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杨继绳，1940年11月出生，湖北省浠水县人，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教授、《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现居北京。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动力系拖拉机专业，1968年1月加入新华社天津分社任记者至2001年，任记者时发表多篇社会探讨性文章，如1972年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天津劳动生产力调查》，80年代撰写学术性文章，1984年被评为全国首届优秀新闻工作者。2000年初起为《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之一、《经济参考报》编委，并继续评论写作。其代表作有：《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近几十年来，杨继绳在研究著述之余，还访谈了一系列人物，经作者授权，“纸牌屋”从即日起陆续推出“继绳春秋”系列访谈。敬请期待。
“继绳春秋”专栏之一
摘要：
“高干子弟的提法不确切。他们是一个阶层？你不要把我说得太好。我如果不好，可以把我拿下来。能上能下。干部子女就不能当干部了？利用父兄的地位搞特权，当然不对。他们中有少数犯了法的，因为他父兄的地位不依法处理，更是不对。高干子弟好，不是老子遗传的；高干子弟坏，也不是老子遗传的。
“中央对地方，除了外贸、金融、财政的某些方面进行必要的控制以外，不妨把体制更放开一点。现在副省长还得中央批。其实，中央只任命第一把手就行，再搞些措施防止拉山头、搞宗派。给省、市、自治区放开一点。现在很多方面越来越集中。如大专院校、科研机构还归中央管。中央讲企业交给地方，应当没有例外。但港口、石油化工，茂名石油还归中央管。把权力下放给地方，让诸侯向中央上税，中央负责东西南北中的平衡。
“今年省里要搞赤字财政，我坚决不同意。国家搞赤字是有着落的，地方的赤字哪里有着落？经济工作说起来很奥妙，不出乱子的奥秘就是这两条。有钱晚花固然有损失，像地主老财把钱埋在地下一样；但是，乱花，花错了钱损失更大。要看准了再花，把花钱的本事学得好一些。要冷静一点。
“看一项技术是不是先进，就有看是不是能解决这个地区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每一项技术的出现都有其社会原因和经济原因。搞技术开发、技术引进不是赶时髦，不是片面强调是什么年代的技术。而是要解决问题。
叶选平，叶剑英长子。1924年11月生于广东梅县。1940年到延安。1941年－1945年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1949年在沈阳第一机床厂当车间主任。1951年－1953年在苏联实习。1953年底回沈阳第一机床厂任副总工程师，1956年任总工程师；1962年－1973年任北京第一机床厂总工程师。1973年－1978年北京机电局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常委。1978年－1980年任国家科委三局局长。1980年－1983年广东省副省长兼省科委主任，1983年－1985年任广州市市长。1985年－1991年任广东省省长。1991年后先后任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撰文/杨继绳
1986年3月，任省长半年的叶选平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了记者争相采访的对象。我到广东省代表团提出了采访省长的要求。负责接待记者的是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她是一位优雅的中年女士。她说，要采访省长，先写条子，把要采访的问题写在上面，让省长自己选择。她一边说，一边拿出记者给她的条子在我眼前晃了晃，好家伙，一大叠！
我想，我得提出一个让省长愿意回答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我想到当时群众对”太子党“议论很多，对高干子弟当官颇有微词，叶省长当时是职位最高少数几位的高干子弟之一，我猜想他一定会感受到舆论的压力。于是，我除了提广东改革开放的问题以外，还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你对高干子弟担任高级领导职务有什么看法？下午递了条子，四点多钟，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就通知我，晚饭后叶省长接受你的采访。
时间：1986年3月29日晚6：20－9：30
地点：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广东代表团驻地：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
身穿皮夹克的叶选平像是一位工程师，他很随和，一见面就像谈家常一样，谈起了他的经历。
我生逢其时，又生不逢时
