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很少在全球体育竞赛取得胜利。他们当中没有为世人津津乐道的高尔夫球名将伍兹（Tiger Woods）或网球女将塞雷娜（Serena Williams）。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以人均方式计算，印度人所得到的奖牌数目接近榜尾。从心理上来说，除了板球，印度人已习惯性地认为，他们不善于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
因此，对许多印度人来说，得知他们在全球最重要的竞争中--经济表现--排名第一，可能会让他们大感意外。竞争最激烈的地方是美国。美国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提供公平的竞争平台，并鼓励他们同世界级水平竞争来考验自己。墨西哥人开的商店与韩国人的杂货店争夺顾客；以色列编码员同俄罗斯黑客较劲；中国微生物学家则与瑞士基因学家竞争研究资金。
谁在这前所未有的公开竞争环境中名列前茅？答案是印度人。他们是目前美国各族群中人均收入最高的。印度人在2010年的年收入是3万7931美元，远高于全国平均2万6708美元。若印度的12亿人口可以取得在美国印度移民的一半人均收入，它今天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会是24.65万亿美元，而不是微不足道，比意大利还少的1.85万亿美元。印度的潜能与其目前表现的差距，可能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最大的。
印度人在全球表现杰出
印度人并不是只在美国才表现突出。移民到全球各个角落--北美、南美、欧洲及非洲及亚洲各地区的印度人数目众多。他们在所到之处皆有杰出的表现。证据显示，在一个公平的全球竞争环境中，印度人可以排名第一。
遗憾的是，似乎没有几个印度领导人或决策者，对印度人竞争力的这些全面与全球性数据有所领悟。如果他们了解，那印度将成为更快速全球化的领先者。相反的，虽然证据显示印度人将从加快全球化的步伐受惠，每当谈起全球化时，印度政府总是继续按兵不动。最近的例子是世界贸易组织在巴厘岛举行的谈判。印度大力维护其扭曲贸易的农产物津贴，而不是转用现金帮助穷人。印度政府坚持踩刹车是在跟自己过不去。这根本不符合，反而是在损害印度社会的长期利益。要逆转这种自我毁灭的行为模式，印度社会必须马上采取三种新的态度。
首先，它应该完全改变对印度经济竞争力的思维。与其认为印度经济脆弱与无力自卫，一旦贸易与其他壁垒被削减，便会饱受全球竞争的摧残，它应该假设本地的印度人和在海外的印度人一样，在面对公开的全球竞争时将大放异彩。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让印度展现其思维的改变。在世贸组织谈判，印度代表团以说"不同意！"闻名。世贸组织几乎无法在巴厘岛达成协议，这是因为印度与玻利维亚、古巴、委内瑞拉、津巴布韦与南非持反对立场。最终，其他国家不得不与印度达成妥协。如果印度认为自己相对的弱，那它应该选择上述阵营。但如果它视自己为相对强的竞争者，那它就应该加入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及新加坡的东亚阵营说"同意！"简而言之，印度拒绝改变其想法，阻碍了一个印度人自然可以脱颖而出的开放、公平竞争平台。
第二，印度应该更好地利用其最丰富的天然资源之一：在海外的成功印度人社群。委任拉古兰·拉詹（Raghuram Rajan）为印度央行行长便是高招。拉詹洋溢着文化信心。在2005年于美国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城（Jackson Hole）举行的会议，他反对包括格林斯潘在内的所有重量级美国经济学家的看法，独排众议地指出一个巨大的危机即将爆发。然而，前者却不听劝告，事发后才知道拉詹是正确的。拉詹证明他是世界众多杰出经济学家中的伍兹。
印度企业家不可短视
除了拉詹外，还有成千上百的印度人愿意回国效劳。没有其他国家像印度一样，在全球有这么多具竞争力的人才。当然，这些人回归会让一些人不安或打乱现有秩序。但他们正是印度目前所需要的改革者，可以打破反对全球化、让印度不能向前迈进的旧思维。
第三，印度的商界巨子必须放弃他们对全球化的矛盾看法。这种举棋不定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他们知道自己具备全球竞争力。许多印度企业已享誉全球，包括塔塔集团（Tata）、威普罗（Wipro）及印孚瑟斯技术公司（Infosys）。另一方面，他们却不愿意促使印度政府在世贸组织谈判说"同意"，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得放弃在迅速扩张的印度消费市场的特权。他们看不出为什么他们要同他人分享这个庞大的市场。这种态度可以保护他们的短期利润，但却会牺牲他们与印度的长期利益。
这些印度企业应该看看我在文章开头所举的数据：25万亿的经济总量。为了保护印度目前的近2万亿经济总量，他们正阻碍它翻几番。要了解他们这种心态的愚蠢，印度企业只要同韩国企业比较，就可以明白他们为保护主义所付出的沉重经济代价。1970年，韩国制造业的规模还不到印度的25%。韩国在1962年的制造业出口微不足道。然而，到2011年，韩国的制造业出口已经超过印度近2.5倍。如果印度企业采取更支持全球化的态度，现代集团（Hyundai）与三星集团（Samsung）等公司，应该出现在印度而不是韩国。
许多印度商业巨子还是难以想象他们可以跻身世界级行列。攀登高峰的艰巨路途让人胆怯。让我建议一个捷径。出于明显的地缘政治考量，日本有强烈的欲望同印度合作，印度企业也有同样的想法。印度公司可以从日本公司那里学到如何在国际上竞争。关键问题是：在国际公平竞争的平台上，印度企业可不可以和在美国的印度人一样充满文化自信？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他们将成为世界迫切需要的全球化新拥护者。
作者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原载1月14日《耶鲁环球》杂志（Yale Global），叶琦保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