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辽沈战役后国民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中。1949年1月—2月间，论节气，正是天寒地冻，论政治，毛泽东、中共中央所在地的西柏坡却是一片火红热烈，在飞雪中期盼万紫千红的春天。
1949年1月8日至14日，1月30日至2月6日这短短的两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共的历史上，中共与联共（布）、中国同苏联关系上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是一段很有特色的日子。所谓特色，指的是斯大林作为苏联国家和执政党的领袖，同事实上还处于在野地位的政党——中共的领袖毛泽东，就如何结束蒋介石代表的国民政府统治而进行的笔谈即频繁地交换函电。二人从切磋到达成对待蒋介石和谈的一致方针，到1月14日中共发表与国民党和谈的八项条件，发生在第一个七天里。这个期间，毛泽东曾经向联共（布）特使杰列宾表示愿意往苏联一行，就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直接向“大老板”斯大林请教。有趣的是毛泽东像联共（布）领导层一样也使用“大老板”一词来称呼斯大林。
但是斯大林认为当时毛泽东应坐阵中国，就许多重大问题做出决策，毛泽东未能成行。
半个月后，联共（布）派遣了政治局委员А.И.米高扬（Микоян）到西柏坡。他在那里逗留八日，从1949年1月30日至2月6日，又是一个七天。这段时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朱德在西柏坡与米高扬进行了十多次谈话，其中毛泽东本人与米高扬进行了七次会谈。在这些日子里，毛泽东、中共中央领导，和米高扬一起描绘共和国的蓝图。
过去这些情况鲜为人知。查国内已经出版的三卷本《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上下册）以及其他毛泽东本人的文章，对于这个情况的介绍十分简略，《毛泽东年谱》中仅仅有几百字提到会谈情况。2005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学者、俄罗斯档案专家从俄罗斯总统档案和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档案馆挖掘出极其珍贵的材料，编辑成《二十世纪俄中关系》第5卷（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本文下用CKO）上下册，书中文件使读者对这十几天里重大决策的酝酿情况豁然开朗。通观这两周毛泽东同斯大林和联共（布）领导人的函电往来，有一些十分引人注目的亮点。
斯大林深深介入中共政治生活
在国共决战的关键时刻，斯大林为中共出谋划策，与之联合对付美国。国民政府1949年1月8日发出致英美法苏四国政府的照会，请它们居间调停国共关系。如何回答国民政府，直接涉及大国在中国的利益，但是鉴于国共内战，苏联在两党间的选择十分清楚，斯大林亲自出马与毛泽东协调。
斯大林建议毛泽东取虚与委蛇的手法同国民党和谈。他们二人都反对美国介入调停，都主张不允许已经被中共宣布为战争罪犯的人参与和谈。斯大林的具体建议是，让国民党先亮出底牌，共产党后发制人，继而提出让国民党无法接受的条件，把和平旗帜抢过来。斯大林和毛泽东“期望国民党拒绝按照中共提出的条件和谈。其结局将是，中共同意和谈，因而不会受到继续内战的指责。这样一来，国民党就是破坏和谈的罪人，国民党和美国的和谈手腕也因此被拆招”，而中共则可以把战争进行到底。1949年1月14日斯大林就中共如何回复国民党国共和谈建议的事致毛泽东密电。他提出了两个招数，一是拒绝和谈，二是虚与委蛇。斯大林解释其意图说，“如果对手是诚实的人，直截了当毫不掩饰地回答固然好。可如果你的对手是像南京政府那样的政治骗子，那么直截了当毫不掩饰地回答，就要冒风险了”。（CKO，第5卷，下册，第21页）所以他电告毛泽东：即使国民党接受共产党提出的苛刻条件，那么在政府组成问题上共产党也务必牢牢握住权柄：到那时候，我们第一，不停战，按下述比例建立起联合的中央政府机构：共产党人在政治协商会议中约占到五分之三，在政府中占三分之二的席位，剩余的席位在其他民主党派和国民党人中分配。总理，武装力量总司令，如果可能，主席职位均由共产党人担任。这样便能够保证中共在未来政府和军队中的绝对领导。第二，总理，总司令，如果可能，主席职位尽可能由共产党人担任。第三，由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这样建立的联合政府是中国唯一的政府，宣布任何一个觊觎政府大权的政府为谋反者和僭权者，当予取缔。最后，由联合政府向国共两党军队下发命令，让他们宣誓效忠联合政府；并命令他们立即停止针对宣誓接受收编的部队的军事行动。对于拒绝宣誓接受收编的部队，将继续军事行动。斯大林估计“国民党未必接受这些举措。如果拒绝，那处境会更加恶劣，他们会遭到全歼。没有国民党，这些举措也将得到实施”。（CKO，第5卷，下册，第22页）