解放战争时期，我20多岁，在晋西北兴县军工系统的机械厂。1949年在沈阳第一机床厂当车间主任。1951年，东北人民政府派一批人到苏联实习，我去的是苏联重型机床厂。1953年回到原厂当副总工程师。1956年当总工程师。既管生产，也管技术。后来到北京第一机床厂。1973年离开北京第一机床厂，离开了机床行业。一共干了24年机床，真有点舍不得。其中，1969年到1970年坐了一年牢。回过头来看，对机床好些问题没有钻进去。我就怕人家说我是专家。
对政治我有我的看法。看书看得多，会讲一套。我自问：党教育我这么多年，真正起作用的是什么？还是正确的人生观。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是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些是很纯朴的，是一心为人民服务。对工作负责任是第一条。现在做思想工作很多人不听，原因就在这里。
我既生逢其时，又生不逢时。我学技术，在延安自然科学院打了一点基础，但很不够。由于是战争年代，条件很差。延安自然科学院出来的人，很多当了部长、副部长。党是有远见的。但基础不太好。任何一个人，学知识主要靠自学，靠在工作中学。学好了再工作是没有的。我在工作中很吃力，逼着自己学习。不学就没法工作。在工作中不断学习知识，不断更新知识。当车间主任，1万平方米的车间，清一色的苏联给的新设备。不懂得如何维护、保养。有一次出了问题，高岗火了，到车间检查，崩着脸狠克了厂领导一顿。厂长找我算帐。
工作需要，我不得不认真学习俄文。每天晚上看俄文资料到11点以后。把机床学的大本本都扣完了。我们车间的机床布局原来是群式，总是完不成计划；我建议改成按工序布局，就能完成计划了。懂得了一门外语，就多了一只眼睛。我的几个孩子都生不逢时，都没上大学。我告诉他们，实践是广阔的天地，可以在实践中学习。
高干子弟的提法不确切。他们是一个阶层？你不要把我说得太好。我如果不好，可以把我拿下来。能上能下。干部子女就不能当干部了？利用父兄的地位搞特权，当然不对。他们中有少数犯了法的，因为他父兄的地位不依法处理，更是不对。高干子弟好，不是老子遗传的；高干子弟坏，也不是老子遗传的。我现在有了一点成绩，更多是党和社会对我的教育。因为家庭关系，我比较早地参加了革命队伍。没有这个家庭不会有这么早。我是15岁到延安的。进延安自然科学院、进工厂是时代的需要。1973年，我离开北京一机床到北京机电局当了副局长，1978年到国家科委任三局局长，1983年到广州市当市长，去年下半年到省里。刚到广东，我抓科技，抓计划生育，抓核电站，什么工作我都感兴趣。一上手就觉得有味道。这些也是很好的锻炼，对我的提高也有好处。从一机床到机电局，接触到机械工业了，刚熟一点，又到科委三局。高能物理设备、空间技术、计算机都在三局。学了两年，刚摸了点门，又调到了广东，当了副省长，还是抓科技。
广东改革开放要抓三件事
谈了他的经历以后，话题转到广东省的改革开放。他不谈大战略，很注意操作层面。谈话还带有科技干部的特点。他说：在提出全面步署之后，从什么环节入手，有很大讲究。广东经过七年的改革开放，下一步要抓好的几件事：
第一，搞活经济活动的基层单位应当摆在经济工作的重点。
农村开始搞家庭联产承包。以家庭作为一个单元，家庭是农业战线的基层单位。联产承包增强了家庭的活力。给家庭以足够的自主权。新的联合体也以家庭为单元。
城市也应当增强企业的活力。城市经济活动的单元体是工厂和商店，再往下就不完整了。
增强基层活力是城市经济的中心。农村好办，搞得比较快，城市复杂一些，改革的进展比较慢一些。
企业有了活力后，发展横向联合，组成新的联合体。联合体组织是为企业服务的。
企业是经济大厦的第一层砖。第一层砖铺好了，第二层该铺什么就铺什么。不该铺的就拆掉。这是我的理解。
改革改什么？要根据基层所反映的问题、提出的要求进行改革。
首先要划清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国家给企业什么条件，什么权利，企业承担什么义务，要搞清楚。这就得先明确企业的社会职能。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关系划清了以后，企业内部需要好好改革。划清了大的利益关系为企业内部改革创造了先决条件。
过去讲权，责，利。前两年讲十项权力下放给企业，讲得不少，有些还没有落实。现在要讲责任，讲企业的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企业活了，自负盈亏了，再抓宏观，才有基础。
综合部门要干综合的事，不要抓微观的事。现在省长到沙角电厂抓调度。省长做了厂长的事。体制不行，这是没办法的事。
第二，工厂的人事制度、用人制度改革，要早一点下手。现在用人制度的弊端很多，每个人发一个铁饭碗，不管勤快还是懒惰。涨工资按年头，到了年头，不管工作态度如何，工作业绩如可，一样地涨工资。如果我有权，有这么多钱涨工资，我不这么涨，而是用来奖勤罚懒。改革人事制度就是要奖勤罚懒。对干部的考核也应当有相应的考核办法。如广东出了这么多案子，现在只办本人，对他单位的领导人没有认真追究。我们的老传统是，这个单位的某人出了问题，领导也要负责任。如果这个单位总是出问题，说明这个单位领导不行。
要把能干的人显出来，把吊儿浪荡的人暴露出来。
人事编制一年一年地超编，人多得一塌糊涂。只好一次一次地精简。但是，精简一次，膨胀一次，人浮于事的问题一直不能解决。要想办法调动人的积极性，不同的人用不同的管理办法。现在铁饭碗根本没有破，反而越来越牢靠。我一直主张搞计件工资。我在沈阳第一机床厂当总工时就有这个主张。为此，1959年我写了一份检查。这份检查还装在我的档案里。
