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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一代报人成舍我

更新时间:2014-02-05 10:09:31
作者: 傅国涌 (进入专栏)  

    

   (一)

   结束了长达8年零3个月的厄运,1945年11月20日,《世界日报》、《世界晚报》终于在北平原地复刊,当天成舍我发表《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长文,深情地回顾了《世界日报》和他本人的办报经历:

   “我们真不幸,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在艰苦奋斗中,万千同样的报人中,单就我自己说,三十多年的报人生活,本身坐牢不下二十次,报馆封门也不下十余次。……世界日报的生命中断,一个纯粹的民营的报纸,竟如此牺牲。实则此种艰辛险恶的遭遇,在这一时代的中国报业,也可算司空见惯,极其平凡。做一个报人,不能依循轨范,求本身正常的发展。人与报均朝不保夕,未知命在何时,我们真不幸,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

   “但从另一角度看,我们也真太幸运了,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过去凡是我们所反对的,几无一不彻底消灭。这不是我们若干报人的力量,而是我们忠诚笃实反映舆论的结果。……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只有我们自己,变成了时代和民众的渣滓。我们向正义之路前进,我们有无限的光明。我们太幸运,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

   成舍我是大时代的产儿,正当五四浪潮澎湃之际,他白天在北大国文系听课,晚上在《益世报》当编辑、主笔,经常以“舍我”的笔名发表社论。1919年5月23日,他发表《安福与强盗》社论,直指权势炙手可热的安福系所作所为,“哪一件不是鬼鬼祟祟祸国殃民的勾当”。同一天还登载了山东军人“痛外交失败”的通电,《益世报》被停刊五天,总编辑潘蕴巢被捕,报纸的发行量却因此大增,成舍我也没有被解职,反而代行总编辑职。因为家境贫寒,他十四五岁就外出谋生,在沈阳、大连等地的报馆当过校对(1912-1913年),18岁到上海《民国日报》当校对、助理编辑(1915年),结识了陈独秀、李剑农、李大钊等知识分子。1917年,他只身来到北京,得到陈独秀等的照顾,得以进北大读书,“东斋吃饭,西斋洗脸”是他当时生活的写照。1920年,他在北大成立“新知编译社”,翻译出版外文名著。

   1921年初,他发起“北京大学新知书社”,公开招股,从蔡元培到稍有资力的同学都被拉入股,当年冬天,他办了四开小报《真报》,这是他办的第一份报纸,没能办下去。1922年春,他进北京师范学校任教,不久回《益世报》当总编辑,1923年秋进北京联合通讯社任编辑,第二年就接手主持社务。这是他独立办报之前的经历,为以后登上报业大舞台奠定了相当的基础。因采访关系他认识了不少议员,1924年,他当上众议院一等秘书、教育部秘书及华威银行监理官,都是拿干薪的兼职。这个长期陷于困境的书生眼前似乎一片光明,也许他完全可以循着这条道路往上爬,做一个脑满肠肥的政客、官僚,但他选择了另一条路。

    

   (二)

   1924年4月,成舍我以200元独自创办《世界晚报》,一年以后(1925年5月),又创办《世界日报》,10月,《世界画报》出世。在短短一年半时间,“三个世界”诞生了,除了1928年至1929年间,他做过北平大学区秘书长,他几乎把一生都献给了报业。“三个世界”形成了中国第一个稍有规模的报系,被称为“世界报系”,加上他后来在南京办《民生报》,在上海办《立报》等,这个一无资金,二无背景,无党无派、白手起家的一代报人无疑创造了一个奇迹,以他独特的个人和持续的努力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报业史。

   从编辑采访、新闻评论到新闻教育,他都很有一套,张友鸾说甚至可以成为“成舍我体系”,不足的是他始终搞不好印刷。除了吟诗填词、昆曲,他无嗜好,不讲究享受,发达以后还是如此。他常穿一双大皮鞋,报社中人习惯称他为“大皮鞋”。从“三个世界”到《民生报》、《立报》,到香港《立报》、重庆《世界日报》,“大皮鞋”几乎踏遍了南北。张友鸾晚年回忆说,他生活上很像个清教徒。尽管他的刻薄也是有名的,却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奇迹般地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编辑、记者。他在北平、桂林等地先后办过新闻专科学校,他知人善任,不拘一格重用人才,张友鸾当《世界日报》总编辑只有22岁,当时还在平民大学新闻系学习。萨空了南下当《立报》总编辑也不过29岁。还有诸如身为参政员的他坐在参政会会场勾错字,这些都成了报业史上遥远的逸闻、佳话。

