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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宇:权利的困惑与无奈

更新时间:2014-01-12 13:52:20
作者: 侯宇  

    

   【摘要】直面历史可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对我国历部宪法文本的研究,可让我们拨开迷雾、深入了解权保障阙失之所在及其原因。对历部宪法文本的解读可以看出,自清末立宪至今日之修宪活动,中国在宪法制定和人权入宪问题上,始终都未摆脱在功利主义支配下的政治实用主义的纠缠,权利的本来满目被遮掩,权利变成了权力的附庸和点缀与道具,人们对此充满了困惑与无奈。当下,为了解决政治实用主义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执政党要及时进行角色调整,要妥善处理政策与法律尤其是宪法与政策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人权保障;宪法文本;政治实用主义;政策与法律

  

   “法学的基本方法在于对法律文本的理解与阐释,而宪法学研究的出发点应当是对宪法文本的研究。对于中国宪法问题的解答,不应当是以政治学或者其他学科的原理进行的‘应然性’分析,而必须是对中国宪法文本的阐释与适用。任何学科在对宪法问题进行的研究中取得的进展,都必须通过宪法学对宪法文本的阐释才能在制度上落实,而任何与宪法相关的实践问题,也必须在宪法文本确立的宪法规范意涵的范围内予以解决。”[1]“假如人们要认真探索理解为什么当代法律和法律制度具有现在的形式,以及在当代社会中形成法律的过程是什么的话,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对象,‘现在’不能脱离‘过去’和‘未来’”。[2]因此,从《钦定宪法大纲》到1982年宪法的历部宪法文本出发,我们或许可以管窥出人权保障阙失之所在及其原因。

  

   一、历部宪法文本之直观比较

   首先,考察人权条款在各宪法文本中所占的比重

  

   由上表可以看出,我国历部宪法条文中国家权力配置始终占较大比重,而对基本人权的规定仅占很小的比例,总则和其它条款中的政策性规定也占据了不少内容,尤其是革命根据地时期中政策性规定几乎统领了整部宪法条文。传承革命根据地时期立宪经验,建国后的历部宪法中,政策性条款始终占据着较大的比例,远远超过基本人权条款所占的比例。

   接下来,考察人权条款在各宪法文本中的具体规定。历部宪法文本中基本权利规定的详情见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国历部宪法关于人权的规定波动很大,尤其是自革命根据地时期以来的人权立法几经波折。在整个中国宪政发展史上,我国立宪及人权立宪总体上呈现出鲜明政策性倾向。

  

   二、权利的困惑与无奈——对文本规定之解读

   1908年,清廷在内忧外困之中,迫不得已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如果清廷有力量,“则可以以无道行之,不必假立宪之虚名也”[20]。《钦定宪法大纲》仅仅是清王朝苟延残喘、维系其统治的无奈之举,因此,其中并没有规定人权的内容,而仅在附件中赋予了臣民最低限度的权利与自由。也正因如此,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在面临着覆亡的紧急关头,匆忙抛出《重大信条十九条》力图保住皇位,对人权问题自然只字不提。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在南北议和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立宪派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军阀势力,围绕着政权对权力的分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各方在人权问题并无异议。在此过程中,最初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采取的是总统制,后来资产阶级立宪派为了制约即将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而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1912年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确认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制度,借鉴了当时欧美对人权的规定,它对于民主、共和观念的确立和推动中国民主进程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了摆脱《临时约法》的制约,袁世凯于1913制订《天坛宪草》,后于1914《中华民国约法》,将内阁制改为总统制、强化中央集权。由于袁世凯认为:“制订宪法必须取消消极防御主义”[21],虽然人权条款基本延续《临时约法》的规定甚至在某些方面对人权的保障规定的更为具体,符合当时的世界潮流,但是人权条款自始是摆设、“争取民心”的道具,人权条款的内容从未落实。其后的《中华民国宪法》(1923)基本延续《中华民国约法》的规定,但是为了符合军阀割据的需要,《中华民国宪法》建立了地方自治制度。

   经历了“护法运动”、“护国运动”后,孙中山提出了著名的建国三时期的革命方略,而且提出“以俄为师”实行党治[22]。自此,以党治国的模式在中国落地生根,成为现代史上挥之不去的一道风景。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正式确立了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虽然人民享有诸多权利与自由,但是,“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之行使,由国民政府训导之”[23],人民从未享有真正的权利与自由,它们只是用来装点独裁统治的外衣。“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面对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还政于民的窘迫局面,于1936制订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在基本保留《训政时期约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同时,取消了对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所作的限制。然而,这部宪法也同样是用来装点门面,其最大功用是强化了总统独裁。随着抗日战争胜利,国共力量发生巨变,在各界压力之下,国民党于1946年召开政协会议商讨制定新宪法。《中华民国宪法》于1947年1月1日正式公布。这部宪法“已含有充之民主精神与实质,吾人果能充分实施,中国必克列于世界民主国家之林而无逊色”[24],但是,未及实施,它随着国民党的败退而在大陆终结。