毛泽东决策外交——新中国向苏联“一边倒”
这是毛泽东一个战略性的决策，它涵盖了未来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中共党的建设和意识形态诸问题。毛泽东1947年底谈到战后苏美英关系时，就明确要与苏联大做生意。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首次使用苏联日丹诺夫关于世界已经划分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明确未来中国要同全世界人民一道努力奋斗，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向苏联一边倒的思想已然萌芽。在世界两大阵营的冷战气氛中，苏联考虑到本国在远东特别是中国东北的利益，也急于争取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中间地带的中国。
1949年1月间，毛泽东与米高扬讨论中共的对外政策问题时，清楚地阐述了中共立场。在对待外国在华各种具体问题上，毛泽东谈了以下几个方面。
中共“打算限制驻中国的外国通讯社和出版方面的权利。禁止各通讯社的独立活动，外国报章杂志也不得自由出版。现有的外国出版物必须到政府登记”。
因为“这些限制也触及到苏联在华出版物的利益”，毛泽东告诉米高扬，他想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派中国人当苏方出版物的负责人，这是虚名，主事的仍是苏联人。”
对待外国企业，毛泽东强调，此事的处理“一定要谨慎，因为外国资本和中国人的利益紧密相关。他指出，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没收外国资本和财产的决议，这个决议现在仍然有效，但做起来要采取灵活的方式”。
关于外国人在中国使用电台，毛泽东说，“绝对禁止外国人使用电台，只有个别情况才可例外”。对于这个例外，他举了天津美国领事馆的例子，说中共知道它的密码，禁止使用这个电台对中共不利。
关于新中国如何对待外国承认，“毛泽东说，一拿下南京，就会出现外国列强承认新政府的问题。将要面临的情况是：立即接受外国承认，或许至少推迟一年才予接受。这两个办法各有利弊。推迟对我们有利，我们可以放手处理同一些国家的关系，更有利于我们稳扎稳打；而接受外国承认，则有利于揭穿美、英对我们的破坏活动。为今之计，我们可推迟接受美、英的承认，以赢得时间”。
关于外国能否承认新政府，基于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他的想法：“这个问题也摆在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面前。”他据已有情报说，“美国打算承认我们，英国也必然紧随其后。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承认我们，就是反对我们、同我们进行贸易必不可少的。这样承认了有什么好处呢？这可以打开我们联络其他国家和进入联合国之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愿意取第一条路，也就是说，不忙着建立外交关系，而是拖着他们，巩固自己。”（CKO，第5卷，下册，第42-43页）
在对外贸易方面，毛泽东与苏联一样，置入意识形态因素，他说，“我们打算与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签订条约”。米高扬表示同意，说“这个愿望是对的”，“我们必须在经济上互相帮助。过去没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不愿让人说我们干预各民主国家的事务。结果，各民主国家在市场上彼此掣肘，后来才向我们提出通过互相签约的途径，来调整贸易关系”。（CKO，第5卷，下册，第42页）米高扬向毛泽东简短介绍了莫斯科六国会议的成果。
毛泽东知道“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希望看到对外贸易被垄断，但我们还是要实行”。他强调：“首先就是要和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进行贸易，仅仅把这些国家不需要的东西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口。”（CKO，第5卷，下册，第42页）
