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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昂:“好人”翁文灏

更新时间:2014-01-20 20:26:54
作者: 周昂  

    

   1951年3月7日,62岁的翁文灏在中共人员的秘密护送下,从法国经香港回到北京,在前门车站,他的旧部、儿子一家赶来迎接。据说,老人当时曾痛哭流涕。

   翁文灏,著名地质学家,历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总统府副秘书长等职。1949年政权交替,他一度避居海外。此番回国,总算结束了漂泊无依的生活。

   但是,一家团聚的喜悦只维持了片刻。当天下午,翁文灏就被安排住进了王府井饭店,统战部一位邓姓官员跟他谈了半天,要他起草“反省文件”。

    

   胡适属意的“大总统”

   所谓“反省文件”,就是反思个人历史,痛骂“蒋介石反动集团”,并与之划清界限的一份声明。可骂人,恰恰是翁文灏最为难的事情。对他来说,蒋介石不光是曾经的最高领袖,还是他的救命恩人。

   1934年2月16日,翁文灏由南京乘车经赴杭州进行地质调查,途中遭遇车祸,身受重伤。当其同僚钱昌照赶去探望时,翁文灏已经不省人事,最危急时体重一度竟只剩下60多斤。这个消息惊动了蒋介石。蒋介石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翁的生命,还专门派人赶往杭州组织抢救,并特派浙江省主席代其前往医院探视问候。在精心照看下,翁文灏昏迷了40多天后,奇迹般苏醒了过来,并慢慢恢复了健康,只是在左额骨处留下了一处塌陷。

   第二年年底,蒋介石接替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院长,并立即着手组织自己的内阁。翁文灏一改往日对政治避而远之的态度,出任了蒋介石的行政院秘书长。在世人看来,这是在报答蒋介石的救命之恩。

   翁文灏初遇蒋介石,是在1932 年春。翁文灏在当时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副秘书长钱昌照的推荐下,赴庐山为蒋介石讲学。一面之缘,蒋介石便对翁文灏的学识极为欣赏,于是,力邀翁文灏出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秘书长。只是翁文灏坚辞不就,最后只同意挂了个副秘书长的虚衔。同一年,国民政府又在没有征得翁文灏同意的情况下,宣布任命他为教育部部长。翁文灏又以为继母“丁忧”为名通电辞职,北上奔丧。

   “余居北平垂二十年,殚心学术,不问政事。自度生平,向以学术工作为职志。”这句写在日记中的话,代表了翁文灏曾经的志向。

   1889年,翁文灏生于浙江宁波一个绅商人家。6岁入塾,13岁考取秀才,1908年考取公费赴欧洲留学,考入比利时鲁汶大学攻读地质学。1912年,23岁的翁文灏以优异成绩获物理及地质学博士学位,是为中国地质学博士第一人。回国后,翁文灏拒绝了合资公司总工程师的丰厚待遇,来到清贫的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当了一名教授。

   1916年,北京政府成立地质调查所,翁文灏任矿产股长,后担任所长,任内,他赴全国各地调查地质与矿产实况,要么步行,要么就是骑毛驴,“爬过从没有路的路”。直到晚年,他还很得意地告诉长孙女,“我那时是骑着骆驼穿过内蒙到宁夏去进行勘探的”。

   1920年,甘肃发生8.5级特大地震,翁文灏顶着冰雪之天,坐上骡车,长途颠簸,完成了中国科学家对地震现场的第一次考察。除此之外,在主持地质调查所工作期间,翁文灏还铸就了无数个“第一”:第一个地质学术刊物,第一部矿产志,第一部矿业纪要,第一座地震台,第一个土壤研究机构,第一个新生代研究室,第一个猿人头盖骨,第一部近代地图集……

   1932年,胡适给《东方》杂志写他的新年梦想时,其中的一个梦想就是:“话说中华民国五十七年(西元一九六八)的“双十节”,是这位八十岁大总统翁文灏先生就职二十年的纪念大典。”

   可见翁文灏在时人心中的地位。

    

   难做的文章

   1951年3月9日,翁文灏开始奉命写悔过书。第二天,他交了初稿。在提到蒋介石、宋子文时,他居然还使用了“委员长蒋,行政院长宋”的称呼。

   自然,检讨没能过关,被打回修改。

   1951年5月17日,王昆仑突然来拜访翁文灏。王昆仑曾任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此时是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委员。他看了翁最新修改的检讨书,认为尚有不足,“必须切实向人民低头,直言认过。十分坦白,人民自能了解,行动便能自由。”

