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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禹九:复杂多面的胡乔木——同李锐谈话录

更新时间:2014-02-08 23:31:58
作者: 盛禹九  

    

   领袖秘书得力助手

   盛禹九(以下简称盛):2011年出版了一本书——《中共中央第一支笔》,副题是“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这本书出版后,我看到朱正写的一篇文章——《“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读后》,刊登在2011第11期《炎黄春秋》上。朱正的文章反映出:这支笔“为党作宣传、作解释、作辩护”,为尊者讳,有时会颠倒是非,掩饰谬误。看来胡乔木是个有争议、值得研究的人物。我知道,您老和乔木交往有半个世纪之久,了解甚多,能谈谈对他的一些认识和印象吗?

   李锐:是的,我同乔木相识已久。记得和他第一次见面,是1939年8月在重庆南方局召开的青年工作会议上。当时,南方局青委书记是蒋南翔,我在湖南省委组织部工作,兼省青委书记,被派去参加这个会议。冯文彬和胡乔木从延安来参加这个会,他们是中央青委负责人。借此机会,我和在重庆《新华日报》当记者的范元甄结了婚。开完会后,冯文彬去云南;胡乔木由我陪同到湖南考察工作。当时范元甄在重庆是公开身份,我在湖南是地下身份,有些暴露;于是由南方局组织部长博古决定,将我俩调往延安。这样,12月间,我和胡乔木一起从湖南、经桂林又回到重庆,与范元甄会合后,大家一起同乘一辆大卡车,挂着“八路军”的牌子(我穿军服戴有上尉军衔),去了延安。

   在重庆开会时,关于湖南的青年工作情况,我写过一个本子的材料,同胡乔木有过接触,在湖南又一起相处了一个多月,对我有些了解,所以一到延安,乔木便把我留在中央青委工作了。当时中央青委书记是陈云,副书记是冯文彬,韩天石也调来任秘书长,胡乔木是宣传部长。宣传部原来只有编辑科,主编《中国青年》,杜绍西当编辑科长,科里有杨述、韦君宜、许立群、陈企霞等人。我被任命为宣传科科长,我的任务是主写青年运动史,编内部油印刊物《青年运动通讯》,工作人员有杨永直、陈适五、童大林等。

   1940年《中国青年》发表一篇以西北青年救国会名义的《上蒋委员长书》,对国民党地区的一党专政,没有民主,影响到学校教育和青年成长等,有所批评和建议。这篇文章是胡乔木写的,得到毛泽东的欣赏,于是乔木被调去当毛的秘书,从此以后成为毛的一个得力助手,被毛誉为“思想改造得最好、灵魂最美”的知识分子典型。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胡乔木帮助毛完成了《六大以来》,这是批判王明的教条主义和周恩来的经验主义的最重要的工具。他还帮助毛起草和整理了不少文件、文章和讲话,包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乔木的文章富有文采:有时气势磅礴,有时犀利幽默,趣味盎然。我印象较深的是整风期间给《解放日报》写的一篇社论——《教条和裤子》。当时我在报社管评论和社论。这篇社论以形象生动的语言和比喻,批判当时的“教条主义者”;说他们“裤子里藏着一个尾巴”;要他们“脱裤子”,“割尾巴”。社论经毛泽东修改后,在延安整风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我就亲身感到博古当时难受的情况,他脸色都变了。

   正如朱正文章中所提到的,胡乔木“为党作宣传、作解释、作辩护”,他的一些文章有许多不大符合事实、强词夺理之处,例如1957年胡乔木写的《肃反问题上驳右派》一文就是。这是胡的身份、地位、工作和性格所决定的。