   如果说,从清末至民国的人权立法的政策性倾向不足以说明当今人权立法问题的症结,那么,从根据时期的人权立法则足以说明个中的缘由,因为革命政权的产生、发展有其历史承继性和延续性。为了激发革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革命根据地所制订的历部宪法性文件都有极强的阶级性,但是这种阶级性随着斗争策略的需要而不断地变动。

   1931年后,“左倾”路线在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此时的斗争策略是强调反对资产阶级、富农。因而,1934年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旗帜鲜明地指出,只有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才能享有各种权利,而“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的分子,是没有选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25]“主张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并以实现土地国有为目的。”[26]“保障工农利益,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使劳动群众脱离资本主义的剥削,……宣布取消一切反革命统治时代的苛捐杂税。”[27]为了对抗国民党的统治,甚至主张“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的地域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添加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创建自己的自治区域。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自主。”[28]此阶段对人权的保障规定极为简洁,但是阶级性鲜明、有时甚至出现极端倾向。

   抗日战争爆发后,如何最大限度地争取民众的支持、积蓄力量,调动抗日积极性,成为边区民主政权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保障人权只作为相对于武装抗敌的一种重要辅助斗争形式,其目的是揭露日本强盗和国民党反动派摧残人权的罪行,团结抗日力量。“抗日高于一切,民主民生均在其次。”[29]为此,必须保障全国人民除汉奸外,都有抗日救国的言论、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战的自由,必须“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方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信仰的自由权”。[30]于是1941年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1946年《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都宣布,陕甘宁边区政府保障一切抗日人民(包括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的自由。边区还突出强调保护地主、富农、资本家的人权,明确规定凡因反对边区逃亡在外者,返回边区自愿遵守法令,一律既往不咎,并受法律保护。[31]边区政府还鼓励发展经济,甚至允许边区和国统区进行调剂贸易等[32]。由于边区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封锁而面临着物质匮乏的艰难处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一改《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所确立的8小时工作制,而采取10小时工作制。

   由于建国初期,政权还不稳定,《共同纲领》在序言中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共同纲领》中多是关于经济、文化等政策性的规定,而对人权的规定分散、条文不多且多概括性规定。此时,而且全国正处于恢复重建时期,同资本家斗争的罢工权自然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政权相对稳定后,在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是否需要制定宪法问题上,中央存在分歧。后来,斯大林建议中国尽快进行全民选举和制定宪法,因为“你们不制定宪法,不进行选举,敌人可以利用两种方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一是说你们的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而是说你们的国家没有宪法。”[33]“所以,为了发扬民主,加强经济建设,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要办选举,搞宪法。”[34]因此,从1954年宪法的制定,政治功利主义倾向就十分明显。这部宪法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35]。1954年宪法首次明确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前提,成为后续宪法序言的标准叙述。小资产阶级已不再受到保护,“在过渡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在国民经济中还有重要的作用”,“在政治上也有一定的地位”。[36]由于工人阶级的领导阶级地位已牢固确立,于是,罢工权正式从1954年宪法中消失了。虽然1954年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规定较为详尽、周全,成为其后的82年宪法的蓝本,但是,这部宪法颁布后的几个月便开始社会主义改造,随之而来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社会变革使宪法形同虚设,它事实上几乎没有发挥作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从1958年1月9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开始,户籍政策的实施使居住、迁徙自由中国公民基本权利的范畴中消失。[37]

1975年宪法是文革的产物,它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它将公民的权利由1954年宪法的13条削减为2条,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上一律平等”的原则和国家对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的保障性规定。但是,为了如火如荼的文革的需要,罢工权重现在1975年宪法中。1978年宪法是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后制定的,它仍未摆脱“左”的错误思想、未能彻底纠正文革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由于国家已结束了文革时期采取武斗等错误的阶级斗争政策,因工人阶级国家的主人、劳动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其义务,罢工权再次从1978年宪法中消失,也自此从以后的历部宪法中销声匿迹了。虽然1978年宪法对公民的权利的规定由大幅进步,但是,它仍然没有恢复“公民在法律面上一律平等”的原则,仍保留了文革时摧残人权的“群众专政”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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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金陵法律评论》2012年秋季卷(总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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