   此时,翁文灏形同被囚禁于招待所,已经长达两个多月了。一周后,老部下孙越崎又传达了统战部官员最新意见:“须用人民观点,放下知识分子自尊思想,批评以往政治错误,丢掉包袱,方得新的觉悟……”

   社会学家吴景超来探访时,给出的意见更明确——干脆重写一篇,不要多谈自身,要详述蒋政权的重大缺点。

   翁文灏绝没想到这篇文章竟如此难做。他告诉吴景超:“此文用意是在解决余回国事,但余未参与勾美反共机密,叙述并无新鲜事实,难符所望。不料作文认罪一事,乃演成如此意外,实感悲苦。”

   翁文灏说的是事实。抗战爆发后,翁文灏被任命为经济部长,兼任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任期间,他致力于发展后方工矿企业,成绩卓著,再加上廉洁自律的作风,声誉扶摇直上。

   翁文灏廉洁到什么程度?抗战期间,有一个浙江藉妇女,在翁文灏的帮助下开了家肥皂厂,销路很好。这人为了报恩,多次送钱被拒,最后打听到翁文灏的住址,专程送上一些金条。结果,翁文灏勃然大怒,拿起金条,扔到门外。对方觉得尴尬万分,痛哭流涕。最后翁夫人不得不出来打圆场,收了一箱肥皂了事。

   “弟的方针是宁使自己吃苦,绝不牺牲公德!”翁文灏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这样说。

   但是,不管翁文灏如何能干、廉洁,他始终未获真正的重用。据钱昌照回忆,抗战开始以后,翁未参加过关于和战问题的讨论,蒋介石也不同他谈这类问题。抗战胜利前夕,翁文灏被加上了行政院副院长的头衔,但是“实际上不看公文,无事可办”。

   既然只能当边缘人,想触动他人哪怕一丁点利益,都步履维艰。例如,抗战胜利后接受敌产,全国大小官员趁机中饱私囊,民怨沸腾。翁文灏气急了,对记者发表谈话,称这种行为“坏到使人不敢相信”的程度,还说“本人官可以不做,此若干坏事必加追究”,结果,也不了了之。

   “翁文灏和我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但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够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翁文灏的同僚,著名经济学家何廉在回忆录中也难抑悲愤。

   抗战胜利后,翁文灏先后五次辞职,卸去各种头衔,专心经营他筹建的中国石油有限公司。不料,1948年,蒋介石召开“行宪国大”后,再度提名翁文灏为行政院院长。

   “翁虽为著名科学家,但在政治上没有根基,也无派系色彩,因此与各方矛盾也少。”立法院立法委员毛翼虎后来分析道,“翁的组阁实际上不过为蒋看守大门,无异是蒋自己掌握行政院。”他还回忆道,当时,立法院举行辩论会,大家都说翁文灏是一个科学家,是一个好人;但不是一个政治家,不是一个好院长。

   果然,翁文灏抹不开面子,“觉得事已至此,不敢坚持不受”,接下了行政院长一职。结果也不出预料,在国民党于内战中节节败退之际,他为挽救经济实施的金圆券政策失败,招致全国一片痛骂。仅仅在任六个月,翁文灏去意已决,1948年11月,他再度辞职。

   一个月后,新华社公布了43位战犯名单,翁文灏排在第12位。

    

   无法逃避的命运

   1951年7月7日,翁文灏回京后的整整四个月后,几经修改的检讨,仍然没有过审。他的心情显然糟糕到了极点,“含光殿关尚淹留,斗室沉吟作楚囚。”他在一首诗中写道。颇为讽刺的是,在回到大陆之前,翁文灏最大的疑虑,就是让他做此类文章。

   由于对国民政府已经彻底死心,又被大陆称为“战犯”,翁只好走第三条道路。1949年12月2日,翁文灏由香港前往法国。

   在此期间,翁文灏一直没有中断与中共的联系,邵力子、孙越崎等昔日好友、旧属,也从中多方相助。中共的态度表现得很明确,首先,翁文灏是个不懂“政治”的人,正如陈毅所言,“翁文灏是书生嘛,不懂政治,他就是不走,我们也不会难为他。”可是要回国,也有条件,那就是必须“划清界限,谴责蒋介石反动集团”。

   这个要求放在其他人眼中,或许不算什么,但翁文灏却觉得难以启齿,在他看来,这显然有失君子风度。他回信要求,自己在声明中只做自责、不骂他人。

   纠结之余,翁文灏也在观察新中国走势,早在抗战时期,翁文灏就曾规划过战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他一直期盼着能把自己当初的设想变为现实。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天天看报纸,做剪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钢产量多少、粮产量多少,英国、法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多少,做对比。他觉得还是社会主义蒸蒸日上。另外,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朝气蓬勃,也有雄心壮志,对他来说是个极大的鼓舞。”长期研究翁文灏的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李学通说。