   盛: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在《中国青年》工作,总编辑韦君宜谈到胡乔木,说她在延安和乔木一起工作期间,他平易近人,没有领导架子。有一次,胡乔木给大家讲写作知识,拿了毛泽东写的一篇新闻作范例,作了怎样开头,怎样照顾全文,怎样结尾等方面的分析。韦君宜听了,觉得很有意思,便把记录稿整理出来,标上标题《写作范例——一则新闻》,署名“听桥”,是听乔木讲话的意思。她拿着稿子找胡乔木。乔木看了,作了修改,讲了为什么改的道理。乔木看到署名,对韦说:“桥怎么能听?”便提笔改为“听樵”。这篇文章在《中国青年》发表后,从此胡乔木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文章都署名“听樵”。韦君宜晚年还对我说过,她对胡乔木的许多文艺观点并不赞同。

    

   他有“多面性”

   李锐:1949年进城,胡乔木当了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后,作风有很大变化。有几件事我至今印象很深。

   一件事是,五十年代初我在湖南当省委宣传部长期间,收集到毛泽东早年的一些材料,写了《毛泽东早期的革命活动》一书,在《中国青年》和《党史资料》(内部刊物)上连载。此事是田家英经手,登载党刊上,是胡乔木主办的。另外一件他不同意的事,当时有一位老报人曾把一整套地方政府办的、已停刊的长沙版《大公报》送给我,里面有不少毛泽东早年写的文章。我把其中的25篇辑录成册,印了50本作为内部资料参考,并在前言中特别注明:“未经中央允许,不得外传”,说明我很慎重嘛。我寄了两本给乔木。他收到这个小册子后很生气,因为毛早期的文章有许多空想和自以为是的观点,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可胡乔木不以为然,他以中宣部的名义,给湖南省委发了个电报:“李锐做这件事有害无益,50本全部上交。”我只好从命,但留了3本:一本自己留存;另两本送给了黄克诚和周小舟。1990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毛泽东早期文稿》,我收集的那些文章全部收进去了。

   1952年,我从湖南上调中央燃料工业部工作。胡乔木得知,要调我去中央宣传部主管党史研究工作,我以“服从组织分配”为由拒绝了。五十年代乔木还重视我这支笔,要我给《人民日报》写文章。记得1955年,我在《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社论——《干部一定要学习自然科学》,当然没有起什么影响。

   1959年庐山会议上,开始,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和我都是一致反对“大跃进”中那种过于冒进做法的。由胡乔木牵头编的“会议纪要”,也让我参加了。其中“大跃进”的错误写得非常具体;参加会议的人都赞成。当时周小舟和我同黄克诚闲谈时,谈过“大跃进翻了船,出了轨”的话,还谈到“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等等。毛泽东讲话后,风云突变,在批判“彭、黄、张、周”的同时,我也成了重点批判对象。当时我许多会议不能参加。直到后来才听说,胡乔木在会上反戈一击,作了长篇发言,痛斥周小舟说的“斯大林晚年”是对毛的“污蔑”。胡讲了六点,引用恩格斯《论权威》一文的观点,用词很尖锐;之后,乔木又专门写了篇文章批彭老总,题目叫《剥开皮来看》,在《红旗》杂志发表,因此得到毛的欣赏和保护。毛在会上说:“一些人想把秀才们挖去,我看挖不去,不要妄想。”又说:“李锐不是秀才,他是‘俱乐部’的人。”于是,我被打入另册。

   盛:胡乔木是毛的秘书,是毛的忠诚卫士,出现以上一些事情,原不足怪。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后来胡乔木却鼓励和支持您写《庐山会议实录》,难道不怕有损“主公”的形象吗?!

   李锐: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胡乔木有“两面性”,或者另外一种说法,他是“士”和“仕”相结合、既统一、又矛盾、常反复的人物。作为一个参加庐山会议、有切身体会的当事者,胡乔木对庐山会议上的一些是非曲直,应该是相当清楚的。在毛泽东作古后,乔木可能认识到,真实和完整地记录和保存庐山会议这段历史,对党和国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1981年,时值文革结束不久,正在批判“两个凡是”,中央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我是国务院能源组(包括电力、煤炭、石油三部)的组长。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记得方毅的发言,说毛泽东是个暴君。胡乔木看了我在小组会上关于庐山会议长篇发言的简报,立即写了一封信给我,要我写《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原来是内部发行,后来他又赞成公开发行。当年盗印版就有五种之多。在这件事情上,我很感谢胡乔木,没有他的大力支持,这本书是很难写成和得到出版的。