毛泽东的既定政策进一步表明其一边倒的立场，同时也把未来的中国带入世界范围内的冷战。米高扬说的莫斯科六国会议，指的是苏联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各国在1947年举行的会议。它针对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剑指二战结束后美国提出的马歇尔计划。社会主义阵营的执牛耳者苏联，认定该计划的目的是要组建反苏的西方集团和侵蚀苏联的势力范围，于是同年决定从两个方面反击，即：实施莫洛托夫计划和建立共产党情报局。莫洛托夫计划，旨在巩固苏联对东欧的影响，这一计划的实施为经互会的成立打下了基础，加强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济联系。1949年1月5日至8日，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罗马尼亚等国政府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经过磋商，宣布成立经互会。它预防了东欧国家的离苏倾向，阻隔了这些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往来的余地，最终形成的是苏联东欧经济圈。
中共的建党和指导思想
中共曾是共产国际的支部，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并没有改变中共外交上的苏联取向。毛泽东说，“1921年中共是在十月革命和苏联的直接影响下，由联共（布）帮助成立的。如果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于1903年在伦敦代表大会上得以确立，那么我们布尔什维克党的形成就要晚的多，也就是说，到1921年才办到。我们立即采行布尔什维克和民主集中制的纲领。自1921到1927年，我们同国民党合作，共同北伐。这一时期得到苏联帮助，1924年前列宁参与，他死后则是斯大林参与。这一时期，斯大林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著作。当时我所知甚少，但是认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CKO，第5卷，下册，第64页）
毛泽东的话说明中共一成立“立即采行”的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和民主集中制的纲领”而不是马尔托夫、普列汉诺夫等的孟什维克纲领，列宁的纲领决定了中共的革命道路，决定了它后来的治国政策。
如何对中共党员干部进行教育。毛泽东认为，面临执政的“中共最重大的任务就是对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共曾经认为或者要求党员“通读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著作”，现在看这是不可能的，干部们要学习，同时还要做大量的实际工作。因此，中共“决定让自己的干部只读十二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列举了这些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问题》等），而没有提到任何一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米高扬问毛泽东，“在党内对干部进行教育的十二本书里没有一部中共领袖从理论上阐述中国革命经验的著作，是否合适。毛泽东答道，他作为党的领袖还没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任何新的贡献，也不可能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相提并论。他为斯大林同志健康举杯祝贺时，强调指出，中国革命现在的胜利是建立在列宁—斯大林学说的基础之上，斯大林不仅是苏联人民的导师，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导师。谈到他自己，毛泽东说，他是斯大林的学生，他自己的理论著作没有什么价值”，中共所做，“只不过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贯彻到实际中去，丝毫没有创新。而且他本人立即就发了一封电报，严禁把他的名字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相提并论，不过他为此事同亲密战友们没少争论”。
米高扬对毛泽东的谦虚表示敬佩，但“不同意他的说法”。米高扬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非在中国机械地运用，而是考虑了中国具体条件的特点，在这个基础上予以应用的。中国革命有自己的道路，使其具有反帝革命的面貌。因此，总结中共的经验不可能没有历史价值，也不可能不丰富马克思主义科学。再说，难道能否定中国经验的总结对于亚洲各国革命运动的理论价值吗。当然，不能”。（CKO，第5卷，下册，第36页）
