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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楠 杨琳: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 ——英国媒体报道与司法公正的关系及启示

更新时间:2014-01-31 22:11:02
作者: 申楠   杨琳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媒体监督与司法审判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在分析英国媒体报道与司法公正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对英国在保持司法公正与媒体监督的实践经验及相关规约等进行了阐释,并对中国在司法实践中面对此类问题的处理原则与方法进行了比较,试图探寻符合中国国情同时也符合普遍司法理性的理论方法与现实途径。

   【关 键 词】媒体报道/媒体监督/司法公开/司法公正

    

   大众传媒时代,媒体报道与司法审判之间具有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一方面,司法公开离不开媒体报道,媒体监督是保证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不加约束的媒体报道所形成的媒介审判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司法独立,从而戕害司法公正。在如何解决司法公正与媒体监督的关系,保持司法公正与媒体监督的适度平衡方面,英国的某些实践经验与实际做法可以供我们研究、借鉴。本文试图通过对英国处理司法公正与媒介监督二者关系已有案例的分析及对相关规约的梳理,探寻符合中国国情同时也符合普遍司法理性的理论方法与现实途径。

   司法公正是现代法律制度的基本精神与价值目标。在司法公开的概念与媒体监督概念成为保证司法公正的重要原则之前,司法活动并不必然保证其本身具有公正性。当代司法实践表明:要实现司法公正,必然要求司法公开与媒体监督。但司法公开与媒体监督的尺度与界线对于司法公正本身产生了全然不同的影响,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一方面,媒体监督可能会影响司法独立;另一方面,离开媒体监督的司法审判会导致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的滋生。如何实现司法公正与媒体监督的平衡,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英国是最早提出司法公开原则的国家,其司法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实现司法公正的途径与方向。

    

   一、英国司法公开原则与媒体监督的关系

   英国在现代司法制度的建立过程中,司法公开原则是通过一次次与王权限制的冲突与斗争逐步深入人心的。随着英国司法制度的不断完善与新的法律原则的确立,司法公开原则也通过法条的形式确定下来。同时,媒体报道的原则也随之确立。

   首先,司法公开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的保证司法公正,是防止出现司法腐败和司法独断的必要条件。1979年,在对具有重大意义的莱维勒杂志案(AG vs. Leveller Magazine)的审判中,由于英国媒体的公开报道行为,从而引发了社会舆论关于司法公开的诉求,最终形成了一个影响后世的重要司法原则,即司法公开原则①。这一原则的适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法院自身程序而言,该原则要求法院的程序应该在公开的法庭上进行,新闻机构和公众可以获准旁听,无论在任何一个级别的刑事案件中,所有向法院提交的证据都要向公众公开;另一方面,在涉及向广大公众就法庭上所进行的程序做出公平和准确的报道时,司法公开原则要求不得采取任何行动来阻碍这种报道。英国的司法公开原则不仅包括允许公众参加庭审,见证司法审判过程与结果的公正性;同时,还允许公开司法审判过程与结果,将司法领域纳入公众舆论监督的范畴,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司法审判的公正性。尽管司法公开原则随着时代的变迁具有多种内涵,但公开本身作为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这一核心并未改变。

   司法公开原则主要通过媒体适时、公开、全面、真实的报道来实现,不当限制媒体获取信息、确认信息真实与否的活动都会影响媒体的真实性、全面性和完整性,妨碍公众对司法过程及其公正性的理解。媒体适时公开报道与司法事实相关的情况是实现媒体监督的必要条件,媒体在监督司法公开的实践活动中必须被赋予一定的“说话的权利”,让社会公众了解事件真相。没有媒体公开司法事实和过程,也就没有司法正义可言。尤其在现代社会,司法公开与媒体报道密切相关,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司法公正度与司法公开度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但是,仅仅有媒体报道还不足以保证司法的必然公正,媒体还担负着与其享有言论自由权而相对应的义务和责任,即媒体必须以符合新闻职业道德的方式为社会公众提供准确、真实、可靠的新闻报道。而在现实的实践中,媒体报道往往会出现非客观的、不真实的情况,从而误导舆论,妨碍司法公正和公开。因此,只有保证了新闻的真实性,才能保证在媒体监督下的司法公正。进一步讲,要保证媒体报道的真实性,平衡媒体发布权与司法公开的关系,就要求相关部门不能滥用职权限制媒体正当的获取信息的权力。对此,英国法律也有所规定。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Sir

