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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德如 王连伟:中国政府改革与建设面临的五大困局

更新时间:2014-01-23 11:26:50
作者: 颜德如 (进入专栏)   王连伟  

  它显然是对阶级性和统治性的超越。对此首先要强调的是,肯定公共性并不等于否定政府存在的私人性、自利性,而是否定极端的利己主义;强调服务性并不等于否定政府存在的强制性,而是否定不依法行政和践踏社会公正的暴虐性。其次,公共服务型政府与以往所说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有很大的不同。这里所谓的“服务”不仅仅是说政府作为主体,适当去提供有限的服务,更主要的是,它必须创造各种条件,使公民通过政府获得更多的服务。这实际上表明,我们将政府视为一种推进现代化事业开展的不断改革与建设的工具性组织。

     

  六、摆脱困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中国政府改革与建设面临的规模困局、角色困局、利益困局、职能困局与目标困局,并不是单一性的,它们是综合性、复杂性与全局性的。要化解这些交织在一起的困局,需要一种全新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在总结以往历史和经验的基础上,以科学性、协调性、全局性、动态性与人文性为新特点,它对于深化中国政府改革与建设,具有鲜明的指导意义。

  就规模困局而言,在政府制度基本完备的基础上,中国政府的重点不是要大政府还是要小政府的问题,而是以科学性为要求,保持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规模适度的政府。

  就角色困局来说,中国政府的重点不是争论是否“缺位”、“错位”还是“越位”,而是以协调性为要求,在适当的时机各自扮演好“球员”、“裁判”和“教练”的角色,同时还要协调好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

  从利益困局来说,中国政府的重点不是如何遏制自己的利益问题,而是以全局性为要求,在平衡个人动机与社会职责、自我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际,以社会职责来规范、引导个人动机,以公共利益来激励、约束自我利益。

  从职能困局来讲,中国政府的重点不是告诉人民应该怎样生活,而是以动态性为要求,积极关注民生,洞悉民情,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适当引导他们去自主地选择如何生活。

  就目标困局来看,中国政府的重点不是如何管理人民以及为人民提供更多的具体服务,而是以人文性为要求,以人为本,允许人民选择政府所提供的服务、利用政府去创造更多适合公民个性的服务。

  总而言之,中国政府改革与建设的重心不是应该做什么而是如何做,不是自己如何做而是创造条件以使人民自己如何做。

     

  注 释:

    [1]浦兴祖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8页。

    [2]颜廷锐、张艳:“转型:政府改革与政府规模”,载《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4期。

    [3]张雅林:“适度政府规模与我国行政机构改革选择”,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年第3期。

    [4]闫嫣:“中国政府规模成本分析”,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5]吕达、曹琨:“制约政府规模的几个主要因素”,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6]王学军:“政府规模膨胀的原因及对策:一个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载《湖北社会科学》2002年第11期。

    [7][19][20]安东尼·唐斯:《官僚制内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9页,第89页,第87-88页。

    [8]刘学强:“走出怪圈,政府角色的定位与到位”,载《开放时代》2000年第12期。

    [9]崔华华:“转型时期政府角色的重塑”,载《理论导刊》1997年第6期。

    [10]托尼·赛奇:“中国改革中变化的政府角色”,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2期。

    [11][26]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9页,第7页。

    [12]余敏江、梁莹:“政府利益·公共利益·公共管理”,载《求索》2006年第1期。

    [13]蓝剑平:“政府利益内涵的理论分析”,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1期。

    [14]王臻荣、常轶军:“论政府利益与‘改革困境’”,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6期。

    [15]罗素:《权力论——新社会分析》,[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页。

    [16]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17]格雷厄姆·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3页。

    [18]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21]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3、26页。

    [22]何士青:“新中国政府职能转换的历史回顾与法学反思”,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23]唐文玉:“新形势下政府职能转变的五大取向”,载《行政论坛》2005年第1期。

    [24]转见陆亨俊:“政府的职能究竟是什么”,载《经济参考报》2003年12月13日。

    [25]《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27]詹姆斯·Q·威尔逊:《官僚机构:政府机构的作为及其原因》,[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4-16页。

    [28]张尚仁:“中国政府改革目标的三层次定位”,载《学术研究》2005年第5期。

    [29]彭向刚、王郅强:“服务型政府:当代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模式”,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4期。马建珍:“服务型政府:当代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载《理论建设》2005年第1期。孙彩红:“责任政府:当代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载《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11期。

    [30]梁平、李国栋:“论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若干误区”,载《晋阳学刊》2006年第4期。

    [31]曹沛霖:《制度纵横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原载《中国行政管理》2007年第12期)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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