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盛刚:非资本主义化——及其美国与西方的迷失与衰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4 次 更新时间:2014-01-16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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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盛刚  

 

资本主义的细胞是资本,资本的本性是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所以对资本主义发展来讲最理想的社会状态是强市场,弱政府与弱社会,这样才能达到资本利润的最大化与成本最小化,但是由此必然产生来自政府与社会对资本的抗衡力量或者反资本主义体系运动,对此如卡尔·波兰尼在“巨变”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市场社会包含了两种对立的力量,即自由放任的动向以扩张市场,以及反向而生的保护主义与针对市场的抗衡力量,前者力图将经济从社会中脱离出来并主导社会,后者则力图让经济服务于社会,两种力量对抗主导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目前西方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无疑是这种抗衡力量与反体系运动的结果。

美国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我们所了解的世界的终结:21世纪的社会科学”中指出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正在受到一种结构性的制约,人们已经不再能够驾驭,而这种结构性的制约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全世界的非农村化的结果,这是非常超前的现象,将可能在今后的25年中大体完成。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成本在全部创造价值中的比重将不可避免地增加。二是成本外化的长期后果,这导致了生态的枯竭,这就使投入到全部创造价值中的百分比上升。三是世界民主化的结果,它对公共开支不断提出更大需求,用在教育,卫生保健和终身收入的保障上,这就使税收开支在全部创造价值中的百分比上升。以上三种力量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大规模的长期的对生产利润的结构性压缩,而且使资本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赢利。由于资本的无限积累是定义资本主义作为历史体系的特征,但是以上三种制约使这一体系的最初动力不再起作用,所以资本主义面临结构性的危机。

根据工资铁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工资不可能绝对提高,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但是从资本主义发展来看,事实上工人的工资在不断提高,无产阶级最终变成了中产阶级,而这是现代雇佣制度趋于瓦解的根源。现代资本主义雇佣制度是建立在社会极端两极分化基础上的,即一方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另一方是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而这种情况一般出现于城市化的初级极端,因为真正的低工资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新雇佣的来自于农村地区的移民,他们是第一次进入工资劳动市场,愿意接受低下的工资,原因在于他们一无所有,饥寒交迫不得不找份工作,还有他们得到的净收入实际上比他们原来在农村地区干活中得到的净收入要高。但是,一旦他们吃饱了,建立在饥饿基础上的资本主义雇佣制度就动摇了,它不得不提高工资,或者通过移民,通过转移经营地点寻找新的廉价劳动力,或者通过以机器人代替人的劳动以控制和降低成本,或者不得不改变现代雇佣制度的形式,以合伙制,股份制等代之。工资越高,利润越低,反之也一样,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阶级斗争的根源,资本家总是力图压低工资以提升利润,而被雇佣阶级总是力图提高工资。从资本主义发展来看,实际平均工资水平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所占生产成本比例是不断提高的,其原因一是由于工人的政治觉醒与不断斗争。二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选择了一条改良主义道路以避免革命的爆发,所以马克思与列宁预测的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最终发生。三是资本家认识到如果生产汽车的工人买不起汽车,那么我生产汽车买给谁呢?他们认识到通过提高工资可以增加社会购买力,扩大内需。但是目前问题是工资上涨了,利润下降了,没有利润,资本家也就失去了资本积累的基础与投资的兴趣,或者他们选择将生产转移到工资低的国家去,由此结果自然是不仅高工资难以维持,而且失业率居高不下。

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个瓶颈来自于成本外化或者讲环境破坏极限的制约,对于这个制约事实上我们也不陌生,因为中国的快速发展正在导致环境破坏的加剧。不错,发展是一件好事,但是发展总是有代价的,如果代价大于发展的好处,那么这种发展就到了极限,或者说这种发展事实上是一种破坏。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发明出一种无污染的发展方式,那么在现有的情况下,就存在由谁来承担环境污染的成本问题,是成本外化,让政府与社会承担还是应该成本内化,让企业公司承担。如果是前者,就要大幅度增加纳税,如果是后者,那么就会加大公司的利润压力,构成对资本积累的制约,最终结果往往是公司将工厂从城市转移到城市边缘,从城市边缘转移到农村,从农村再转移到欠发达国家。

对资本主义的最后一击来自于资本主义体制内政府功能的扩大与税收的不断增加,小政府,大市场这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但是从资本主义发展来看政府的功能不是缩小而是不断扩大,特别是随着福利国家的产生,政府已经俨然成为社会的保姆,之所以产生这种反向发展趋势一自然是西方国家民主化的发展,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不是自上而下的改良就是自下而上的革命,所以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功能的扩大与社会福利的发展可以说成是为了驯服危险阶级而付出的费用,这也就是为何马克思预见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发生的原因,因为资本主义自己改良了。二是由于生产过剩,资本主义经常性经济危机迫使或者不得不要求政府出手拯救,事实上资本危机往往通过政府之手,然后将危机转嫁于社会,由社会来承担危机的成本。而政府功能的扩大意味而且必然意味国家税收的提高,因为政府不是生产性机构,它没有钱,要钱就要增加税收,羊毛只能出在羊身上。那么,政府能够向谁征得税收呢?只能是富人,因为穷人本来就没有钱,他们是国家照顾的对象,是税收增加的受益者。但是,政府向富人征税,在达到一定水平时自然会严重影响进行资本积累的能力,税收增加,利润下降,反之亦然,富人或者公司往往选择如何避税,逃税或者选择一走了之,于是政府不得不把眼光再转向那些留下来的富人与公司,直至最后一个富人。

显然,资本主义危机不是经济发展中的危机,而是资本积累中的危机,或者讲是资本主义体系内一种反体系力量不断发展的结果,开始是市场赢了,反体系力量被压制,但是渐渐地我们发现反体系力量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力量,资本主义制度在存在了500年之后,第一次处于系统性危机中。那么,资本主义的终结意味什么呢?人类是否会进入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呢?还是将进入一个停滞与衰退以及动荡的过渡期?无疑,这是目前美国与西方社会陷入迷失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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