   为了他的报纸,成舍我曾多次被捕,封门、停刊不下十余次。1925年11月29日,《世界日报》发表《昨日十万民众对段政府大示威》的新闻,成舍我发表署名社评《哀段君祺瑞》。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第二天,《世界日报》即发表署名“舍我”的社评《段政府尚不知悔祸耶》,提出段政府引咎辞职、惩办凶手、优恤死难者三项要求。“世界”报系连日发表文章谴责段政府,以大量篇幅刊登新闻和死难者照片,画报和副刊都出版专刊。当段政府通缉李大钊等,当京师地方检察厅确认段祺瑞卫队有杀人罪时,日、晚报都发表社评,严厉谴责。段政府的财政总长仗着曾资助3000元开办《世界日报》,向他发出警告,没想到他竟不买账,义正词严地予以拒绝。1925年北京政府以“宣传费”名义给全国125家报馆、通讯社发津贴,分“超等者”、“最要者”、“次要者、“普通者”四等,他的《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名列“最要者”,每月可得津贴200元。但他并不因为接受了“津贴”就放弃对当权者的批评。4月26日,著名报人、《京报》社长邵飘萍被军阀张作霖公开杀害,第二天,《世界日报》就以《邵飘萍以身殉报》的大字标题作了报道。8月6日,另一位著名报人、《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又被军阀张宗昌公开枪杀,北京新闻界黑云压城。第二天(8月7日)夜间,成舍我被捕,“并宣布处死”。如果不是有恩于张宗昌的前北洋政府总理孙宝琦奔走力救,成舍我将会步邵、林的后尘,所以他在《世界日报》刊登启事:“平此次被捕,情势危急。……承各方师友竭力营救,再生之德,没齿难忘。”这段死里逃生的经历长留在他的记忆中,事隔四年,在游历欧美的途中,辽阔的太平洋上,这位参加过“南社”却很少写诗的报人还写下了“崎岖历尽归平淡”、“且喜半生逃百死”这样的诗句。

   1927年4月18日,也就是“国民政府”正式成立的同一天,成舍我在南京创办了《民生报》。1934年5月,因为报道行政院政务处长、他的亲戚彭学沛贪污舞弊的新闻(已被新闻检查机构删扣,结果仍然发表),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行政院长汪精卫大怒,罚令停刊三天,《民生报》复刊时竟然发表社论说明被罚经过,指责当局非法摧残舆论,声言将依法抗争。彭学沛向法院控告他妨碍名誉,6月18日开庭,成舍我当庭答辩,把指控驳得体无完肤,并在报上公开发表亲书的万言答辩书,轰动一时。彭虽然不敢出庭,并以撤诉了事,但怀恨在心。7月23日,因《民生报》发表来源于民族社的《蒋电汪、于勿走极端》一则消息,成舍我被捕,和陈云阁等人一起被关押了40天,《民生报》被封闭。

   9月1日,他获释出来即说:“只要汪精卫一天在南京,《民生报》就一天不复刊。”唐有壬劝他“新闻记者怎能与行政院长作对?新闻记者总是失败的,不如与汪先生妥协,民生报仍可恢复。”他坚决地回答:“‘我的见解完全与你相反,我有四大理由,相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此四大理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新闻记者可以坚守自己主张,保持自己人格;做官则往往不免朝三暮四,身败名裂。”最后的结局是——“民生报永久停刊”,成舍我“不许再在南京用其他名义办报”,“不得以本名或其他笔名发表批评政府的文字”。

   1929年12月31日,《世界日报》一段“某要人谈时局”的报道得罪了已接管华北、炙手可热的阎锡山,遭停刊12天的处罚。1930年1月13日复刊时,发表张恨水执笔的《本报复刊的意义》,语虽委婉,实多愤慨。

