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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开煌:关于“合情合理的安排”评议

更新时间:2014-02-03 11:12:02
作者: 杨开煌  

    

   合情合理安排转到两岸政治关系

   在两岸关系的讨论中,两岸政治关系的安排,一直是以“国家”为典范的政治学中,最为棘手的难题,也是讨论两岸关系中最为根本的问题,甚至可以说,一旦两岸政治关系得到合情合理的安排,两岸之间也就没有“深水区”。

   2012年中共“十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商谈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稳定台海局势;协商达成两岸和平协议,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前景。”(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

   “十八大”的政治报告是中共首次明确地将“合情合理安排”一词,从安排“台湾的国际空间”,转到“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所以,中共所提出的“合情合理安排”从发展的过程来看,先是针对“台湾的国际空间”,之后也运用到“两岸政治关系”。2012年11月底,中共在北京召开“九二共识20周年研讨会”,王毅在研讨会最后发言时,针对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及的“合情合理安排”的内容,首度公开说明,王毅指出,“大陆期待为解决两岸症结性问题,逐步创造条件,不断拓宽两岸关系的前进道路。“合情”就是照顾彼此关切,不搞“强加于人”;“合理”就是恪守法理基础,不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这体现大陆愿意正视分歧,逐步破解难题的决心和诚意。”(十八大对台四大论述 王毅:对两岸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这说明“合理”就是合“各自现行规定”之“理”,“合情”就是以正视分歧、决心和诚意、平等协商,寻找逐步破解难题的办法。

   2013年2月俞正声在年度对台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鼓励两岸学术界从民间角度就解决两岸政治问题开展对话”的建议,(俞正声出席2013年对台工作会议并作重要讲话,2013年2月19日)以及习近平在会见萧万长时提及“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总不能将这些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已经多次表示,愿意在一个中国框架内就两岸政治问题同台湾方面进行平等协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对两岸关系中需要处理的事务,双方主管部门负责人也可以见面交换意见。”(习近平总书记会见萧万长一行,新华网,2013年10月6日)基本上都是在继承中共“十八大”所提出的“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不过中共新一代的领导人,在对台工作上也提出了二个十分具体可行的推行之策,一是“两岸学术界从民间角度就解决两岸政治问题开展对话”及“对两岸关系中需要处理的事务,双方主管部门负责人也可以见面交换意见”,其实这就是合情合理的作法,“民间先行”就是“合情”。因为“行政院陆委会”主任秘书兼发言人吴美红回应大陆俞正声“政治性议题目前在两岸有分歧,双方还要再审慎思考,目前条件并不成熟。”(俞正声提两岸政治进行式台回应条件不成熟,2013-05-23)所以学术先行,民间先行;“双方主管部门负责人见面交换意见”就是“合理”,因为双方主管部门从原先的构想到名称,都是从“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原则去思考和设立的机构。所以两岸“双方主管部门负责人见面”就是“恪守法理基础”的表现。

  

   有关“合情合理”之研究

   自从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在2008年提出“对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可以通过两岸务实协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十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又提出“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之后,坊间对“台湾的国际空间”及“两岸政治关系”议题,如何才是“合情合理的安排”的相关论述与研究,也开始增加,这些讨论大致可以区分为三大类:一是希望提出“合情合理”的顶层设计;二是提出判断“合情合理”的标准;三是提出“合情合理”的过程。

   从“合情合理”的顶层设计类来看,在“两岸政治关系”议题上,例如黄年的“大屋顶下中国解决两岸困局”,他建议两岸都在在大屋顶中国下,“屋顶理论”源自分裂的德国,指东德与西德互视为“不是外国的国家”,……如同在两间对等并立的房间上面,有一共同的屋顶。(黄年,大屋顶下中国解决两岸困局,2013/3/23,联合晚报)其实张亚中早就提出更具有操作性的“一中三宪”的设计,应该说在逻辑上、创意上都胜于“大屋顶理论”,然而,张亚中的“一中三宪”早于北京提出的“合情合理的安排”,足见迄今北京并未认为“一中三宪”的设计是“合情合理”。

   厦门大学的刘国深也提出:两岸之间的“合情合理安排”是站在两岸人民的最大利益和需求基础上,目标是创造基础性条件,为两岸政治问题的终极解决奠定经济、社会、文化等基础。(刘国深,两岸和平发展合情合理安排几点建议,2013-10-18,)但纵观其建议,都是“在结束敌对状态后”,而对目前的状态对北京两言,当然是尚未结束“敌对状态”;从台北来看,法理上不敌对,但政策上、心态上充满敌意,因此,刘的建议在现实上是行不通的。

   在“台湾的国际空间”上,例如郭震远曾指出:“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由于直接关系中国的主权完整问题,不可能实现一般意义的‘双赢’,即不可能以台湾方面获取一部分主权的方式处理,而只能在确保中国主权完整的前提下予以解决。”(郭震远,关于台湾“国际空间”问题的历史经验与探讨,《中国评论》月刊2013年5月号,总第185期,2013-06-21)

   北京大学的李义虎建议,两岸在“邦交”的增减变动既需要双方有约在先,纳入双方协商的范畴,也需要大陆“穷寇勿追”。……在“国际空间”问题应纳入两会下一阶段协商的议程,大陆方面事前准备好商谈的预案。从现在起,也要给台湾方面感觉到该问题会进入解决过程的观感,而不要给他们总是解决不了的感觉。他认为大陆方面可以从“奥运模式”与“亚银模式”思考出通例,“并据此做出新的可为双方接受的方案。”(李义虎,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两岸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前景,《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2期,2012-11-22)

   大陆的钱尚文(河北省张家口市)先生提出“两岸在一个中国框架内分享相对独立的治权。……有邦交的国家中,各自代表中国行使权利。……其国际组织中,‘“中华民国”’政府以中华台北名义代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相关事务。……将两者绝对等同,就有可能在国际上造成事实上的两个中国,给将来两岸和平统一留下难以估量的隐患。所以这种政治安排绝不是合情合理的安排。”(钱尚文,2012-12-28国家统一前政治安排如何做到合情合理?)