对于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毛泽东在1949年1月7日就曾对联共（布）代表奥尔洛夫说过，外面到处传言说他是独裁者，毛泽东说“对，我就是独裁者”。因为“放弃延安后，统管全部事务的是三个人，他，周恩来和任弼时”。（CKO，第5卷，下册，第13页）
关于提高中共党员的理论水平，“毛泽东说，为了加强党的队伍，了解苏联对德波林和布哈林错误哲学观点的批判，具有重大意义。在我们党的心目中，苏联的这场批判，把列宁和斯大林提升到了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地位。对德波林哲学观点的批判，帮助了我们同我们这里的理想主义者做斗争”。（CKO，第5卷，下册，第36页）
毛泽东的话不仅透露出他对联共（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政策很早就有所了解，而且表明他对这一政策的高度认同。德波林认为，矛盾的存在是必然的，对立是不可避免的，但对立的双方可以通过协商讨论化解分歧，不一定要你死我活地斗争。因此被说成“理想主义”，“唯心主义”，“脱离实际”等。
1942年3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的秘书张如心的《清算德波林主义，开展反主观主义的斗争》一文，其中披露：“毛泽东同志在最近一次会议上明确地指出：德波林主义是我党近十年来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主要思想根源之一。”1937年8月毛泽东写《矛盾论》时再次强调：“苏联哲学界在最近数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极大的兴趣。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
关于中共与联共（布）的关系
毛泽东认为必须加强同联共（布）的联系，他和中共领导人在1949年2月4日专门与米高扬谈了两党关系的问题。他强调说，“中共需要联共（布）的全面帮助。我们需要两个顾问，一个经济顾问，一个财政顾问”。当时，科瓦廖夫已由苏联部长会议派遣，以经济问题全权代表的身份开始在中国的工作，“他的工作范围包括东北和华北”，而且“完全听从毛泽东同志的调遣。虽然他名义上属于中长铁路，实际上他的活动扩及整个中国。毛泽东对И.科瓦廖夫同志奉派来听他的调遣表示感谢”。
至于中苏两党间的关系，毛泽东说：“中共中央转赴北平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将要在党务和外交两个方向上发展。”他说他主张党务顾问放在苏联大使馆。
参与会谈的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就中共党的顾问一事表示，希望此人离中共近一些，便于经常交换意见，在重大问题上，中共想和联共（布）中央直接联系。正如周恩来所言，“重大问题在莫斯科解决”。（CKO，第5卷，下册，第68页）
关于中苏关系和苏联援助
毛泽东强调，“苏联过去和现在都给予中共巨大的援助，中共非常感谢联共（布）”。
关于中共和联共（布）两党间的关系，毛泽东是在世界革命的背景上予以阐述的。他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局部利益应服从整体利益。我们提请苏联援助时，总会考虑到这一条。假设说，苏联不给我们某种东西，那我们也不会埋怨苏联。罗荣桓去莫斯科的时候，就问我，怎样提出苏联向我们提供援助的问题，我告诉他，别把情况说得太过分，似乎我们要垮了，自己没有条件了，但是要强调我们希望在涉及东北的事情上得到你们相应的援助。从1947年起，林彪经常就这样那样的问题提请莫斯科给予援助。毛泽东说，我指示高岗，我们向苏联要的东西一定要付钱偿还，除此之外，可以靠国统区解决某些物资匮乏的问题。中国同志应当合理使用苏联的援助。毛泽东强调，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恐怕未必能得到现在的胜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自力更生”。
谈及苏联在中国东北扮演的角色，毛泽东特别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说，“必须承认一个事实，苏联对东北的援助，占了贵方援助的四分之一，这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CKO，第5卷，下册，第69页）