   William Blackstone)在最初正式发表于1830年的《布莱克斯通法律评论》(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一书中对英国法律做出了评论与阐释,并提出了“反对事前限制”的原则[1]。该原则认为,媒体不应在发布其认为是正确的消息方面受到任何事前限制,但是媒体要对其出版行为自负风险。正如在斯特林化工厂案(Schering Chemicals v. Falkman)中所提到的,“在做出相关出版行为后——如果新闻机构实施了任何违法的行为——法院必须对此进行处理。如果媒体因妨碍司法程序而违法——它将在藐视法庭的诉讼程序中受到惩罚。如果它因为污蔑或发表不公正的评论损害了无辜之人的名誉,它就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是这一切总是发生在实施相关出版行为之后,从来也不会提前,永远不存在事前限制。”[1]但若是“在报道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其观点完全是出于主观臆测而非基于事实的报道”[2],则新闻媒体将面临诽谤罪的控告。由此可见,英国对大众媒体关于司法审判的新闻报道不采取事前限制,从而最大程度保证了大众媒体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消息的权力。同时,法律在保证媒体报道权的同时,也未放松对媒体发布关于司法审判新闻报道的真实可靠性的要求。一旦媒体公开发表对司法领域的报道出于主观臆测、有悖事实或对司法公正产生了负面影响,那么媒体的出版行为则会面临藐视法庭罪或诽谤罪等罪名的控告。

   总之,英国法律在对待大众媒体有关司法审判的新闻报道时不采取事前限制,但是要求出版商文责自负,只在新闻报道违背法律精神与干扰司法公正时追究发布消息的媒体的责任。这种方法对于平衡新闻报道的时效性、舆论监督的合理性与司法审判的公正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严格责任原则”下媒体报道的制度约束与程序规范

   媒体报道是司法公开的必然要求,也是保证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媒体报道存在着主体多样性、视角的复杂性、取向的多重性、判断的主观性等,真实客观报道的主观愿望由于传播生态等原因在具体报道过程中或许会事与愿违。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媒体强大的传播效应往往会形成司法审判过程中的舆论噪音,甚至严重偏离案件本身的依法审理,产生事实上的不公正。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媒体报道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前提,非公正的媒体报道和大众舆论会导致司法不公。因此,最大限度的约束与规范媒体公开报道行为,使之不妨碍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是急需进行制度的设计与安排的。

   从制度约束上来说,英国等国所实行的陪审员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无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法官对媒体报道对陪审员的影响的高度关注同样具有借鉴价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英国媒体报道往往影响来自社会各界的陪审员,可能使其放弃法庭证据而形成成见,进而影响其对案件的态度。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英国法院通常会选择延缓审判以期陪审人员能够获得客观公正的立场,实现公正审判。那些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媒体及相关人员,则会面临“藐视法庭罪”等罪名的控告、罚金甚至监禁的处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所谓“严格责任的藐视法庭罪”[3]对大众媒体新闻报道的规范与约束作用。这一罪责规定:任何能够为相关司法诉讼以及司法审判过程带来具有严重损害的实质性风险的公开行为都将构成藐视法庭的刑事犯罪。这个实质性风险就是对公正司法的妨碍和影响。这些“公开行为”包括“任何口头、书面的表达,包含在节目服务中的节目”[4],或者“任何形式的其他交流”[5]。“无论相关出版者是否存在干扰司法的故意,其行为都构成犯罪,即严格责任原则”[6]。所谓“严格责任原则”适用于“能够产生实质性风险,从而使相关司法程序受到严重阻碍和损害的相关公开行为”[7]。