   上述的“合情合理的安排”的特点,有些类似美国学者葛来仪(Bonnie Glaser)的建议“北京应该更有度量地在这个议题上展现善意,因为这对台湾非常重要”(给台湾国际空间有利中共国际关系,2013-12-13)。然而从胡锦涛的“胡六点”提出“可以通过两岸务实协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不就是希望在一个中国的前题下,找出“对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的解决方案吗?所以在“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的症结,并不在“北京应该……”,而是在台北并无在“一个中国的前题下”去谈的意愿,其结果就只能对北京提的“合情合理”建议,而台北永远觉得不够“合情合理”,或根本不“合情合理”。

   从判断“合情合理”的标准类来看,俞正声提出“民心到不到”的问题。他说:“民心到,内涵就能放大,速度就可加快;但若民心不到,就适得其反。”(民心到就是合情合理的安排,联合报社论,2013-05-25)张志军提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问题。他说:“考虑到现实问题以及一个中国的基础,寻求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就是合情合理的安排。”(张志军,一中框架下两岸应探讨“合情合理”政治关系,赵琬仪台北特派员,2013-05-24,大公网。)

   另外有建议:“充分尊重台湾”的文章说,“北京只有充分尊重台湾在两岸统一前的身分与地位,才可能有合情合理的安排。未来两岸任何一方过于坚持己见或采取强势作为,皆无助于化解分歧,反易于加剧两岸政治互信与民族认同的疏离感。”(合情合理安排台湾国际空间,2012/12/07,)有的提出以“牢固的一个中国共识”,文章提出“台湾的国际空间无法脱离两岸关系,两岸关系在台湾的国际空间之上,没有牢固的一个中国共识,台湾的国际空间就到了极限。”(台湾国际空间的“极限”,华夏经纬网,2013-03-25)

   从“合情合理”的过程来看,俞正声在接受台湾媒体访问时说:“合情合理安排两岸在国家尚未统一前的政治关系是一个‘进行式’,这是一个实践的过程,要不断探索商讨,这没有现成模式,需要双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需要两岸民众能够接受,取决于两岸双方共同的努力。他指出,相向而行,是指大家都向一个中国的目标去走,而不是背向而走;如果背向而行,‘合情合理’安排的目标就出不来了。”(俞正声频发声自下而上推动两岸政治对话,2013-5-23)过程如何做才“合情合理”呢,俞正声提出过两个建议:一是在2013年2月的对台工作会议上,俞说“要鼓励两岸学术界从民间角度就解决两岸政治问题开展对话”(2013年2月19日,俞正声出席2013年对台工作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到了同年的3月俞正声说,“马先生得创造环境啊”,他如果想做,总要支持民间的政治对话论坛,和平协议、教育文化交流总要促进吧。(两岸政治安排得创造环境:记者林则宏/北京,2013/03/23,世界新闻网)也有文章建议“最可行的方法是以堆积木方式,选择单纯性、互利性的小合作、小协议着手,慢慢堆迭出大协议。”(合情合理安排堆积木推进统一,2012-11-18)

   细读以上的文章,可以发现:

   第一、“合情合理”本身就是值得大家深入讨论的议题,大家的意见也不一致,因此,真正引起关切的共同而细致讨论的、精准讨论的也不多。

   第二、“合情合理”的顶层设计的设想,不论多“合情合理”,都不能忘记一个简单逻辑困境,即两岸接受任何“合情合理”的顶层设计之后,到双方达成“合情合理”的顶层设计之间,两岸的身份和定位是什么?逻辑上说,此一身份和定位未定,则两岸关系不知道是“谁与谁在谈”;但是如果说两岸在达成“合情合理”的顶层设计之前,就已经同意了“身份和定位”的情况下,那就无需再谈了。

   第三、王毅说:“合情”就是照顾彼此关切,不搞“强加于人”,“合理”就是恪守法理基础。对“合理”的说明,比较没有问题,但是“合情”是很不容易达到的,因为两岸所谓的“合情”是在“一个中国”基础上的“合情”,因此,很难使一部分的台湾人民觉得是“合情”,他们会认为“一个中国”就是强加于人,不论他们的认定是否为“是”,都说明两岸的所谓的“合情合理的安排”,几乎没有可能性。

   当然本文无意否定上述的文章作者的努力和热情,以及他们的某些创意,然而,从严谨的逻辑作分析,缜密地检视思惟的缺漏,原本就是作研究的基本要求,只有经历这样的对话,才能使建议更具有可行性。

  

   “合情合理的安排”的反思

1979年之后,中共配合建设国家的发展策略,及台海客观环境的变化,将对台政策从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随后到了八十年代初就提出“一国两制”的设想。当其时也,邓小平认为这是“最合情合理”的两岸统一的安排,在邓小平的国家建设的策略中,应该是唯一有顶层设计的政治工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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