1945年6月3日，蒋介石直接向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说明中国的主张：1924年的中苏条约应当是两国关系的“历史基础”。不平等条约、领事裁判权及租界是列强加予全中国人民的“耻辱”，中国“人民之心理与要求”是必须尊重的，所以请苏联帮助我国“东三省主权完整、行政独立”，此后作为帮助我国收复失地的友邦，苏联可以为远东和平在中国领土内建设海空军基地和使用东三省的铁路；请苏联先于其他国家坚定表态帮助中国独立行政与领土完整，这样一则可以击溃国际上的反苏运动，二则，此后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心理，必皆同情于苏联”，届时全中国的人力和物资都可以为“苏联与中国的合作互助关系所利用”。
6月12日，蒋介石又向彼得洛夫说明：“租借地一类的名义，我中国人民认为是国家的耻辱，我们不好再用”，蒋介石甚至为苏联的“国际信誉”考虑，建议说这样的做法和名义“对苏联是有利的”。他答应中苏共同使用军港，那是“与苏联的友好合作”。后来他派遣宋子文、蒋经国等人赴莫斯科谈判时，也再三指示：“‘租借’地名称为我国之历史耻辱……非设法除去不可”，中国能够做出让步的仅仅在铁路、军港等“无损于我国行政与主权”的问题上。
宋子文秉承蒋介石的指示，在与斯大林讨论大连港问题时，曾经批评斯大林把1898年沙皇俄国与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作为依据，认为该港口应当国际化。宋子文据理力争：“旧条约即无战事亦当满期，且为帝俄所为之宣言，余思阁下不致以该条约为依据。”况且“即在帝俄时代，大连亦为自由港。”
至于出入大连港的关税，宋子文认为理所当然应当归中国，可是斯大林主张中苏各半。谈判很不顺利。蒋介石充分估计到斯大林的立场“俄对外蒙之要求，志在必得，决不能以任何高度自治或准其驻兵方式所能餍其欲望。若不允其所求，则东北与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共党问题更难解决；而且外蒙事实上已为俄占有，如为虚名，而受实祸，决非谋国之道，忍痛牺牲，而换得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乃决心准外蒙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而与俄协商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为交换条件”。蒋介石为了得到苏联承诺不把武器给中共，最后还是同意了苏联的要求，并且在外蒙古问题上做出了让步。
毛泽东的态度是，“苏联来旅顺港，是为了自卫和保卫中国免遭日本法西斯侵害，因为中国非常之软弱，没有苏联的帮助就不可能保卫自己。苏联不是以帝国主义势力而是以保卫我们共同利益的社会主义力量，来到中长铁路和旅顺的”。
米高扬问毛泽东“共产党为何反对美国在青岛的海军基地，而保护苏联在旅顺的基地，毛泽东回答说，美帝国主义来中国是为了压迫，而苏联在旅顺驻军，是为了防止日本法西斯主义。有朝一日中国强大起来，能够独立防止日本威胁，那时苏联本身也就不需要旅顺基地了”。（CKO，第5卷，下册，第82页）
1949年2月6日，米高扬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谈及1945年8月14日的中苏条约。米高扬是这样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描写那个场面的：
米高扬对中共领导人说：“中苏关于旅顺港地区的条约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缔结此约是为了制止国民党和日美合谋对付苏联和中国的解放运动。”固然，“这个条约对于中国的解放运动有一定的好处，但是现在，随着中国共产党掌权，国内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苏联政府决定，一俟签订对日和约，就撤销这个不平等的条约并从旅顺港撤出自己的军队。”
米高扬把话锋一转，又说，“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最好尽快撤出军队，苏联愿意这样做。至于说到中长铁路的条约，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个不平等的条约，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由俄国出钱修建的。我说，可能这个条约并没有完全遵循平等的原则，不过我们愿意讨论这个问题，并和中国同志友好解决这一问题。”
“把这个条约评价为不平等条约之说，让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大出意外，他们不胜惊讶。之后，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现在还不应该从辽东撤出军队和取消旅顺港基地，因为这样做只会帮助美国。毛泽东说，关于从辽东撤军问题，我们可秘而不宣，只有到中国消灭反动的政治势力，到人民做好准备进攻外国资本予以没收的时候，到依靠苏联援助，‘我们把家里整理好’的时候，才能重新审视这个条约。毛泽东说，中国人民还要为这个条约感谢苏联。等我们强大起来，‘你们才离开中国’，我们再签订类似苏波条约那样的中苏互助条约。”（CKO，第5卷，下册，第82页）
