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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建平:法国违警罪制度对我国劳教制度改革的借鉴意义

更新时间:2014-01-20 20:41:23
作者: 卢建平  

  

   【摘要】本文扼要介绍了法国违警罪的由来、定罪量刑以及审理机构与程序,以期为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提供借鉴。本文认为,借鉴包括法国在内的法治发达国家对于违警罪的治理经验,对我国劳动教养制度进行法治化或司法化的改造,扩大司法权对于社会生活的调整范围,有效限缩行政权的干预空间,规范行政权的行使,符合完善法治、保障人权的大方向。

   【关键词】法国;违警罪;劳教制度;改革;借鉴

  

   我国《刑法》第13条规定了犯罪概念,同时设置了但书条款(“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对于犯罪与刑罚,实行罪刑法定主义,依法(刑事法)治理;而对于“但书条款”所涵盖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则以行政干预(非刑事性的行政法律、法规或规章)为主。理论上,我们在合法行为和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之间画出了一个违法行为的空间,其中又根据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不同分出一般违法和严重违法,对应地设置了一系列的行政管理、制裁和处罚的制度。规范层面,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57年、1987年)到《治安管理处罚法》(2006年),我们在违法行为矫治的法治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在《治安管理处罚法》所针对的常习性违法者,吸毒成瘾、赌博者、卖淫嫖娼者之外,还有一些具有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的违法者也应纳入法治化的调整范围,包括公安机关强制戒毒和收容教育对象、《刑法》第17条规定的收容教养、《刑法》第18条规定的强制治疗,以及目前广受舆论关注的劳动教养的对象。事实上,在罪刑法定主义基本实现以后,但书条款所涵盖的行为(不认为是犯罪但又不是完全合法的行为,姑且称之为“犯罪的毗连行为”)如何处置,决定着一国的法治化水平。劳动教养制度之所以备受国内外瞩目,其缘由即在于此。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已经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改革的必要性主要在于劳动教养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及其法治保障的缺陷。[1]国内外比较普遍的批评意见是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法治化程度较低,由此提出的改革建议虽然为数众多,但一个共同的内容是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法治化或司法化的改造。[2]本文不正面讨论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问题,而是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比较研究立场,对法国刑法中的违警罪及其治理实践进行介绍并简要评论,进而阐明其对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借鉴意义。

  

   一、法国的违警罪制度

   (一)法国罪分三类的由来及依据

   1.历史由来

   对犯罪进行分类是包括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通行的做法。[3]而依据犯罪所受刑罚的轻重或犯罪本身的严重程度进行三分,所谓的“罪分三类”(classificationtripartite)被认为是法国刑法的一项传统原则。[4]

   早在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ancien regime)时期,法国的法律即将犯罪分为两类,即“轻微犯罪”(轻微犯罪人,petit criminel)与“重大犯罪”(重大犯罪人,grand criminel),但两类犯罪的界限比较模糊。而“罪分三类”是一种按照犯罪的“严重程度”进行分类的方法,它发端于地域管辖区划的重新组织以及陪审团制度的实行。不太严重的犯罪,就近审判对于保证良好的司法运作具有决定性作用。立法上规定将审判管辖权分开行使:由市镇官员、治安法官主持的法庭分别审判“市镇违警罪”(Les infractions de police municipales,即后来的违警罪)和“矫正性违警罪”(Les infractions de police correctionnelles,即后来所称的“矫正性犯罪”即轻罪),最严重的一级犯罪是“安全性犯罪”(delit de police de surete,即后来所称的重罪)。重罪的特殊性更多地体现在司法组织和刑罚制度上。自法国大革命以后,只有重罪才实行有陪审团参加的审判程序,重罪刑罚(reclusion)也被认为更加严厉,更加体现了“身受刑”(peinesafflictives)的特别性质(例如镣铐、肉刑、拘押)和不能补救之特征(例如死刑、流放海外),或者更具有加辱的性质(例如褫夺公民权)。[5]

   1791年7月和10月,法国制宪会议先后颁布了关于轻罪和重罪的两项法律,从而构成了法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统一的刑法典,通常称为1791年刑法典。[6]1810年《法国刑法典》对刑事犯罪规定了现在仍然使用的名称,即重罪(crime)、轻罪(delit)与违警罪(contravention),该法典仅考虑刑罚的性质,而犯罪的性质仅取决于刑罚的严厉程度,并由此确立了重罪、轻罪与违警罪刑罚的不同等级。对于刑法典将“犯罪的定性取决于刑罚的性质”的安排,学理上提出了很多批评,认为是循环论证。[7]不过,实事求是地说,立法者在确定某一刑罚之前就已经对他认定为犯罪的行为严重程度作出了评判,重罪是对公共秩序的持续侵犯,违警罪不过是违反了“社会纪律的规则”(les regles de discipline sociale,意即法规规定的社会纪律),轻罪则介于两者之间。[8]

   1994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法国新刑法典》第111-1条规定:“刑事犯罪,依其严重程度,分为重罪、轻罪和违警罪。”[9]