   周恩来也托人向翁文灏转达了几个意思,第一,希望先生尽快回国,第二,过去的一切,并没有不可谅解的症结。至于自白书,可以回到北京之后,倾诚相谈,再定稿发表。

   这一切促成了翁文灏最终下定决心回国。不过,回国当天即被带往饭店,一份反省数易其稿都难以过关,传达出的信息便与之前完全不同了。

   1951年7月11日,翁文灏将最后一遍修订的反省书交给统战部官员,“蒋集团投靠帝国主义,欺民卖国,一日存在,中国一日不能脱离帝国主义的欺侮……我从前参加他们的工作,实是走了根本错误的方向。”周恩来阅过后,终于放行通过。8月4日上午九点,他终于走出招待所,移居锡拉胡同18号家中。此时距他回国,已经几乎整整五个月时间了。

    

   “桑田何不共弹冠”

   回到家中,做些什么?看书、读报、写作、会客——总之,翁文灏没有工作。

   不久,统战部有关人员专门与翁文灏的长子翁心源进行谈话,表示为安全计,希望翁文灏不要过多外出,认罪书关于批判方面也尚有修改余地。这意味着,事情并没有完。

   除了先前不愿公开骂蒋,留了欠账,地质学界的糟糕环境,也是翁文灏难觅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早在翁文灏回国前,已经有人借用革命的名义,在地质学界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指责翁文灏、丁文江等人的学术是反动的。翁文灏非但不能重操旧业,连原地质调查所的成员,也都几乎从不登门。

   “韶光逝去似流水,又届生辰只自怜。”1953年 8月8日,翁文灏65岁生日之际,写下这样的诗句感叹世事。没有工作意味着没有收入,只能坐吃山空。一开始,他家住在锡拉胡同18号,月租是12袋通心粉,后来难以维持,搬到南池子飞龙桥11号,月租450斤小米。再后来还是住不起,只能迁到外城区的一个大杂院。

   1953年底到1954年初,北京选举市第一届人代会代表,翁文灏本已得到了选民证,没两天,证件又被收回去了。翁文灏不解,致函北京市选举委员会,要求一个合理的解释,选举委员会答复如下:“翁文灏1948年曾被列为战犯之一,后来从欧洲回国,与傅作义、程潜等人起义有所不同……不能给予翁文灏选举权。”

   这次风波过后,他明白自己该做些什么了。正如他这一时期写下的诗句所言,“遥忆夷齐采薇苦,桑田何不共弹冠”——甘当旧时遗民,不可能得到完全的信任。他要做的并不仅是一个私德上的好人,更是一个政治上的“好人”。

   1954年8月,周恩来辗转托人询问翁文灏,愿不愿意对台湾发表讲话。翁文灏不但表示乐意效劳,还表示要重新拟写认罪书,争取公开发表。12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都全文刊登了翁文灏的《沉痛追溯我的反动罪行》。当晚,钱昌照特来告诉翁文灏,今天下午全国政协协商下届人选,周总理点了你的名,已获得通过。第二天,翁文灏又在各大报上发表《在台湾的人们应速弃暗投明响应解放台湾》。

   1957年,毛泽东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翁文灏也做了一些发言。他说,过去共产党为了打倒敌人,把剥削阶级当敌人看,是对的,现在情况不同了,但仍把他们当敌人看,不信任。这种绝对观念不取消,共产党就会脱离群众,建设就不会成功。

   这何尝不是翁文灏在曾经的遭遇中获得的感悟。不过,“反右”运动一来。敏感的翁文灏立即闭嘴,

   翁文灏的“好人”形象一直保持到了文革,起初,他也遭受了冲击。不过在周恩来的关照下,没有遭受更大的折磨,但是,1970年,他的长子翁心源,在湖北潜江某干校被造反派逼供三天之后投水自尽。

   1971 年1月27 日,翁文灏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六年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人们发现,其中收录的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文,还专门提到了翁文灏一句,说他是“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这句毛泽东1956年的评语,不仅翁文灏的好友们不知道,连他本人生前也不知道。

   如果让翁文灏回忆与毛泽东的交往,他能想起的恐怕只是1954年发表完对台讲话后,在政协会议上与毛泽东的一次短暂会晤。那时,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翁先生回来了,好啊,好啊!”

   其实,那已经是翁文灏归来的第四个年头了。

    

   来源: 《中国周刊》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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