接受莫斯科建议，毛泽东决心打过长江去
1949年1月和2月，毛泽东同联共（布）驻中共联络员奥尔洛夫（杰列宾）谈判时，不止一次提到上海的重要性，以及中共总的战略部署。对于是否打过长江去，毛泽东犹豫过。1949年1月10日，毛泽东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表述的想法是：
“今年春天，我军主力稍事休整，夏季即可南下。最迟在7月底或8月初，人民解放军一百五十万正规军将过长江。无论士气还是技术装备，都将压倒国民党军队。今年秋冬间，我们有百分之九十的信心顺利占领九个省的绝大部分，即：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陕西和甘肃。拟拿下的城市有：南京，武汉，宜昌，长沙，杭州，南昌，九江，安庆，芜湖，镇江，苏州，无锡，福州和西安。”
说到上海时，毛泽东在电报中向斯大林进一步解释说，虽然“有把握今冬拿下它”，但是这样做还有一些困难，他认为“问题已经不在军事方面，而在于供给：燃料和给养。是否要攻取上海，我们还要考虑”。（CKO，第5卷，下册，第14页）
有个说法一度流传甚广，称斯大林要毛泽东划江而治，笔者没有见到直接的史料支撑，或许它受某些因素的影响而出现，详情不得而知。迄今唯一见到的是上面的文件，它说明的是相反的情况。不过，毛泽东的想法随着时局特别是战局的演变而变化。
毛泽东说上面那番话后过了不到一个月，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华北大局已定，解放军是否渡过长江，拿下上海的问题比前具有更加突出的迫切性。就在解放军开进北京的那一天，联共（布）特使米高扬在西柏坡中共驻地第二次听到毛泽东谈论其对于拿下上海的忧虑。米高扬问到上海工人状况如何，他们在上海发挥什么作用等。毛泽东介绍说：
“共产党在农村的影响无可比拟，没有竞争者。但是在城市里是另一种状况：如果说在学生中间，共产党势力强大，而在工人中，国民党要比共产党强。例如，日本投降后，共产党开始在上海公开活动，它在工人中的势力开始扩大：上海50万工人中有20万在共产党控制中，30万受国民党影响。”
至于干部，毛泽东说：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干部问题。我们挑选了大约5300人准备分派到新解放区。由于缺乏干部，我们不可能管理城市的经济，所以不必忙着拿下上海。”
显然米高扬不同意毛泽东的话，他遵照斯大林的旨意，质疑毛泽东的打算，说毛：
“只看到了管理上海的困难，但没有看到拿下上海后会受益无穷，届时共产党将有中国强大工业中心的50万工人大军。”他认为毛泽东“没有看到，这个中心城市的工人阶级中将会涌现出许多宝贵的、忠诚于党的干部，工人阶级会巩固党和革命的社会基础，进而影响到中国的其他地区。毛泽东无言以对”。（CKO，第5卷，下册，第40页）
然而毛泽东毕竟十分了解他带领的军队的情况，到2月5日毛泽东同米高扬会谈时，依然强调：
“中共军队基本上是‘农民军队’，干部基本上是从土地革命中得到土地的士兵中提拔而来，他们不熟悉大城市，缺乏管理大城市的经验和能力。”（CKO，第5卷，下册，第74页）
从事态发展不难看出，毛泽东最后还是接受了莫斯科的建议并执行之。米高扬走后的两个多月，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毛泽东设想中的中共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
前已述及，尽管共产国际已经于1943年解散，但是在冷战格局中，斯大林通过经互会、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对美国马歇尔计划维持着反制的态势，意图保持其在东欧的影响。苏联试图通过共产党情报局控制各国共产党。共产党情报局总部最初设立在贝尔格莱德。但铁托与苏联分歧由来已久，无论内政外交上都不愿受苏联的控制，坚持独立自主的路线，如在国内不按苏联经验实行剥夺地主土地的政策等，在国际上也对苏联集团表现出离心倾向，试图结交巴尔干一些国家另组集团，遂与斯大林发生冲突，最终公开决裂。南斯拉夫为此于1948年6月被开除出情报局，共产党情报局总部迁至布加勒斯特。1956年情报局宣告解散。
中共情况显然迥异。毛泽东不仅接受苏式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无论内政外交都与苏联高度一致。
米高扬1949年1月访问延安时，据毛泽东的请求，“介绍了南斯拉夫的情况”。毛泽东担心，南斯拉夫“对欧洲的共产主义活动有所干扰”，米高扬对毛的回答是，南斯拉夫没有这个能力，他们干扰不了，“因为他们完全是孤立的，各共产党一无例外都反对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者和反苏分子。对此，毛泽东说，铁托就像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一样，是阴谋家，叛徒和变节者”。（CKO，第5卷，下册，第63页）