    

   “必要的辨正”

   盛:我注意到,在《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这本书里,谈到庐山会议的经过时,引用了吴冷西《忆乔木同志》文中的一段话:

   当错误地批判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所谓“军事俱乐部”的局势无法改变之后,他(胡乔木)仍然想帮助一位起草纪要的参加者,他同家英同志商量和我,建议这位参加起草工作的人写一封检讨信给毛主席,以求得谅解。乔木同志的这个好心没有得到好报。20多年之后,这位起草参加者著书立说,扬言他写那封信是“终身恨事”,似乎是乔木同志的建议害了他。尤有甚者,这位起草纪要的参加者在其著作中竟然还说他在庐山会议上保护了乔木和家英,事实恰恰相反,正是这位起草参加者在庐山会议后期,写了所谓“检举材料”,罗列许多“罪状”,告发了乔木同志、家英同志和我。彭真、一波和尚昆同志要我们在大会上同此人对质,参加八届八中全会的同志们都目睹当时会场上对质的情景。(丁晓平《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第320页)

   吴冷西文中说庐山会议上“一位起草纪要的参加者”,没有点名,实际上就是大名鼎鼎的您老阁下。我记得,您曾写过文章对吴文的无端指责加以驳斥。是非本来是很清楚的,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出版的《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这本书,又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

   李锐:是的。为了回答吴冷西的无端指责,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请给一个“说法”》,发表在1995年第一期的《读书》杂志和其他报刊上,并收入《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的“附录”中。这篇文章摆事实,讲道理,对吴文的无端指责进行了必要的辨正,其中写道:

   任何一个读过我这本书的人,都会理解,所谓“终身恨事”这四个字,完全是表述一种自责与内疚的心情,即听了主席的批彭讲话后,不应当跑到周小舟处再发牢骚,从而惹出后来那么复杂而严重的局面来。怎么扯得上“似乎是胡乔木同志的建议害了他”呢?

   吴文无中生有的要害,还在“尤有甚者”所指之事。在庐山会议时,究竟是我“保护”(在书中我从没有用过这两个字)过胡乔木、田家英(还有吴冷西),还是揭发过他们的“罪状”?

   吴文所说上面那些事,都是子虚乌有、不实之词,现存的庐山会议《简报》和许多有关档案可以作证。我在《庐山会议实录》和《请给一个“说法”》里,有详细的介绍和说明。大家只要看一看这本书和文章,就可以弄清许多是非曲直。这里不再一一引述。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1967年8月,我被下放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期间,北京专案组几个人,持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的介绍信,要我交代同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的关系,特别是在庐山会议期间的情况。当时我已50多岁,是待罪之身,依然少年气盛。我明确地对专案组几个人说,毛主席周围的人最危险的,不是吴、胡、田三个人,而是陈伯达。陈伯达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权倾朝野。我说出这样的话,自知要担很大的风险;可我李锐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了坚持真理,为了维护自己的信念,可以不顾个人安危,置生死于度外。果然,1967年11月11日,一架专机将我从安徽押送到北京,关入秦城监狱。在狱中8年,我为任何熟人写“证明材料”,都是如实落笔或着意保护,从未写过什么“检举材料”,包括对我落井下石的人。1979年我平反复职后,知道批准逮捕我的人就是陈伯达和江青。

   我写文章对吴冷西的指责进行公开辩驳,当时吴冷西还健在,他看了我的文章后沉默无语。没有想到16年之后,吴冷西已经作古,出版《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一书的作者和编者,对一些史实不进行调查研究,片面地、不加分析地引用吴的一些与事实不符的虚假材料,这不论对历史、或对读者来说,都是很不严肃、很不负责任的。我不得不再次在这里作出如上负责任的辨正和说明。

    

“这个人很聪明”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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