,国人会有今天的思想观念吗?他们对国人的思想灌输是否也是一种更严厉的“文化殖民”?长时段不敢说,至少近60年来,西方国家没有用枪炮逼迫中国人接受西方现代价值观,更没有统一编印“四书五经”强制我们学习,倒是恶意篡改历史事实丑化西方文明世界的信息因为获得官方保护而大行其道,真是不能理解,摩罗先生何以认定西方推行的文化自由传播观点就是“殖民”,而带给中国千年苦难历史的儒家传统文化就“天然正当”?

   道理很简单,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在确立初期都难免带有“不平等”色彩,甚至还伴随着权力关系的调整,但这种文化形态一旦确立,又会对现有的社会秩序形成强大的稳固作用,正如大清朝灭亡之后让国人“剪辫子”和建国初期让国人“留辫子”一样艰难,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文化保守性”。学术界对“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关注已久,关于民族主义的相关研究大多与此话题有关,伊罗生先生在其名著《群氓之族》一书中就曾深刻地指出:“姆庇之家”这种民族的“原乡情节”有着丰富的“意识内涵”,使人们甘愿为自己的种族、语言和国家等牺牲自己的一切。也就是说,强烈的“群我意识”和文化认同可能正是人类的本能之一,在这种人类潜质的作用之下,特定族群的人们不仅追求功能(食色等)上的满足,还追求意义层面的价值,其中民族文化就成为了人们获取身份认同的重要资源。受到地理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从形成之初就表现出了唯我独尊的强烈排外意识,加之两千多年来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外部冲击,中国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即使面对西方列强的轮番攻击,这种心态也不能破除,徐桐、辜鸿铭等可以视为清末民初的文化保守主义之极端代表。按照刘再复和林岗先生的看法,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已经出现了五次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辩论(可见《传统与中国人》一书:351页),但中国人的文化本位主义思想还是顽强延续着,成为民族进步的巨大障碍。

   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集中体现为对传统儒家伦理的念念不忘乃至推崇,以及随之而表现出来的反西方思想倾向,因此,怀旧、自恋、反西方几乎可以被视为其三大基本特征。受到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和大众心态的影响,中国在效法西方现代文明的过程中挫折不断,这本来应当属于“学不到”带来的问题,而中国很多人却忽视中国从未真正学到西方现代文化精髓的事实,任意将国家社会变迁的挫折归结为传统文化的丧失和西方文化的入侵,似乎正因为学习了他们,中国才贫弱不堪、暴政不断、人心混乱,这样就通过歪曲基本事实的潜移默化方式,再次为文化保守主义寻找到了正当性依据。但是稍微知晓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明白,中国从未形成西方现代文明的基本文化氛围,谈何为西方文化所害?所以,又有人聪明地将马列主义思想的传播视为中国“已经接受西方文化”的基本证据,殊不知,马列暴力文化在西方文明世界恰恰被视为“异端”,与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观”(自由、民主、宪政)正好是一种对立关系,而且,它之所以能顺利侵入中国,恰恰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与之有着天然的亲和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在1950年代之后出现的文革等社会发展挫折根子上的原因还是中国传统社会孕育出来的文化劣根性,只不过是被挂上了“马列主义”的外衣而已;所以尽管在表面上大搞“批林批孔”,实际上却体现了“文化保守主义”的泛滥。中国历史上的黄巢、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家不也做处过与文革武斗很相似的事情?那时候没有马列主义,只能被视为传统文化的产物。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和马列主义的共同敌人是西方个体主义价值观和宪政民主思想,他们共同提倡集体主义价值观(建国后以国家集体取代宗族集体为主要宣传内容)、道德理想主义政治观念(当时宣传的各种所谓的先进人物和中国传统道德榜样的形象具有很强的相通性),这些与西方启蒙精神和宪政民主思想完全背道而驰的东西,在中外激进政治思潮的催生下共同演绎出了人类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社会悲剧,数以千万计生灵涂炭,社会正义荡然无存。

      面对这样的历史事实,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还是不能甘心,非要拿出众多的中国古籍进行“引经据典”,以论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甚至还有人坚持认为世界的未来已经寄希望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复兴,其“意淫”的能力可谓不减当年。我想要说的是,特定文化形态尽管可以通过典籍加以考证,但是最核心的东西一定是大众意识和行为方式,文化典籍“说了什么”固然重要,其实践的“社会结果”则更为关键;因此当我们发现身边的赵太爷、闰土、阿Q、祥林嫂与文化典籍的主张不一致的时候,应当认定“活生生的大众生活”比各种文字记载和宣讲更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沿着该思路思考下去应当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当然也有“求善”的一面,正如基督教、伊斯兰教文化也有其不足,但是若从整体上来考察就不难看出,由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已经在基本结构层面上固化,而且与专制、暴民政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其劣根性处于繁殖基因的“绝对显性”地位,而其优点基本被压制和遮蔽起来,因此不可能对其进行剪切和嫁接,只能彻底放弃。针对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言论,我还想问: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和种族思想是否也有一定的合理性?秦桧先生是否也有可取之处?若我们非要把希特勒、秦桧思想的合理之处无限放大,却盯住丘吉尔、罗斯福、岳飞等人的生活瑕疵不放,是否也会得出结论——希特勒、秦桧也不能全盘否定,我们还需把他们的优点发扬光大;但回头思考,他们这些所谓的优点是否早就被别人作为常识而纳入其日常生活了呢?中国很多所谓新儒家知识分子经常喜欢到处宣扬儒家对诸如仁义等各种正面价值观的主张,但他们可曾想过,难道别的文化传统就反对仁义思想了?若我们所谓的优点都早已被别人吸收,而别人的优点我们却从未获得,再这样做还有何价值?

      其实不难看出,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与其说在考证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衔接之可能,不如说他们放不下“文化本位主义”价值观,超越不了对“姆庇之家”的原始情节,这导致他们深陷对文化细节元素的“纠缠”,却不能获得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整体判断。在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想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土壤,不仅有当权的政治保守主义保驾护航,还有中国基层民众潜移默化的支持,因此,在未来较长的时期内,它还将对中国社会变迁的方向发挥重大乃至决定性作用。为什么中国几乎所有的帝王、组织、政党在夺取政权之后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热衷都远超获取政权之前?最明显的原因就在于,这套思想观念很适合用来巩固专制统治,因此,若要推进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建设,知识界就应该重启五四进程,发扬五四精神,沿着鲁迅、胡适等先贤开创的国民性批判之路继续前行,配合现代民主宪政制度建设的顺利完成。值得担忧的是,最近发生的两件事都为“新五四运动”的开启蒙上了一层阴影:其一是:习总书记前往山东曲阜孔子故里“取经”并明确提出尊孔言论,若此举真得代表了他未来的施政路线,那么中国很可能会重蹈晚清覆辙,社会进步必然放缓;其二是:摩罗先生总结出了中国大众的一种心态——因为我出身奴隶,所以必须热爱奴隶文化,这种文化保守主义观点(背后隐含有一定的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想成分)若在中国社会普遍和长期延续,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也会面临障碍,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将被无限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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