第三，中央对地方，除了外贸、金融、财政的某些方面进行必要的控制以外，不妨把体制更放开一点。现在副省长还得中央批。其实，中央只任命第一把手就行，再搞些措施防止拉山头、搞宗派。给省、市、自治区放开一点。现在很多方面越来越集中。如大专院校、科研机构还归中央管。中央讲企业交给地方，应当没有例外。但港口、石油化工，茂名石油还归中央管。把权力下放给地方，让诸侯向中央上税，中央负责东西南北中的平衡。
广东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
“七五计划”中提出了增长速度问题，我们想了很多。对速度得有定量的分析方法。工业生产中有几个制约因素：一是生产能力；二是原材料、资金；三是市场；四是经济效果，赔钱的事不能干。每个单体（企业）能够生产多少，就看这几个因素。汇总起来就是增长速度。
广东的生产能力是具备的。我到汕头、潮州、揭阳看了八天，考察了40多个企业，很鼓舞。通过引进，全省形成了700多条生产线。原材料、电力、资金是广东经济增长的最大制约。市场，广东的产品不积压。经济效果是活的，要看投入产出，广东企业一般是不赔钱的。在四个因素是三个正号，一个负号。所以，广东的增长速度取决于资金、原材料、能源。这方面上得多，工业就上得快。什么样的增长速度是正常的？离平衡点太多就是不正常。说1983年速度太高了，就是因为原材料有超支，电力太紧张。压民用电保工业，压一般企业保重点企业，长此下去，就会出现真正的不平衡。去年广东工业增长25％，从电力紧张来看，增长速度是快了些。
每个地方对增长速度的承受能力不同。要因地制宜，宏观调控不要一刀切。如果资金周转得好，原材料供应可以，，又没有占的国家的材料、资金，速度高了有什么不好？
1984年的要害问题是信贷资金失控。信贷资金这个环节要牢牢抓在手里。广东信贷额度给了600亿，超了就不给。我们就在600亿之内做文章。控制了信贷资金，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就控制住了。我们定9％的增长速度，准备超。只要不突破资金笼子，速度超点不怕。
要学会抓经济的本事
经济工作，一是要量力而行，二是要量入而出。管家就是这两条，管用也是这两条。今年省里要搞赤字财政，我坚决不同意。国家搞赤字是有着落的，地方的赤字哪里有着落？经济工作说起来很奥妙，不出乱子的奥秘就是这两条。有钱晚花固然有损失，像地主老财把钱埋在地下一样；但是，乱花，花错了钱损失更大。要看准了再花，把花钱的本事学得好一些。要冷静一点。
我在沈阳第一机床厂时，机床的产量占全国机床总产量的十分之一。北京第一机床厂也是大厂。我管生产，管技术。在工厂里我坚持实事求是。我们厂是苏联设计的设计能力是2400台，有人要生产一万台，我说不行。工厂的事我清楚，抓宏观我最没底的是我有多大的负债能力。我们去年出口29．2亿美元。我现在搞不清，这29．2亿美元的力量多大。财政收入70亿，省级财政只有两亿多，我自己的机动财力是4000万。预算外资金有很大油水。我支持财政厅抓预算外资金，抓得下面嗷嗷叫。预算外资金不能管死，也不能放羊。不能剥夺其使用权，但对其使用要有限制。对企业单位的“小钱柜”采取的办法是，为了周转，为了解决急需，动一动他们。工厂的“针线叵箩”不能强制地收。
经济工作问题很多。一个问题的出现先不要着急，首先要找到产生问题的原因。我在工厂呆那么多年，对企业的事是知道的，但不能说懂经济。现在经济问题比过去复杂，过去的好厂长，现在不一定能当好。
“六五”计划最大的成就还是学到了办经济的本事。例如怎样提高经济效益。借外债想到偿还能力（借外债搞的项目有没有创汇能力，借洋钱还得还洋钱。）如何抓经济工作，在“六五”期间有很大的进步。会算帐，会经营。对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有了认识。不再搞单打一。过去，党委书记只抓农业，现在知道三个产业全面抓了。珠江三角洲富，不是只搞第一产业，而是在、二、三产业合理组合。顺德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过半。
关于提高技术水平
我们要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但也不能说我国的技术完全不行。现在，行的和不行的弄在一起了，自己行的也要引进。我国提供设备的部门腰板要硬一点，但也不能乱拍胸脯，不行的也吹牛说行。
引进技术，不是越先进越好，而是有层次的。东莞的一个区引进收音机生产线，在这个层次上技术水平是前所未有的。拿到国家一级就算不了什么技术。任何一个地方是不同层次的技术组合，像光一样，不是单色的，而是多种色彩组成的光谱。有这个观点，就不会责备三角洲一些县、队引进技术水平不高。看一项技术是不是先进，就有看是不是能解决这个地区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每一项技术的出现都有其社会原因和经济原因。搞技术开发、技术引进不是赶时髦，不是片面强调是什么年代的技术。而是要解决问题。
我是党的八大代表，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我亲自听到了毛主席提出要赶超美、英。五十年代后期，我在沈阳第一机床厂搞技术赶超。我们要把美国、英国、联邦德国等八个国家的机床的优点集中在沈阳第一机床厂的产品上。这是我亲自干的。当然没有成功，因为这种想法脱离实际。搞技术开发、技术引进不能脱离实际。说国产化，就连每个螺钉都得是国产的，这是形而上学。过去我们干了很多蠢事，形而上学的影响很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