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深深嵌入中共政策中，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也成了罪状之一。
尽管这样，毛泽东并非没有自己的想法。他十分清楚，这个情报局的执牛耳者是苏联。至于中共在苏式世界革命中的地位，毛泽东提出了他设计的未来世界格局的框架，这就是建立类似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那样的组织，以保障亚洲共产党人在世界事务中发声。他向米高扬解释说，中共“在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见”。大致是想建立一个共产党亚洲局。毛泽东说，中共“支持与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南劳动党曾用名）以及暹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马来亚和朝鲜等国共产党保持联系。联系较多的有印度支那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与其他党联系不多。和日本共产党没有任何联系。与各共产党的联系工作都由一位特派同志去做，他目前正在香港，但是进展不大”。毛泽东说，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在亚洲建立一个类似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那样的组织，可以叫“共产党亚洲局”，毛泽东虽然没有使用“情报”二字，他的意图是清楚的。
至于时机，毛泽东说，眼下“还为时尚早。可以等到我们军队打下华南，我们的地位巩固以后，再提这件事”。
至于这个“共产党亚洲局”的参加者，毛泽东说，“朝鲜、印度和中国的共产党最为强大，然后就是日本共产党，它也算是强大的党”。关于日本共产党，毛泽东说，“日本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冈野进（野坂参三）持有错误观点，认为可以通过议会斗争道路夺取政权。日本共产党政治局的多数成员当时是反对这种观点的。近来，日本共产党的状况有所改善。日本人民的反美情绪日益增长，不过日本资产阶级支持美国”。
毛泽东向米高扬介绍了已经开始的工作，称根据现有情报可知，“暹罗和印度共产党赞成建立这样一个局。最初，较为妥当的办法是，不由所有的共产党而由几个亚洲国家如中国、朝鲜、菲律宾和印度支那共产党派遣代表来建立一个局。至于日本共产党，它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分量暂时还不是很大，而且我们和日本共产党也没有联系。毛泽东说，关于日本共产党加入这个局的事情，应先和日共交换意见，取得他们的同意”。
米高扬把毛泽东的共产党亚洲局的范围稍微缩小，但是点明了中共的作用，他告诉毛泽东，说按照莫斯科的意见，“中共中央不必参加共产党亚洲局，而要以中国共产党为首建立一个东亚国家共产党局。初期，这个局由中国、日本和朝鲜三个共产党组成。然后，可以逐渐吸收其他的党”。
毛泽东进一步关心，在这个格局下，中苏两党之间“是否应该直接往来”，米高扬“予以肯定回答”。不过，米高扬提醒毛泽东注意，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暹罗和缅甸共产党内有许多美国、英国特务，因此中共和他们打交道要小心。毛泽东还就具体事宜请示米高扬，问“可否就建立这个局的问题和日本、朝鲜共产党联系”。米高扬给予肯定回答。（CKO，第5卷，下册，第63页）
毛泽东对自己的共产党亚洲局主张后来又有了新的发展，20多年后，1972年2月他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第三世界理论。毛泽东说，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的则有日本、欧洲、加拿大，这是第二世界。中国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全盘接受苏联经验制定中国的知识分子政策
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凝练地表现在1949年2月5日同米高扬的谈话中。这天，毛泽东和米高扬讨论的是如何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保持党的一致。米高扬说，“毛泽东讲的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证明党的力量恰恰就在这里。活跃的民主集中制是考验布尔什维克的基础。这一点斯大林多次指示过”。