   1933年5月10日,《世界日报》公开报道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的内幕,引起蓝衣社头子刘健群恼怒,命令宪兵逮捕成舍我,经人说情,才免遭毒手。

   1935年《立报》创刊,因全程跟踪报道帮会头子顾竹轩杀人案,受到黑社会威胁,他说:“在上海滩办报,要站住脚,必须战胜这帮流氓,决不能退让。”

   据先后做过三报(《世界日报》、《民生报》、《立报》)总编辑的张友鸾和老报人左笑鸿等回忆,成舍我常对编辑记者说:“只要保证真实,对社会没有危害,什么新闻都可以刊登。如果出了什么事,你们不负责任,打官司、坐牢,归我去。”这些话代表了成舍我一生对新闻自由的追求。《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一文回首当年,感慨无比,“当时张宗昌杀人不眨眼,那威风,真可使人股?。然而没有几年,我却在中山公园,时时看见他闷坐来今雨轩,搔首无聊。他屡想和我攀谈,我只是报以微笑。”“日寇投降,我到南京,最近一个月以前,当我在南京挂出了‘民生报’招牌的那一天,我从中山陵回来,经过所谓梅花山‘汪墓’,只见许多人在他墓前排队撒尿。”他“仅是万千报人中的一个”,亲历了那一时代的“不幸”和“幸”。

    

   (三)

   对于报纸,成舍我有许多自己的见解。1920年4月,他即在《时事新报》发表文章说:“舆论家是要往前进的,不可随后走的。他是要秉公理的,不可存党见的。他是要顾道德的,不可以攻阴私的。他是要据事实的,不可以臆想的。他是要主知识的,不可以尚意气的。”1921年,他在《新人》杂志发表《文化运动的意义与今后大规模的文化运动》一文,认为“文化运动最大的武器,就是报馆。”他后来以办报为业在他思想深处可以找到源头。

   1925年《世界日报》初创,他在发刊词中提出——不党不偏,不受津贴(实际上接受了北洋政府六机关的津贴),言论公正,不畏强暴,替老百姓说话,作民众喉舌。同时提出“以国民意见为意见”,“以超党派立场争取全民福利”等。对政党,他一贯持超脱和无所偏倚的态度。他和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都有很深的交情,但没有参加过共产党。他和李石曾等许多国民党大佬有私交,但对国民党始终保持超脱的态度,经常对国民党的内外政策提出尖锐的批评。抗战爆发,他发表文章呼吁“国民党应结束党治,还政于民”,“公开政权,建立国民联合政府”,“对中共采取较宽容政策”等。抗战期间,他成为国民参政员,一度还是陈诚的驻港代表,但他始终没有加入过国民党。香港沦陷后,国民党《中央日报》和军方的《扫荡报》都想拉他去接办,在这个问题上他考虑得很审慎,也确实有保留,不愿轻易“下水”,最后拒绝拉拢和诱惑,始终未进官报乃是事实。“超党派”是他始终如一的办报立场,三个“世界”如此,《民生报》如此,1935年他在创办《立报》时“绝不招本份官股,绝不请一文津贴”,并表示:“说大家要说的话,决无任何背景,及为金钱势力所左右”。1945年他在重庆办的《世界日报》也是无党无派的私营报纸,这条底线他是守住了。

   《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在北平复刊,他发表《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长文,自我定位是“站在国民立场,无党无派的超然报纸”,认为只有“真正超然”、“代表最大多数人民说话的报纸,能充分发挥舆论权威”,“我们认为‘超然’的可贵,就因他能正视事实,自由思想,自由判断,而无任何党派私怨,加以障害。”在最后的几年中,《世界日报》坚守了这样的立场。

   从1925年到1935年,张友渔在《世界日报》前后工作了十年,成舍我明知他是共产党员,还让他写社论,任凭他把一些倾向“左”的社论发表出去。还让他担任“社会科学副刊”主编,发表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甚至1932年张的身份暴露后,还派张到日本,作为《世界日报》驻东京特派记者。1933年风头过了,又让张回北京,任总主笔。这样的例子不是孤立的,萨空了在桂林被国民党特务拘捕,他曾积极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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