   2.理论根据

   法国罪分三类以及违警罪制度建立在三大理论基础之上,一是启蒙思想家的犯罪分类、罪刑阶梯理论,二是启蒙思想家的分权理论,三是边沁的功利主义。

   孟德斯鸠是法国大革命前伟大的刑法思想家,他不仅提出了“公民的自由主要依靠良好的刑法”,[10]“治理人类不要用极端的方法”[11]等至理名言,而且他还深刻地探讨了犯罪的性质与应当科处的刑罚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罪与刑应该在性质上尽可能地类似或等同,并进而将犯罪分为四类,论述了与之相适应的刑罚:第一类是危害宗教的犯罪,对此的刑罚应为剥夺宗教所给予的一切利益,如驱逐出庙宇,暂时或永久禁止与信徒来往等;第二类是危害风俗的犯罪,对此的刑罚可以是罚金、剥夺公权、驱逐出城等;第三类是危害公民安宁的犯罪,即单纯的违警罪,对于这类犯罪的刑罚应依事务的性质规定,并应采取有利于公民安宁的形式,例如监禁、放逐、矫正惩戒及其他刑罚,使那些不安分子回头,重新回到既定的秩序里来;第四类是危害公民安全的犯罪,这是一种最为严厉的犯罪,因而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12]

   孟德斯鸠的这些思想对于年轻的意大利后生贝卡里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贝卡里亚不仅注重对于犯罪进行分类,而且在借鉴吸收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以及经济学等知识的基础上更加强调罪刑阶梯[13]。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贝卡里亚根据“犯罪对社会的危害”这一“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将犯罪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直接地毁伤社会或社会的代表的犯罪,即危害国家法益的犯罪,如叛逆罪。第二类是侵犯私人安全的犯罪,即危害个人法益的犯罪。第三类犯罪属于同公共利益要求每个公民应做和不应做的事情相违背的行为,即危害社会法益的犯罪。具体地说,就是那些扰乱公共秩序和公民安宁的犯罪行为。[14]

   支持贝卡里亚犯罪分类的理论就是他所谓的犯罪阶梯与刑罚阶梯之间的对称(proporzionefra idelitti e le pene)。[15]“公众所关心的不仅是不要发生犯罪,而且还关心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尽量少些。因而,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需要刑罚与犯罪相对称。

   既然存在着人们联合起来的必要性,既然存在着作为私人利益相互斗争的必然产物的契约,人们就能找到一个由一系列越轨行为构成的阶梯,它的最高一级就是那些直接毁灭社会的行为,最低一级就是对于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所可能犯下的、最轻微的非正义行为。在这两极之间,包括了所有侵害公共利益的、我们称之为犯罪的行为,这些行为都沿着这无形的阶梯,以从高到低顺序排列。

   如果说,对于无穷无尽、暗淡模糊的人类行为组合可以应用几何学的话,那么也很需要有一个相应的、由最强到最弱的刑罚阶梯。有了这种精确的、普遍的犯罪与刑罚的阶梯,我们就有了一把衡量自由和暴政程度的潜在的共同标尺,它显示着各个国家的人道程度和败坏程度。”[16]

   我国学者李海东认为,犯罪分类的思想基础是18世纪启蒙思想家对于权利的理解,从而可罚的行为被理解为侵犯天生权利、侵犯(后来)获得的权利和单纯的不服从三类。[17]这种概括是准确但不全面的。在犯罪的轻重与刑罚的轻重之间建立对称关系、确立比例原则,是后世刑法学一直努力的方向,而这被认为是良好的刑法的标志,是对公民权利自由的基本保障。由此,犯罪分类的思想与洛克、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也息息相关。

   孟德斯鸠早就告诫我们:“一个公民的政治自由是一种心境的平安状态。这种心境的平安是从人人都认为他本身是安全的这个看法产生的。要享有这种自由,就必须建立一种政府,在它的统治下一个公民不惧怕另一个公民。

   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

   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18]

   法国学者在分析1810年刑法典的理论基础时认为,该法典更多的受英国哲学家边沁的影响,[19]其次才是受到贝卡里亚思想的影响。[20]总体而言,此言不差,因为1810年刑法典的制定者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必然基于避苦求乐的选择。所以对犯罪就必须毫不犹豫地采取心理威慑的方法,而形成心理威慑的主要途径就是强化刑罚的制裁力度,让人们在衡量犯罪可能带来的快乐和接受惩罚可能遭受的痛苦的数量关系时,将选择的天平倾向于不犯罪和放弃犯罪。因此与1791年刑法相比,1810年刑法典对犯罪的制裁力度明显加大,以应对不断恶化的犯罪态势。功利主义刑法思想所预想的刑法威慑,其实也是建立在刑罚与犯罪之间一定的数量关系之上的,即刑罚的严厉程度必须和犯罪的严重程度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形成罪刑均衡。[21]

而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看,法国将违警罪纳入刑法典、进行司法干预,也与法国对于正在上升的警察权的认识与控制有关。法兰西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恰是警察国家崛起的时期。虽然警察的历史和国家一样古老,但关于警察的专有名词问世的时间却不长,而关于警察的专门学问“警察学”就更加年轻了。1707年,一本名为《警察学》(Traite de la Police, Treatise on the Police)的著作在巴黎出版,作者叫尼古拉·德拉马尔(Nicolas de La Mare, 1639~1723)。在书中,德拉马尔详细阐述了警察的历史沿革、警察的职责与使命、警察执法的法律法规等。[22]差不多与此同时,在德语区也出现了一种称之为Polizeiwissenschaft(警察学,Science of Police)的学问。当时的警察学专指研究共同体内部事务管理与秩序的学问,范围很广,包括了当今的公法、行政学、政治经济学、公共卫生、城市规划等领域,而且警察学也是当时各级官员教育培训必修的大学课程之一。1727年,普鲁士的费雷德里克·威廉一世任命了首批称为Cameralia Oeconomica and Polizeiwissenschaft的官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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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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