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4月10日，习仲勋带领中央工作组一行12人到河南长葛蹲点调研。到长葛的第二天，习仲勋就到监狱去看望那里在押的因说真话而被划为右派的同志，有太平村的冯海成、岗刘村的刘毛、坡岳村的岳洪瑞等150多人。当时刘毛已冤死在狱中，冯海成也被内定为死刑。习仲勋为冯海成及时平反并与其他同志一起释放，冯海成当天就回了家，激动得思绪万千不能入眠。4月14日，当他知道那位解救他的干部是习仲勋副总理后急忙赶去拜望。这时习副总理下乡了，冯海成没见到他。等习仲勋回到办公室时，工作人员向他汇报有位前天从监狱里出来的同志来看他，他马上吩咐工作人员去把人追回来。冯海成见到习仲勋副总理后，情不自禁地跪在地下，习仲勋随即搀起他，扶他坐在凳子上，和他亲切交谈起来。
那时樊楼村三餐难继，全村共49户人家，习仲勋走访了46户，农家没有凳子，他就随地搬块石头或砖头当凳子，每到被访的人家都是称兄道弟称嫂道妹。樊楼的群众自豪地说，大总理都称我哥了、弟了、嫂了、妹了。
习仲勋跟抗旱群众一同摇辘轳，农民说，习副总理还是摇辘轳的行家，习说我也是农民出身。
习仲勋在宗寨（今八七村），看见抗旱浇麦推水车的一位妇女腿瘸的无法走路，就把她搀扶到井台边上，他知道这是因为浮肿所致，就用手按了一下她的小腿，陷的坑久久不能复原，习仲勋潸然泪下。有一次习副总理找大队干部郭银朝和老农蔡丙戌座谈后，留他们吃饭，他俩一左一右坐在习仲勋身边。吃饭时习副总理亲自为他俩盛饭，还风趣地对蔡丙戌说：“老蔡，听你的名字，就知道你是属狗的，比我大两岁，你就是老大哥，咱们是一家人，不要客气。这糊涂面条不算好，但一定要吃饱肚子。”这事虽然过去50年了，但老蔡至今回想起来还犹如昨日。
习仲勋到长葛以后，长葛县委派张继增副书记专职负责配合中央调研事宜，他与习仲勋、侯亢、范民新、和尚桥公社书记孔宪瑞等同志一起，4月16日来到和尚桥公社杜村寺大队。张继增向大队书记张大力分别介绍了中央工作组成员，说今天到这里主要任务是调研群众的口粮问题，并要亲眼看看粮仓。张大力一听要看粮仓，吓得话都说不囫囵，又搪塞不过去，只有强打精神领着工作组看粮仓。习仲勋看了看宽一米多、高一人多的粮囤，想着报上那些大吹成绩的报喜文章，对比在村里看到的饿成浮肿病的群众，觉得很费解。他让张大力打开囤子要亲眼看看，张大力非常为难，习仲勋就让工作人员打开粮囤，原来是用竹竿片儿撑了个拱，用布盖住，只在上边摊了不足一寸厚的粮食。习仲勋看后又气又恼地说：“你们杜村寺大队，把党中央制定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多快好省’这四个字学精了，用妙了，这个粮囤如果用土填满它得用土两方多，一个好劳动力担土得用两天时间，嗨，这下子好了，半个小时就能把假造出来。”张大力满腹委屈：“不瞒你说，习副总理，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这里到处都搞卫星田，瞎指挥种麦下种量几十斤，更甚者还有下种量二百斤的，瞎指挥又遇上1960年大旱，麦子产量连种子都顾不住，可吹产量一个比一个高，上边下来检查工作没办法，只有造假这条路了。上边压下来的事只能听指挥照办，否则就得挨批斗还得在毛主席像前作检讨。”
张继增说：“你们村有位同志叫孙启宇是大学高才生，听说被划为右派下放在家，我们想到他那里了解点儿情况。”张大力说：“别去了，半个月前他跳井自杀了，要想了解他的情况到他本家的侄子孙守德老师家问问吧。”习仲勋同意了张大力的意见，一同来到孙守德家。张大力介绍了工作组成员和来意，孙守德说：“我们祖上几辈为落魄秀才，胆小怕事，我五叔前些日子跳井里自杀了。这些还是不说为好吧，不知哪句说错了，就是犯纲犯线了，就得挨批斗祸及自身了。”这时大家沉闷起来，习仲勋说：“你大胆尽情地说吧，一切由我负责。”孙守德说：“您去看粮仓了没有，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后到处都搞卫星田，您去看我们这里的三块卫星田，一号卫星田是公社主要领导的，二号卫星田是县里主要领导的，三号卫星田是地区主要领导的，他们只以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中的‘种密’为增产依据，以播10斤种能打800斤，播100斤种就能打8000斤的逻辑，强迫农村干部种麦下种100斤，更有甚者下种200斤，然后按照这个逻辑公式，以麦播量200斤产出15000斤作为成绩上报。麦子大减产，结果连种子都顾不住，可是把产量吹出去了，上边到下边检查怎么办，只有一条路造假囤。我县坡胡公社（镇）孟排大队马同义，发明了深翻土地的办法，这项技术确实能让小麦和玉米增点产，吕炳光县长汇报到党中央毛主席那里了，可到了下边硬是强迫用在种红薯上，把土地翻挖深达一米多，再一层肥一层土去填平，搭个高架子让红薯秧往上爬。可红薯不喜高肥地，深翻一米多的地很虚。红薯只长根秧，就是不长茎块，但领导们只依据红薯秧就报喜说，一棵红薯能吃半年。瞎指挥与强迫命令是劳民伤财，怎能不出现今春的大饥荒呢。”习仲勋连连点头，侯亢、范民新都记录下来。