   为了不让“严格责任的藐视法庭罪”成为干扰正常新闻监督功能的借口,保护大众媒体正常的新闻自由与舆论监督职能,英国法院也对“严格责任的藐视法庭罪”的适用情况做出阐述。第一,法院要对媒体公开行为的实质性影响进行准确评估。为了确切判定媒体报道是否影响司法独立,就要对某一媒体公开行为的风险程度、范围、性质、形式及其距离审判时间的长短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估。在评估大众媒体对司法审判的相关公开行为是否对审判过程具有严重的实质性风险时,应注意到一些有可能产生风险的关键因素:如媒体对于司法审判的相关报道引起社会公众对陪审员注意并施加某种影响;新闻报道的发行地点、时间、发行量;大众媒体做出相关公开行为时,其对于普通读者可能产生的影响等。媒体在报道中通过各种主观猜测或评价影响公众对正在讨论中的案件结果发生预先判断,这种判断会渐渐形成社会舆论并对司法审判结果产生干扰。媒体报道对司法审判公正性的影响因素有很多,而上述引证英国所谓“严格责任的藐视法庭罪”,旨在说明在陪审员制度模式下,媒体影响司法公开公正主要是通过对陪审员和法官的影响来实现的。因此,实现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主要在于关注审判过程中媒体对陪审员与法官群体施加影响的行为。第二,法院需要对每个单个的媒体公开行为进行独立的审视,即“公开行为的不累加性”。在许多对司法案件的报道中,众多相关报道之和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是巨大的。但是一旦将各个报纸的相关报道分开进行审视后,其影响就会比原先小许多。在判定是否适用“严格责任的藐视法庭罪”时,英国法院认为,将各个报纸的相关报道予以分开审视是一种适当的审判方法。虽然英国上议院大法官指出一个值得注意和思考的问题,即法律是否应该成为与所有相关的藐视行为有关的损害的累加计算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将大众媒体公开报道行为进行单个审视的方法,对于认定新闻报道对司法审判公正性产生的实质性损害大小时会产生相对的保护性倾向,这种保护性倾向在事实上较之相对于受到法律强制性保障的司法领域而略显弱势的媒体报道行为是有所偏向的。

英国司法实践中有关《世界新闻报》报道伪造货币案,可以为我国如何处理媒体监督与司法公开公正之间相互关系,保证司法人员在进行案件审判时基于法律事实与证据而非屈从于社会舆论进行宣判有所启示。《世界新闻报》曾发表了一篇涉及一起伪造货币案的新闻调查,该篇文章点名声称两人涉嫌伪造货币罪,可是在文章发表之前,该案的诉讼程序就已开始。后来,该案法官认为这篇文章容易导致公众产生“被点名的二人均是有罪的”印象,因此该文章已经对案件的审判产生了实质性的风险,并且无论陪审员的良心还是法官的知识都无法防止这种实质性风险的发生,两名被告人有可能得不到公正的审判。由此针对被报纸点名的两人涉嫌伪造货币的刑事诉讼程序被延缓。大众媒体关于对司法审判的公开报道发表暗示有罪推定的、有明显偏见性的报道存在极大危险性。“如同警官无权令自己确信被告人有罪和隐瞒证据一样,报社也无权在审判期间通过书面报道来推定被告人有罪”[8]。因为当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案情越复杂,越容易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各种评判纷至沓来,大众媒体的新闻报道越容易缺乏客观理性,媒体承担的违法风险也越大。所以,媒体从业者都应意识到媒体对司法案件的公开报道行为具有极大风险,在操作时更应谨慎从事。而在泰勒案(Taylor and Taylor)中,由于大众媒体不断对该案进行报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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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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