这样做的目的，是团结全党对付社会上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米高扬说，因为“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从外部向党施压，如果以应有的高水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就能保证党的队伍的纯洁。一旦党在哪里脱离群众，哪里党的队伍就面临瓦解的威胁”。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不仅表示完全同意，而且补充说“由于近期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许多城市，反动派积极活动，企图压制共产党。他强调说，现在党的任务纷繁复杂，因为党的活动范围不再单是农村，而且到了城市”。（CKO，第5卷，下册，第74页）
城市工作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工作的复杂性，紧迫地提到了中共面前。对这样一个群体的认识决定了中共的政策。中共的认识是什么呢？毛泽东向米高扬阐述的看法是：
“外国资本使中国知识分子变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代表人物留学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他们不由自主地成了这些国家影响的传播者。”（CKO，第5卷，下册，第73页）
如毛泽东所说，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是农民军队，而且共产党没有城市工作的经验。但中共毕竟还是做了许多统一战线的工作。听了米高扬关于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外部向党施加压力的观点后，毛泽东得到启示，这就是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都要坚持苏式共产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认为这是抵制知识分子在中国传播资本主义国家影响的良方。在实践中、在政策上，他进一步明确，不能使用“非自己人”的知识分子。
邵力子和宋庆龄是两个极好的例证。
邵力子1949年再次为国共关系奔走。奔走归奔走，在毛泽东心目中，邵力子亲美，虽然邵担任过中国驻苏联大使，他并不亲苏。所以1949年1月12日，在规划未来政府建设时，张治中、邵力子等奔走于两党之间的人物，被置于半冷冻状态。毛泽东曾致电斯大林说：
“我们认为，如果现在与张治中、邵力子及类似人士谈判，并与这些人一道成立联合政府，则恰恰是美国政府乐见的。”他指出邵力子一类人进入政府会产生严重后果，“就会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部队，甚至在中共内部引起很大的混乱，会损伤我们百分之百正义的立场。”（CKO，第5卷，下册，第19页）
毛泽东在挑选时除了考察被选者是亲苏还是亲美，还有另外一个标准：要看阶级成分——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苏、美的冷战气氛扩散到了中国，直接或间接反映到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中。这一切明显勾勒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知识分子中进行思想改造的前因。
由于宋庆龄的特殊身份，中共组建政府时为她的安排而感到十分棘手。1949年2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与米高扬一起商谈未来政府的组成。提到宋庆龄时，同样把她列入非“自己人”之中，因她只是“靠拢共产党”。米高扬向斯大林汇报：
“参加会谈的任弼时说，依他之见，毛泽东最好任主席团［国家］主席，周恩来也支持他，说孙中山遗孀仍然让他们不放心，虽然她靠拢共产党，从来也没有透露过共产党给她的秘密情报，尤其是当年共产国际的钱是由她转给中共的。周恩来说，如果毛泽东不当主席团主席，人民就会想不通。还有，对孙中山遗孀已安排了严密监控，担心国民党把她拉走。周恩来最后说，如果孙中山遗孀出任主席团主席，那么毛泽东就应出任总理。”（CKO，第5卷，下册，第85页）宋庆龄后来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她受到尊重，但“严密监控”持续了到何时，尚未见大陆公开的档案材料可以考证。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 炎黄春秋杂志201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