习仲勋又问：“你五叔跳井寻短见是怎么一回事？”孙守德眼泪欲落沉默不语，在座的同志沉闷起来，习仲勋又一次说：“尽情地说，还是那句话，由我负责。”孙守德说：“我五叔不管学识多高，打成什么派，他千不该万不该也不能跳到那口井里寻短见啊，那是全村的一口吃水井，这不是作践全村老少爷们吗？嗨，习副总理啊，还是不说吧。”习仲勋说：“老孙啊，你是胆小怕事，尽情地说，还是我开头给你说的那句话，一切后果与责任由我负。”孙守德这才激动感慨地说：“我三叔把我五叔从井里救出来后，把我五叔搭在牛背上，是想把五叔憋在肚内的水给晃荡出来施救，那得牵着牛在路上走吧，那些运动红人就说我三叔这老地主把他家右派死人搭在牛背上沿街行走，是地主右派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是向党中央毛主席示威，这样的救人方法无法进行了，我五叔就这样命归黄泉，用三块薄板捆送到土里了。”习仲勋感慨地说：“知识分子出了问题，这个社会随之就也要出问题的。”
孙守德说：“大食堂一年比一年问题大，到后来除了炊事员与司务长能吃饱饭，其余的人都别想，也由此导致了民风日下，这里有这样几句民谣：干板直正饿得头疼，敲敲捣倒吃得傻饱，十个人七个人手长（小偷）。民风败坏了。”习仲勋说：“民风不好是有根本原因的，那些弄虚造假、让群众吃不饱饿成浮肿病的人不是民风问题吧。人快饿死了让他谈道德谈修养，谈人格顾面子可能吗？用你的逻辑那些不顾面子去偷点吃的就是小偷坏人盗贼，而那些老老实实不去偷吃的，他把榆树皮揭吃了，那他就是山羊了。这都是那些瞎指挥干部弄虚造假给害的，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孙守德说：“上边的干部都像您这样到群众家了解实情，还会有啥问题解决不了？”时间很晚了，孙守德不好意思地说：“中央大干部到农家，可我无能为力管您几位一顿饭，这么晚了还得让您几个各自回家吃饭。”习仲勋一行人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出现这些问题我们有责任，也无颜到您这些老农民家吃饭。”
曾一凡等在太平村调研的几位同志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也回到习仲勋的住处汇报工作。
习仲勋完成了这天的调研回到驻地宗寨村时，天已晚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今天的调研见闻让人心里沉重，这些问题的症结是弄虚造假的结果，而它的病根，第一是共产风把私人的东西归了大堆，可没有有能力的人士去经营管理出效益，放到一堆烂掉了。第二是一平二调挫伤了群众发展生产的自主性与积极性。第三是干部特殊风，败坏了党群干群关系，制造了民怨。第四是瞎指挥风，外行领导内行，只用主观意志不讲科学性，使生产受挫折。第五是强迫命令风，使政策在执行中一刀切，没有灵活性，同时也制衡与压抑住了说真话的人。第六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管理社会这种基层的体制制度，对经济上的利弊没人弄清。大跃进这种主观意志与急切愿望所形成的，从面上看是热火朝天，从本质上讲是无理性的浮躁。我们在长葛调研工作中，要以事实为依据，围绕上述几项观点进行反思，向党中央提出切实可行的参考意见与思想观点，今天调研的心得就这些，眼下要紧的是向总理请求拨救灾粮的问题。”
于是当晚赶紧写了一份向周总理请示给长葛人拨救灾粮的材料，这时天已接近午夜了。
习仲勋在长葛调研，爱到清潩河河堤上散步。4月16日这天很劳累，17日清晨，他与秘书范民新一同到河堤上散步时对范说：“咱们调研的这和尚桥公社的名字由来，就是清潩河上有座和尚桥，桥名物化出地名，可见它的神圣性。更神圣的是古人建这座桥时的科学思维，桥上行车走人，桥栏柱上的瑞兽瑞物可做美学艺术欣赏，桥孔内能蓄水，蓄满水后可自流灌溉土地服务农业生产。看看古人，可我们现阶段出了如此多的问题，我们如何不感慨啊。”范民新说：“请示报告写成了，怎样才能让总理尽快拨救灾粮？”习仲勋说：“先打电话给总理，然后用快件信寄去，就这样去办吧。”
（此文是原长葛县委副书记张继增与当地农民的回忆，王国钧、晃保欣、李林河记录整理）
来源: 《炎黄春秋》201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